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学术院长将仔细审阅来自系里的案例。如果院长没有反对意见，就组织特定委员会讨论。入选的学者也可能有两位，以防首选学者谢绝聘任。此前，所有的信息都是保密的。一旦文理学院决定接受系里的提名，那么系里将和入选的学者取得联系。最后入选的学者将安排来访哈佛，和院长及系里的同事见面。3、4月份通常是邀请入选学者来做校访的时间，系里资深的教授还会受邀和入选的学者共进晚餐。
最后的聘任决定达成之后，诸如薪水过低，夫妻分居无法解决，学术假长短和时间的安排等问题，通过协商一般都会达成共识。哈佛难以直接聘任本校的助理教授和副教授担任终身教授一职的另一原因是为了防止“近亲繁殖”，打破门户之见。像国内经常出现的在同一所大学得到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而且留校聘任为讲师，然后晋升为副教授直至教授的做法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内很少见到。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对教师的评估是晋升终身教授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哈佛规定，学生超过五位的每一门课程都需要经过学生做教学评估。评估涉及到课程的方方面面，从阅读量到考试的难易程度，从任课教师讲座的明晰度到助教对学生提问解答的快慢等等。这一教学评估对下一年修课的学生起着极大的引导作用。对任课教师教学内容的评估和助教的有差别。对任课教师及其课程的评估内容包括阅读材料（材料的选择、阅读量是否适中、阅读和讲座的关联等等）、网页的使用、分量、难易程度、竞争性、进度、是否能调动学生求学的积极性、布置的作业是否和平时讨论的主题和期末考试内容相关等等。对助教的评估包括某助教的优点和弱点；是否向其他同学推荐这门课等。这种评估既实际又牵涉到有关教学效果的具体反馈。其他大学也采用多种形式对本科教学进行评估。比如波士顿大学对教授的教学评估表上就列有如下问题：任课教师的教学热情、解释各类概念的明晰度、是否采取有效措施激发学生的求学热情、课外是否能花足够的时间给学生辅导和解答问题、是否公平打分等。如果琢磨评估的每个方面，我们对美国大学的教师不由产生同情。学生愿不愿学，学习成效如何，期末成绩好坏责任不全在老师，难怪有那么几位年长的教授从来不把学生评估表上的议论当一回事儿。但是，无疑，我们也不能全盘否定这一制度对教师的监督和维持较高的教学水准的作用。
而对助理教授来讲，优异的教学记录、友好的师生关系以及有效的教学方式自然会在5年以后晋升终身教授的决定中起到不小作用，学生们可以向评审委员会直接提出自己的看法。
虽然资深教授开的课也同样受到学生的评估，但实际上，评估结果对资深教授的影响并不大。作为手持“铁饭碗”多年的老教授来讲，上课的效果好坏是其次的，他所建立的学术成就和声望倒是更为人们所注目。曲高和寡也许能解释一些资深教授的课程难以被刚入校门的本科生接受的现象。
由于人文学科具有难以量化的特点，如何评估人文学者及其学术成就就自然而然成为一个问题。哈佛大学有学生评介教师的制度，同时也实行同行之间互评的办法，它被认为是评估人文学科和人文学者最有效的办法之一。一个最为生动的例子就是哈佛哲学系的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教授，《正义论》的作者。他十年内虽然有很多演讲稿，但是发表的著作极少。通常在一所大学任教，如果10年没有成果，那么教员不仅不能加薪，而且还不能晋升为终身教授。
但是他的同事说，虽然自己出了10本书，但是罗尔斯的《正义论》一出，他的10本书顿时黯然无光。学术界、知识界和文化界的评介标准不能量化，其形成比较难，但是依靠同行评估会慢慢形成。这种同行评估依靠的是公信度，虽然它不可能完全客观。
显而易见，这是一套非常繁琐、严格的评估和决定的过程，花上三四年的时间聘定一位教授是司空见惯的。由于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有的终身教职得等上10年才能聘到合适的人选。比如，和我的学业密切相关的藏学教授花了五六年的时间才最终选定。约瑟夫·弗莱泽教授过世后，中亚和中国关系史一职先后经过将近20年才最终聘定了终身教授。
职业的选择
2001年，我一完成博士论文，就在哈佛燕京学社工作，担任杜维明教授的研究助理。这开始了我和哈佛燕京学社的不解之缘。虽然事务繁琐，但是我确实需要一段时间，踏踏实实地做些实事。
在哈佛燕京学社工作已有一段时间，依然未了却做教授、当学者的愿望。
2002年，有机会到威尔斯里学院担任中国通史一课的兼职老师。除了在哈佛燕京学社上班之外，每周两次，我搭乘麻省理工学院———威尔斯里的校车去上课。积累了上课经验的同时，行色匆匆中倒也领略了不少威尔斯里美丽别致的校园风光。2003年我在波士顿大学历史系兼职，同样上的是中国通史，亲身体验了在美国大学单枪匹马教大学生的感受。
转眼到了2004年，虽然已是初春时节，但是波士顿地区依然裹挟在冬日的冷风酷寒之中。3月初从中南部阳光遍地的阿肯色州小石城结束校访，回到波士顿，心里翻腾着淡淡的期待，而又夹杂着难言的失落。
阿肯色州坐落在美国中南部，本来并不起眼的首府小石城由于克林顿而闻名。完成校访之后，这一学院的院长送我到小石城机场。车上，他问，如果我们希望进一步考虑你的候选资格，你觉得如何？通过一次次的面谈和校访，我开始学会如何以专业化的求职语言交谈。我回答，我当然很感兴趣，不过有几个因素，不得不做慎重考虑。这毕竟不是一个人的决定，关系到一家人。一小时之后，我们到了机场。当院长帮我把行李从车上卸下来时，又具体问到可能会有哪些因素，我照样如实告知。他非常友好地说，希望我回去以后，能够好好考虑来这里的机会，并且说明这里的评审委员会很快就会对几位候选人进行比较、讨论，一周内肯定会给我答复。
