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安在理智方面的发展终究没能得到她父亲的赞许。当她不再去教堂后，她父亲就将她送到哥哥家里。她哭泣着据理力争。她在这里阅读华兹华斯和斯宾诺莎的著作，她才思敏捷，能言善辩，常常弄得神父们张口结舌，下不了台。她认为神学无关紧要，重要的道德和善行。布雷兄妹成了她的良师益友。通过他们，她认识了一位中年德国学者布拉班特博士，并替代了他女儿的角色，成为他的良伴。布拉班特似乎是那样的痴情，因为他和玛丽安整日价难舍难分，尽管他已经是六十有二，而玛丽安却年仅二十五岁。他们一起散步，她沐浴在他的智慧的阳光下。在写给布雷兄妹的信中，玛丽安说她找到了一位情投意合的情人。布拉班特的妻子对这事起了疑心，于是玛丽安被送回了家。
后来她受人之托，翻译一部重要的德文著作——D·F·斯特劳斯的《耶稣传》。为了领悟作者的渊博学识，她开始自学希腊语、拉丁语、法语和意大利语。这时她已经对离婚持赞许态度，不过她仍未能找到一位能够满足她的需求的意中人。由于除了照料她那现已患病的父亲，她终日孜孜不倦地埋头于斯特劳斯那一千五百页的巨著，这位长着一张马脸、可怜而又多愁善感的玛丽安·伊文思似乎可望成为一个学问渊博的老处女了。她十分赞赏乔治·桑关于****方面的描述。她于1848年与爱默生会晤时说，她印象最深的书是卢梭的《忏悔录》，爱默生听了又惊又喜。少女产都成了玛丽安的信徒，抛弃原先的信仰，跟着她离经叛道。她三十岁时失去了父亲。尽管她与父亲有着分岐，后者甚至认为她是一个丧失了理智的人，但她仍然尽心尽意地护理病人达十年之久。现在她无牵无挂了。她与布雷兄妹一起到欧洲度假，布雷兄妹回去后她独自留在瑞士，想独自清静一下。在她为父亲尽义务的十年中，她一直忍受着头痛病的折磨，最后形成了严重的心理障碍，留下了终身的后遗症。
不久她就过腻了这种寄宿生活，对萍水相逢的人际交往也不再有兴趣。她返回了英国继续她的文学生涯。正好她几年前认识的一个出版商约翰·查普曼需要一名助手，因为他当时正准备买下《威斯敏斯特评记》杂志。他意识到玛丽安在欧洲文学方面的深厚造诣将会对他很有用处。查普曼是当时激进主义运动中的一个见解偏颇的奇怪角色。他有一种拜伦式的美，并且总受穿拜伦式的敞领服。他想成为知识界领导层中的一员。他是个进化论者，反对一夫一妻制。其实他可以说是维多利亚式的追逐女人的老手。他那相貌平平的妻子苏珊娜给他带来了足以买下一个出版公司的金钱，并替他生了三个孩子。结婚后的第十年，也就是1851年，她得了几种老年病，如坐骨神经痛、头痛等。查普曼喜欢邀请那些很有才气、而他又很可能用得着的年轻女子住到他家里。女小说家伊丽莎·林恩就是其中最早的一位。他向她求爱，但不清楚是否如愿以偿，因为日后林恩曾以轻蔑的口吻谈论他。
当玛丽安应邀到他家时，他的家庭成员中还包括了他孩子的家庭教师、年轻漂亮的伊丽莎白·蒂拉，她当时正与查普曼打得火热。才华横溢的玛丽安·伊文恩介入他的家庭小圈子后，终于也被查普曼弄得神魂颠倒。当时见到她的伊丽莎白·林恩说她衣着不整、一副邋里邋遢的样子，两手交叉在胸前活象一只大袋鼠。玛丽安很快就成为查普曼的一名得力编辑。而伊丽莎白天生就不是查普曼知识上的志同道合者。她对玛丽安充满妒意，她挑起了女主人对玛丽安的敌意。她们似乎事先就达成了默契，合力对付玛丽安。这以后，她们之间的争吵在查普曼的日记里都有如实的记录。查普曼常去玛丽安的房间，给她上德语课，听她弹奏莫扎特的曲子，可他妻子坚持认为莫扎特的曲子完全可以在客厅里弹奏。
显然，在玛丽安与查普曼之间仍然继续保持着某种程度上的合作。不过，查普曼在他的日记坦率法承认，在三个女人中，伊丽莎白是他唯一愿意与之同床共枕的女人。他为自己成为她们争风吃酷的对象而感到春风得意。伊丽莎白·林恩的一部小说使这个喜剧增色不少，在查普曼看来，这部小说的趣味性过于浓郁，于是他让三个女人都读一下小说中有关爱情的情节。查普曼的妻子与伊丽莎白破天荒地在她们的分岐中取得了一致的看法。查普曼与玛丽安喋喋不休地向伊丽莎白发动攻势，要她作些修改，遭到了她的拒绝。查普曼在日记中写道：“我是一个专门出版以理性自由著称的著作的出版商，我的责任是要特别关注我所出版的所有著作的道德倾向。”事后，查普曼家里的另外两个女人联合了起来将玛丽安撵了出去。
