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作品是当代中国文坛的一道风景。如果人们对中国当代文学感兴趣，莫言作品是值得一读的。读莫言的作品会给读者带来无限的遐思，各种感受纷至沓来。这种阅读的复杂性正是文学审美所需要的。
记得还是在1980年代读研究生时，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刚发表，我所在寝室的几位同学争相传阅着这篇奇异的小说。有的说小说写得真棒，将一个农村孩子的感觉全写出来了，从来没有见过当代文学作品中有这样的描写。也有的说作品没意思，小说作者的兴趣全集中在小孩的受虐细节和感受上，这样的小说有什么意义呢？寝室里的论争后来扩展到华东师大中文系研究生中间，像当时比我们高一年级的李劼、夏志厚等，都参加了讨论，他们对莫言的作品评价很高。老师中当时也有不同意见。有的在课堂上对莫言随后发表的作品《红高粱》中那段剥人皮的场景描写很有意见，认为文学作品不应该渲染暴力。倒是有一位语言学教授对莫言小说的文学语言评价很高，记得他用“毛茸茸的感觉”来形容莫言作品给人的感官刺激，让很多在场的听众印象深刻，以至于后来见了这位语言学教授，大家都嘻嘻哈哈地用“毛茸茸的感觉”来称呼他。
如此说来，莫言小说从一开始进入人们的阅读视野，就充满了分歧和论争，而且这种论争从未间断，一直延续至今。问题在于这样的纷争，从文学批评层面以及文学创作层面如何来理解？我个人认为，对于莫言小说的不同评价，在文学批评层面上，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文学欣赏活动不是一种被动、消极的过程，而是与接收者隐含的阅读期待有关。在这种阅读期待中，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常常有一种心理预设，认为文学作品应该怎样怎样。如果一旦作家作品超出了这种阅读期待，便会在读者心中引发不同的反应：一种是改变原有的阅读期待，以适应作家作品的呈现方式；另一种就是拒绝作家作品的呈现方式。在莫言的评价上，我们可以看到截然不同的评价观点。一种看法是莫言作品自成一格，对20世纪中国文学有一种超越，尤其是对五四以来所形成的新文学传统中的知识分子启蒙话语，有很大的改变。莫言作品中，你感受不到鲁迅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激愤，也没有启蒙主义争取做人资格的诉求，充斥莫言作品的基调是那种逆来顺受、百折不挠却又生气勃勃的中国民间智慧。但针锋相对的批评观点认为莫言作品没有超越前辈作家对于中国农村生活的深刻表现，莫言作品中的农民形象都是趴在大地上的“蛙”。另外，对莫言作品的表现形式，也存在完全矛盾的评价。一些人认同莫言的作品，认为莫言创作才气逼人，语言犹如火树银花，绚烂美丽，极具喷发力。
但批评者却不以为然，认为莫言进入新世纪以来写得太多太滥，作品毫无节制，甚至像莫言作品的英译者葛浩文教授都出面规劝莫言不要写得太多，应该集中精力，精雕细刻一部作品。上述这些不同评价，没有谁能够说服谁。那么，在文学创作层面，如何来理解莫言的创作呢？有一些评论家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进入到一个成熟阶段，像莫言、王安忆、韩少功等，创作成就超越了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这一评价，在目前还属少数意见，但总体上评论家和作家都会认同莫言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作家中产量最高的几位。他不是仅仅精于小说的某种体裁，而是在长篇、中篇和短篇上，全面开花。莫言特别看重长篇小说的写作。在《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一文中，他说：“长度、密度和难度，是长篇小说的标志，也是这伟大文体的尊严。”每隔几年，莫言都有长篇小说出版。这样旺盛的创造力是同时代同龄作家中少有的。这种创造才能，在莫言自己看来不是什么奇迹，而是一种敬业精神的体现。在《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中，莫言认为文学创作有两种，一种是为老百姓写作。作家把自己的工作看得很高很重要，文学写作只是在为人民代言。另一种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作家就像其他手艺人一样，需要兢兢业业、持之以恒地做下去。莫言自己是倾向后一种文学态度。或许是因为持这样的看法，使得莫言身体力行要在创作上做给大家看看。事实上，莫言在人生态度上是非常现实主义的，他对外界不抱太多的幻想，不管人们怎么评价，不管外界怎么议论纷纷，“老子立言，让孙子们去说吧”。所以，有人戏言莫言是中国当代作家中的劳模。对写作的敬业，使他的职业与身份极其相符。他的创作可以说是无愧于一个作家的称号，他的身份也是极其单纯，一文学写作者而已。
在当今这个咨询非常发达的时代，培养一个人的阅读趣味应该从文学开始，文学作品是为阅读准备的美味佳肴。莫言作品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没有阅读就没有发言权。我希望有更多的读者通过了解评论家对莫言作品的意见，然后进入到莫言作品的阅读行列。最后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阮光页先生和编辑王海先生提供的帮助，也感谢参与材料收集工作的博士生朱军、高传峰和叶祝第先生。
杨扬
2012年10月26日于沪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