我没有“马上行动”。极度的恐慌让我精疲力竭又心烦意乱。我没有能力“马上行动”。“你已经卷入了这个犯罪集团的活动”……公安机关掌握的这一情况不要说对一个有将近四十年教龄的老教师，一个从青春期开始就视“清白”为生命的老先进，就是对一个没有任何追求的普通人，也是灾难性的打击。我想到了“晚节不保”这个词。我想起了一些“晚节不保”的人，那是我极为鄙弃的一类人。我自己怎么也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这是荒谬绝伦的灾难。这是荒谬绝伦的转变。我知道，哪怕顾警官最后能够证明我的无辜，我也休想彻底洗净自己身上的污垢。我一生中见到过太多这样的例子了。许多事情到了要解释的时候就已经解释不清了。我精疲力竭又心烦意乱。
我必须尽快从这种恶劣的状态中挣脱出来。因为接下来还有一场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的恶战，我需要有高度清晰的头脑和极为饱满的体力才可能赢得最后的胜利。解放前夕，作为进步学生，我参加过一些由地下党组织的革命活动。我记得活动的组织者也总是强调我们需要与敌人斗智斗勇。那已经是六十多年以前的事情了。时间过得真快。那时候，我还刚进高中，我对未来还充满了信心。现在，我不仅没有未来了，我也没有信心了。我对自己的大便都没有信心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种状况下，我的心理还会要遭遇灾难性的打击。万一转账不成怎么办？我想问，又不敢问。顾警官说过，我的存款随时都有可能会被犯罪分子划走。这当然是可怕的损失。但是与暴露目标相比，这也许算不得什么。暴露了目标会影响公安机关的侦破行动，更会影响到公安机关对我的看法。这些都是我无法承受的后果啊。
我从沙发上站起来的时候，房颤的典型症状又出现了。我稍微停了一下，等感觉稳定一点才慢慢移动脚步。动作一定不能太快太急，我提醒自己，尤其是要避免摔倒。现在任何的意外都会给犯罪分子提供机会，都会让我们失去机会。这一点即使顾警官不说，我自己也非常清楚。接下来的恶战是对我的考验。它也应该是对我最大的考验和最后的考验。我一生从来没有与犯罪分子展开过直接和正面的交锋。这是最严峻的考验。它考验的不仅是我的心理，还有我的身体。我的身体……我从来就没有完全健康过的身体。二十多年前，在一次例行的体检中，医生诊断我患有糖尿病（幸亏是非胰岛素依赖型）。这是我的身体开始腐朽的重要标志。而在这之前，困扰我的主要是心脏方面的问题。我的心律不齐最早是被我母亲发现的。尽管我们家族中那位德高望重的中医安慰我母亲说，儿童的心律不齐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自动消失，不需要过于在意，我母亲还是特别在意。她从来都不允许我做剧烈的运动。她经常逼着我吃补血的食品和中药（我记得家里每次蒸鸡的时候，她都会要求厨师放上当归和枸杞）。进入青春期之后，心律不齐的症状果然就自动消失了，稍微激烈一点的运动也不会让我感到特别的不适。我当然还是比较小心谨慎，但是我不会像从前那样过虑和紧张。直到我退休之前，情况都完全正常。我跟我的同事们谈起我心脏不好，他们都不会相信。可是退休之后，我又经常能够感觉到一些与心脏有关的症状了。最近这十多年里，心脏方面的问题更是变得非常突出。根据医生的诊断，我现在患有阵发性房颤。发作的时候，我能够清楚地感觉到心血管的那种快速而不协调的栗动，接着心悸、气短、心前区的不适以及忧虑不安等等症状就会同时出现。医生警告我要特别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房颤发作之后有可能会导致晕眩，甚至休克。医生还给过我一个百分比，说明房颤患者中风的可能性非常之大。医生的警告在我心中留下了一道很长的阴影。我现在经常梦见自己突然中风摔倒在客厅地板上的情景……刹那间，我的“空巢”就变成了连我自己都容不下的“空巢”。