当查普曼与她告别时，她问他对自己有什么看法。他说自己对她有着不同于对另外两个女人的感情。当火车载着她回卡文特雷去时，她不禁潸然泪下。我们很难弄清玛丽安究竟怎样看待自己的所作所为，也许这一切都能够从精神上找到合理的解释，就象乔治·桑与吕西恩以及她丈夫之间的关系被看作是柏拉图式的三角关系一样。
查普曼终于买下了《威斯敏斯特评论》杂志，这时他非常需要玛丽安的帮助。他与她多次通信，并与她的情敌反复协商以后，与玛丽安举行了“严肃而神圣的宣誓”，这对查普曼来说是件易事，因为这位女编辑是如此单纯。但对可怜的玛丽安来说，则无疑会使她的头痛病发作得更加频繁。回到查普曼家里后，她旋即着手进行工作，她负责杂志的外国书评工作，并且写些文章。。三个女人仍在没完没了地争吵，直到玛丽安与查普曼手下的一位作者赫伯特·斯宾塞相识为止。这位长着络腮胡子、身材颀长、、有点神经质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对玛丽安的出众才华钦佩得五体投地。他们时时刻刻形影不离，朋友们颇感纳闷，不知他们是否已经订婚。斯宾塞看上去并不具有不同凡响的男子汉气概，他认为自己并不属于那种能适应婚姻生活的类型。他们商妥共同否认彼此正在相爱，或者，至少是玛丽安被说服同意否认这一点。幸亏斯宾塞处理得当，此事在查普曼家中平息了下去。查普曼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他希望仍将斯宾塞保留在他的作者名单里。
玛丽安成了《威斯敏斯特评论》的权力宝座幕后的中坚人物，她亲眼看到它声誉鹊起，成为一个不同凡响的文学杂志。其时她与斯宾塞在哲学方面的合作已经有好几年了。她的头痛病依然如故。
每当斯宾塞登门拜访玛丽安时，他总喜欢携乔治·亨利·刘易斯一同前往。这时玛丽安已经自己拥有住宅。刘易斯是个天资聪颖的本地记者，《领导者》杂志的编辑，此人非常活跃，十分诙谐幽默。他出身于一个戏剧之家，当过演员，也曾是一个没有什么建树的剧作家，但他写的戏剧评论却是当时别人难以企及的。虽然刘易斯在男性统治的文学界还能被人们所接受，但他那放荡不羁的私生活却颇受传统习俗的非议。他与妻子以及其他四对夫妻参加了一个所谓“自由恋爱的”实验，这种实验是基于戈德温、雪莱和傅立叶的理论上的。这群人包括了他的合作编辑桑顿·亨特以及亨特的两个未婚的小姨子。这样胡搅的结果是刘易斯的妻子与桑顿·亨特生了两个孩子。刘易斯与亨特在工作上仍然保持着友好合作，但却疏远了自己的妻子，并且因为这种男盗女娼的行为而臭名昭著。他体质衰弱，有着与玛丽安相似的头痛病。1853年的一个夜晚，斯宾塞起身出门以后，刘易斯留了下来，他向愿为他分优的玛丽安倾述了自己所有的烦恼。此时此刻，玛丽安才终于找到了一个需要自己而自己又可以信赖的男人。
这时玛丽安正在翻译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所著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这本书使她相信，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刘易斯的婚姻易然就是如此。只是由于他自己在寻花问柳，而不便离婚，他妻子也不想和他离婚。刘易斯因操劳过度病倒了，玛丽安一边照顾他，一边替他撰写社论文章，并试图让她的朋友们了解他的美德。奥古斯特·孔德的哲学以及费尔巴哈的理论使玛丽安最终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她与刘易斯于1854年离开英国而前往德国，当时她35岁，刘易斯36岁，彼此都能使对方的需要得到满足。刘易斯日渐强壮，可以正常工作了。玛丽安代他这样写道：“我已恢复了健康，身体状态甚佳，我重新获得了学习的动力，尽管年纪已不轻，头发也已灰白了。”