第二天，收到了阿肯色中部大学优等生学院（Honors College）院长的电话，他给了我正式的终身教职的工作聘任。在接着的两周内，我面临了根本意想不到的选择：是接收院长的聘任全家迁居南方的阿肯色州开始教职，还是继续留在哈佛大学工作。自从毕业以后，半推半就申请各类教职，这一次是最认真的。可是事到临头，心里还是犹豫不定。
思前想后整整有两周。晚上在家想到担任教职的种种优越之处，甚至都在网上查找跨州搬家公司的信息，但是清晨穿过哈佛广场和哈佛校园时，如此熟悉的场景立即勾起十多年积累的对剑桥和波士顿新英格兰地区的留恋。四季分明的校园，浓郁的人文气息和悠久的历史沉淀而成的深厚底蕴，使人驻足流连。
我想了很多，在英、美学习和生活的15年中，从来没有想过这么多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随着这一选择而浮到表层。自己的职业方向的选择，孩子的教育，丈夫的职业，东北与南方迥然不同的文化和政治环境，将来发展的机会和生活风格等等，再次面临教书和从事学术行政的选择时，我还是看到了山外之山。
求学路漫长，多少次遇到岔路口时，要么能明智地做出选择，要么能绕将过去。
这次再次面对岔路口，看来真的得由自己选择，决定该走哪条路了。
波士顿是美国历史、文化和教育中心，在这儿生活了12年之后离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这里有很多就职的机会，但是像波士顿大学，或是较好的本科学院一旦有空缺，许多较为资深的学者都来申请，人才济济，竞争很激烈。
况且即使得到一个助理教授的职位，五至七年之后马上又担心晋升的问题。一旦没有得到终身教职就得重新寻求，以求东山再起。高不成，低不就是人文学科的博士毕业之后面临的一大就业问题，我就处于这一困境之中。
近年来，人文学科的博士从事非纯学术工作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在非学术部门寻求职业、发挥多方潜能的哈佛博士越来越多。15或20年以前，一位常春藤大学毕业的文科博士彻底离开学术界而改弦易辙是领域内的学者们难以想象的事。本来一位研究生经过常年的训练和研究，取得博士学位之后，毫无疑问应该从事专业的教职和研究工作，而这一选择并非易事。美国人文学科的博士的获得是很艰难的，对国际学生尤其如此，而对女性的挑战更有所加。通常，常春藤高校毕业的博士求职进入二、三流的学校比较容易，但是晋升到一流高校就难了。
职业的移动性和生活的变更是美国社会常人，尤其是年轻人比较容易接受的事实，但是已有家室的学者，其实并不能承受经常过大的变更和迁移。这样一来，为了协调生活的方方面面，转向非纯学术部门的职业吸引了越来越多人文学博士，甚至理工科的博士也不乏改行的。
博士进入非学术领域纯属失败者（“afailed Ph.D.”）是学术界固有的一种观念。现在这种观念尽管尚存，但是，最近10年以来，这一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普遍得连原来对这一现象持严重偏见的教授都改变了看法。如今，教授对学生寻求非纯学术事业的行为要宽容得多，并给予应有的支持和理解。
面对这种趋势，哈佛的职业服务办公室（Office of Career Service）为此专门组织研讨会，为一部分希望在这方面发展的学生提供指导、咨询，并且邀请离开纯学术领域而从事其他行业的校友介绍他们的经验。每学期，这一办公室专门为文理学院的研究生举办求职交流会。哈佛文理学院的校友受邀前来和大家交流当年求职的经验和职业发展的路径，其中不乏进入金融界的物理学博士，从事法律咨询的梵文学博士，也有高级行政管理界的文学博士，以及曾经取得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博士的博物馆馆员等等，当然还有取得博士学位之后，一路顺风，始终不渝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大学教授。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理学院毕业的博士改弦易辙，谋求与博士狭窄的专业并不对口的职业。
毕业后，转眼已在哈佛工作了6年有余。身在哈佛，年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四，我都不误毕业盛典。
2007年6月7日，又是哈佛一年一度的毕业庆典。人潮涌动在哈佛园内的绿茵上，满耳的欢声笑语。和同事一起站在牛津街上的草坪上，参加文理学院的毕业典礼午餐聚会。午餐后，我离开聚会的帐篷，顺着牛津街走向哈佛园。
身着黑红相间的袍子的人流正从桑德拉剧院流向聚餐的帐篷内，而我却逆流而行。慢慢走着，像是从桑德拉剧院涌来的人流中遗漏的一份子。可是，观望眼前的人流，我的内心升上一股从未有过的自由和从容。
走在这渗透着神圣气息的哈佛园内，我不禁想到自己最喜欢的美国职业橄榄球队教练比尔·帕赛尔（Bill Parcells）。不管帕塞尔教练带的是纽约的巨人队（the Giants），新英格兰的爱国者队（the Patriots），或纽约的喷气机队（the Jets），还是达拉斯的牛仔队（the Cowboys），他都不惜采用第四次进攻（fourthdown）的机会来扭转赛场的局面。教育不就是为许许多多普通的学子创造赛场上这种意想不到的契机吗？教育使人突破过去的岁月铸成的框架，开拓新的视阈，迈入新的境界，从而尝试各种机会，做出自己的选择。不管选择如何，教育为我们提供了选择的平台和选择的自由。复旦、牛津和哈佛为了我构筑一座坚实的平台，从此，我不仅有了选择，而且有了选择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