我慢慢地走近洗手间。我吃力地推开已经不太灵活的玻璃门。在出门之前，我需要完成一天中最关键也是最痛苦的生活程序。已经不记得有多少年了，进洗手间成了我沉重的精神负担。我总是担心自己会在马桶上白坐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而我的担心很容易就会变成难堪又痛苦的现实。一年之中，我心满意足地从洗手间里面走出来的日子越来越少了，就像一年之中没有雾霾的日子越来越少了一样。我不理解便秘为什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自从糖尿病被检查出来之后，我对饮食特别注意：青菜吃得多，荤菜吃得少，主食都是医生推荐的健脾的五谷杂粮，量更是严格控制。这样的饮食结构应该是很利于消化和排泄的。为什么便秘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有时候，我会觉得便秘是一种遗传病。我母亲到了八十岁以后也有便秘的问题。那时候看着她在马桶上坐很长的时间不起来，我会有点不大耐烦。现在，轮到我自己了……我变得更加不耐烦了。我从来没有就便秘是否遗传的问题咨询过医生。我不需要科学的支持，更不想被科学否定。这些年来，我经常会冒出一些悲观和阴暗的想法。比如我会想，一代一代人活着其实就是为了让疾病和痛苦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传承下去。这些悲观和阴暗的想法也许就是“空巢”生活的一种印迹吧。
在现在这种状况下，我更不可能有任何的奢望。现在除了那种传统的精神负担之外，我还承受着不断升级的恐慌：对已经卷入犯罪集团活动的恐慌，对生命和财产受到犯罪分子威胁的恐慌，对与犯罪分子进行斗争的恐慌……对这已经被恐慌屏蔽的身体我还能有什么奢望呢？而且我不可能在马桶上坐很久，一场恶战正在等着我，我要“马上行动”。我慢慢地坐到了马桶上。我需要完成这一道关键的生活程序，哪怕我不可能有任何的“完成”。更重要的是，我需要利用这一道生活程序来让自己平静下来，来稳定自己的情绪。我必须尽快摆脱精疲力竭又心烦意乱的恶劣状况，否则我不可能赢得这场迫在眉睫的恶战。
从前，我总是教育那些处于青春期的学生们要有“自知之明”。现在我知道，“自知之明”不是一种智力的境界，而是一种生理的状况。人不到疾病缠身的年纪，根本就不可能有对身体的“自知之明”。我现在对自己的身体已经有高度的“自知之明”。我尤其懂得身体各项指标稳定的重要性：血糖要稳定，血压要稳定，心律要稳定……按照住在十五层的邻居老范的说法，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每天要做的就是自身的“维稳”。而各项指标稳定的集中表现就是情绪的稳定。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矛盾转化的说法，因为公安局刑侦大队的电话，在我生活中长期居于主要矛盾地位的便秘现在已经转化成为次要矛盾。现在的主要矛盾是这场迫在眉睫的恶战。没有稳定的情绪，我绝对不可能赢得这场恶战。
我没有关上洗手间的门。过去我总是指责我丈夫和我儿子上洗手间的时候不关门。现在，我自己也已经习惯了敞开门上洗手间，甚至应该说现在我自己上洗手间的时候“必须”敞开门。不敞开洗手间的门，我就立刻会感觉头晕、胸闷和呼吸困难，我就立刻会烦躁不安。有一次我与我妹妹谈起这种已经能够引起条件反射的习惯，我说报纸上经常介绍开放式的厨房，而我最想要的却是开放式的洗手间。这种对洗手间开放的要求是我自己这些年来不愿意长时间呆在外面的原因，因为我不可能在任何其他地方享受到“空巢”给予我的这种特殊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又成了一种奴役。这可能就是生活的辩证法吧。
敞开洗手间的门，我不仅有流通的空气，还会有纵深的透视。具体地说，坐在马桶上我就可以看见正前方的沙发和客厅里的其他一些摆设。这是我已经习以为常的视角。这是我已经习以为常的“看见”。我随意地抬起头。我没有想到，我的视线突然会好像遭受了异化的扭曲和羞辱。我知道我的沙发已经不再是两个小时以前的沙发了。我刚才坐在那里，接到了第一个从公安局打来的电话，我一生中的第一个。那个电话让我知道我已经不再是两个小时以前那个我认识的我了。我已经变成了一个“晚节不保”的人。我已经变成了我自己的陌生人。我的右手抽搐了一下。对自己的陌生让我痛苦和羞愧。我低下了头。我想回到两个小时以前的世界里去……不知道过了多久，一阵熟悉的脚步声出现在我受伤的感觉之中。它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它最后停下来了，停在了我的呼吸好像都能够触到的地方。我不安地抬起头。我看见了我母亲，她像从前那样坐在沙发的角落上。