绝大多数的朋友因他们这种伤风败俗的举动而与他们疏远了。玛丽安那思想保守的兄弟与她永远绝交了。甚至连布雷兄妹也未再给她写信。尽管这对离经叛道的未婚夫妇客居欧洲大陆，十分孤立，但他们却以自己的生活方式过得很幸福。他们彼此读书给对方听，刘易斯有时还唱起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中的咏叹调，以此来打发漫漫长夜。刘易斯写完了《歌德传》这本畅销书。他们后来回到了英国，并恢复了与斯宾塞、查尔斯·布雷甚至伊丽莎白·林恩的关系。伊丽莎白·林恩说玛丽安的气色非常好。卡洛琳·布雷与他们恢复了通信，但她觉得难以在感情上接受这种“未婚夫妻”的事实。玛丽安给她写了封信，用高傲的口吻说，“即使我们对婚姻法的看法不同，我至少可以相信你们坚持了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东西，但我却不明白，你们头脑中有什么东西阻止你们相信我也同样可以这样做。”这与乔治·桑如出一辙，桑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因为她的上帝认可了她的做法。玛丽安认为自己是合乎道德并且是完全有道理的。
刘易斯毫无保留地崇拜着玛丽安，这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男性中是没有先例的。他觉得是玛丽安拯救了自己，而自己却未能竭尽全力为玛丽安做些什么。这时他开始猜想玛丽安可能会有写小说的才能。在他的鼓励和帮助下，玛丽安写了《牧师生活即景》的故事集，这些故事于1858年首次发表在《黑擅》杂志上。由于她的名声也许会影响到她的成果被人们接受的程度，同时也由于她和桑一样，要与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抗争，她给自己起了一个部分借自于她的情人的笔名——乔治·艾略特。这本书写得很成功，至于作者到底是谁则诸说纷坛，莫衷一是。一个毫无名气的平庸神父的名字经常被人们提及。直到后来谜底被揭开了，一个团体还在偏袒那个神父，甚至抱怨他没有拿到版税。
玛丽安和刘易斯不得不卖力苦干，因为刘易斯还要负担自己的发妻和两群孩子，其中一群是他自己的后代。他们还不得不忍受着头痛病复发的折磨。不知是什么缘故，他俩一直交替着犯病。
乔治·艾略特正在创作《亚当·比德》。她逐章逐节地念给刘易斯听，每当念到哀婉动人之处，他就不禁热泪纵横。当她完成了激动人心的篇章时，刘易斯情不自禁地扑过去吻她。可悲的是，由于刘易斯富有幽默感，他常常被那些吹毛求疵者看作是一个“粗俗的”人，其实他的忠诚和宽容都是很值得赞赏的。他总是乐于支持和鼓励乔治·艾略特，对她的功成名就从无丝毫妒意，《亚当·比德》一书的畅销使她顷刻之间一举成名。刘易斯继续****的新闻工作，他对玛丽安的才华感到由衷的高兴和钦佩，虽然他自己并不具备这方面的才能。尽管他既非乔叟，亦非莎士比亚，但他在处理与自己所钟情的女人的关系方面，确实已具有一种超越传统敌意的见识。
据伊丽莎白·林恩之见，乔治·艾略特终于成了一尊庄严的道德女神。在未婚同居的23年中，她写了一本又一本的书。书中的主要人物坚定地支撑着她的道德规范。她赢得了狄更斯、特罗洛普和威尔基·柯林斯的友谊。刘易斯开始称她为“圣母”。她的一些精辟论述被收在一个集子里。她甚至受到了维多利亚女皇的女儿路易丝公主的接见。但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她并不能得到人们彻底的宽恕。在她有一次应邀前往剑桥大学时，吉尔顿学院的女院长就不肯会见她。
这样，这两位出类拔萃的女性，乔治·桑和乔治·艾略特，在与她们的民族背景保持一致的同时，坚决表明了她们反对男性歧视的主张，并且用她们的创造性成就证实了自己的观点。
美国人维多利亚·克兰富林·伍德哈尔生于1838年，她与前两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她出身于俄亥俄州荷马城的一个边远地区的半文盲家庭，她早年的生活是浑浑噩噩的。她母亲发疯似地卷入复兴论者的会议中，她父亲似乎是个骗子。在40年代，美国的加尔文派分崩离析，急剧地分裂出一个个狂热的异端教派，激进的社会理论以及随心所欲的实验也应运而生。唯灵论、复兴论以及催眠术常常与自由恋爱交织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