“这是为什么？”我充满羞愧地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不要问我现在的事情。”我母亲说，“我不可能知道现在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我沮丧地说，“但是……”
“不要责备自己。”我母亲说，“永远都不要责备自己。”
“你会责备我吗？”我问。
“我从来都没有责备过你，你知道的。”我母亲说，“就连那些年我都没有责备过你。”
“那些年”……我不希望她提到“那些年”。那是从我女儿出生的前夕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间的“那些年”。那是我与他们划清界限的“那些年”。那是我不去看他们也不允许他们来看我的“那些年”。“我的孩子们现在也不回来了。”我说，“我现在是一个‘空巢’老人。”我的声音充满了懊悔和无奈。
“这其实不是现在。”我母亲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我母亲苦笑了一下。“还记得你的疯舅舅吗？”她问。
“当然记得。”我说。哪怕忘记了所有的人，我也不会忘记我的疯舅舅。“我还记得你举着竹竿追着打他的场面。”我接着说。
“你还记得？！”我母亲说，好像不太相信。
“那应该是我最早的记忆了。”我说，“我记得你是真的生气了。”
“我没有想到你还记得。”我母亲说。
“我记得他躲回到自己的小屋子里去之后，你还气得用竹竿在他的门上捅了几下。”我说。
“那是一九三七年的夏天，是七七事变之前。”我母亲说，“我每年那时候都带你去你外婆家。”
“就是说我还不到四岁？！”我说。我有点奇怪那个场面出现得那么早。
“是啊，还不到四岁。”我母亲说，“可是那天你就像一个小大人一样，坐在堂屋的门槛上，翻动着你外公订阅的《申报》。”
“这我可一点都不记得了。”我说。
“我记得很清楚。我正准备晾晒你那两件碎花的小衣服。”我母亲说，“我现在还能听到那好像永远都不会间断的蝉鸣声，还有从你外婆房间里传来的断断续续的古筝声……我记得很清楚。”我母亲将一直放在沙发上的左手放到了扶着拐杖的右手上。“这时候，你的疯舅舅出现了……他就像是那座大宅院里的一个幽灵。他就像是我们生活中的幽灵。他的双手总是背在身后。他的手上总是拿着他用削得很整齐的竹片做的小房子。”我母亲说，“他走到你的跟前。你一点都不怕他。其他的孩子都很怕他，可是你一点都不怕他。这一直让我觉得很奇怪。他问你在干什么。你很认真地回答说‘看报’。你那认真的样子把周围的人都逗笑了。但是你疯舅舅没有笑。他一把抢过你手里的报纸，说报纸不能看，报纸上的话都是假话，报纸是骗子。”
“我一点都不记得了。”我说。
“你气鼓鼓地盯着他，一点也不怕。”我母亲说。
“我真是一点都不记得了。”我说。
“我骂了他。我要他不要缠着你。”我母亲说，“可是他没有理睬我。他弯腰将手上的小房子递给你。他说那是一个‘空巢’。他说那就是你将来的家。接着，他做了一个很吓人的表情，他把你吓哭了。”
“他说‘空巢’？”我以为我听错了那个词。
“是的。”我母亲说。
“我还以为‘空巢’是刚刚时髦起来的新词呢。”我说。
“不是。”我母亲说，“对你不是。对我们不是。对你疯舅舅更不是。”
“我真是一点都不记得了。”我说。
“你还是没有怕。你问他怎么会知道那就是你将来的家。”我母亲说，“他说他是疯子，疯子什么都知道。我又骂了他。他还是没有理睬我。他说他还知道你将来的头发会要掉光，牙齿会要掉光，记忆会要掉光。”
“我气坏了，操起用来给你晒衣服的竹竿朝他扑打过去。”我母亲说，“这就是你记得的了。”
我低下了头。那散发着田园风味和家庭气息的场面又重新出现在我的头顶上。我很感激我母亲，感激她的记忆没有掉光，感激她将我带到了用来命名我现在的身份和生活的那个词的源头。我母亲始终没有看着我。她好像不知道自己正在与我说话。她好像只是我在极度的恐慌之中出现的幻觉。重新抬起头的时候，我已经看不到我母亲模糊的侧影了。我继续固执地盯着让我感觉陌生的沙发。五年前，我母亲就是坐在沙发上去世的。当时我们正在一起看一部很流行的韩国电视剧。她突然打了一个很响的嗝，然后就断气了。这五年之中，我经常梦见她。尤其在早上快醒来的时候，我会做许多稀奇古怪的梦，我母亲就经常出现在那些梦里。我们会在梦里交谈，就像刚才那样。但是，我从来没有在大白天“看见”过她。我妹妹“看见”过她很多次。每次她都会来电话告诉我，每次我都不相信，都会笑她“活见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