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精神的主旋律。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一方面为祖国的统一、进步、发展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另一方面，又对民族压迫、外国侵略，对一切分裂祖国、破坏祖国繁荣昌盛的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这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植根于中华民族灵魂深处的爱国主义传统。这个传统就像一条红线贯串在我国古典诗歌里。
早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就出现了《无衣》、《载驰》、《六月》这样同仇敌忾、抵御侵略的爱国诗篇。战国时期，七雄纷争。通过兼并战争，“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实现从割据状态到建立统一的封建国家的过渡，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屈原力主举贤授能、修明法度、改革政治、合从抗秦，进而统一中国，集中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爱国主义精神（尽管屈原执著地坚持由楚实行统一带有狭隘性）。当他遭到统治集团守旧势力的排挤和打击，被黜流放，目睹强秦入侵、国家残破、人民流离的惨局，就把深沉挚烈的爱国感情和对进步政治理想的追求，熔铸成《离骚》等不朽的诗作。从东汉末年到南北朝，祖国几度陷入军阀割据，各族纷纷建立政权相互混战的局面。建安诗歌揭露了“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军阀混战惨象，抒发了诗人们渴望统一祖国和建功立业的抱负，展现出“雅好慷慨”的爱国主义的时代精神。在民族分裂与藩镇割据相结合的“安史之乱”中，出现了唐代诗歌的爱国主义高潮。李白、杜甫的许多光辉的爱国诗篇，正是“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这一动乱时代的实录。到了宋代，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国家——宋朝，相继受到辽、西夏、金和蒙元的严重威胁。爱国主义成为有宋一代歌唱不绝、激动人心的主题。陆游的诗和辛弃疾的词，则是杰出的代表。明末清初，国破家亡之恨，异族蹂躏之痛，恢复故国之思，凝聚在夏完淳、郑成功、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大义凛然的诗歌里。
明清之际，古典诗歌的爱国主义开拓了新的领域。明代嘉靖年间倭寇侵扰我国东南沿海，揭开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斗争的序幕。戚继光以“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的英雄气概，转战闽浙，屡挫倭寇，平定海疆。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林则徐、魏源、龚自珍、黄遵宪、康有为、谭嗣同、秋瑾等人的爱国诗篇，多方面地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把爱国主义上升到民族民主革命的高度。“寸寸山河寸寸金，孤离分裂力谁任？”（黄遵宪《赠梁任父同年》）“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丘逢甲（春愁》）“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孙中山《挽刘道一》）……这些悲愤苍凉的诗句，蕴含着外祸日深、国土沦丧的沉痛。诗人们斥责清王朝“冠盖当前半沐猴”、“一纸中枢催罢战”的腐朽无能、屈辱苟安的丑恶行径，发出“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的以身许国的誓言。这一时期的爱国诗，和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一脉相承又有所发展，在中国历史最黑暗的时候起着振聋发聩、唤起民众的作用。
二
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爱国主义，其最鲜明的特征表现为：反对异族侵略，维护国家统一，视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这种对民族对国家最诚挚最高尚的感情，曾经促使多少诗人面对生死的抉择，能够慷慨赴死、从容就义。孔子主张“杀身成仁”，孟子主张“舍生取义”，司马迁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古代儒家赋予高度伦理意义的生死观，无疑正是历史上爱国主义的道德基础。我国历代许多民族英雄、爱国诗人都履践了这条道德准则，表现出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凛冽气节和崇高操守。屈原是爱国主义的光辉典范，他认定自己对祖国的忠贞、对理想的追求是美德之所在，以十分坚毅的精神，在生死荣辱的抉择之际，唱出这样悲壮的歌声：“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楚辞·九章一·怀沙》）文天祥兵败被俘，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以明至死不渝之志。明末抗清英雄夏完淳，牺牲时年仅十七岁。在狱中他仍斗志昂扬，表示死后当作鬼雄，为祖国的光复事业战斗不息。他的“英雄生死路，却是壮游时”、“今生已矣，来世为期，万岁千秋，不销义魄，九天八表，永厉英魂”的豪言，真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像屈原、文天祥、夏完淳那样为祖国献出生命的爱国诗人史不绝书。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诗篇，将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英而万古流传。
正因为祖国高于一切，洒热血、抛头颅尚且在所不恤，更何况个人荣辱、家庭之恋、儿女之情等等呢？在爱国主义的崇高情操面前，这些都理所当然地要退居到次要的服从地位了。曹植《白马篇》刻画了一个驰骋疆场的“幽并游侠儿”的艺术形象：“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披露了“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爱国情怀。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的诗句，表现了置个人生死祸福于度外的阔大胸襟。秋瑾《柬徐寄尘》：“祖国沦亡已若斯，家庭苦恋太情痴。只愁转眼瓜分惨，百首空成花蕊词。”跟林觉民《与妻诀别书》中所表现出的“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的毁家纾难，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也正因为祖国高于一切，才迸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激励诗人去经受各种严峻的考验。文天祥《指南录后序》记叙自敌营逃归，沿途历经“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的种种艰难险阻，而爱国之志弥坚，确是“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黄宗羲《山居杂咏》中“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廿两棉花装破被，三根松木煮空锅”，表现出杀头、坐牢、寒冷、饥饿，都不能动摇他忠于国家民族的节操。这种由对祖国的至诚之情所凝结成的诗篇，使古典诗歌中的爱国主义益增其灿烂的光辉。
爱国主义之所以能产生这么巨大的精神力量，除了对祖国的一片至情，是因为它还包含着其他许多丰富的内涵。诸如对河山、对人民的热爱，对“天下兴亡”的责任感等等。但其中最重要的要算是对人民的挚爱。而且，爱祖国和爱人民，两者又总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无论分裂战争，外国入侵，还是穷兵黩武，首蒙其害的是人民。救祖国正为拯救斯民于水火。这在屈原的诗歌里就有所反映：“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哀郢》）以深沉的哀痛画出了一幅国家残破的流民图。杜甫的《兵车行》，深刻揭露了统治者穷兵黩武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他的组诗“三吏”、“三别”，真实地描绘了“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的惨象。“忧国复忧民”的陆游，他那热爱祖国的拳拳之心和怀念中原父老的眷眷之情，是始终维系在一起的。他那脍炙人口的名诗：“三千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对渴望恢复的北方人民的同情，对辽阔壮丽的祖国河山的热爱，迸发出多么震撼人心的爱国主义激情。他不仅从与“野人共语”中，认识到人民的爱国思想：“忠言乃在里闾间。”（《识愧》）而且热情歌颂了人民的爱国行为：“关辅遗民意可伤，蜡封三寸绢书黄。亦知虏法如秦酷，列圣恩深不能忘。”（《追忆征西幕中旧事》）及至清末，秋瑾的“国破方知人种贱”（《感愤》），蒋智由的“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有感》），更从民族压迫、阶级压迫的高度，寄深爱于人民。爱祖国的诗人，必然是爱人民的，而对人民的冷漠，决不能燃起爱祖国的炽热火焰。
从上面简要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理解：作为人类的感情，爱国主义乃是一种最崇高、最深厚、最坚毅、最具有激奋力量的感情。
怎样看待古典爱国诗歌中的忠君思想？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对待历史现象（包括历史上的文学现象）、历史人物，必须放到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诚然，出身封建地主阶级的古代爱国诗人，其思想往往不可避免地带上“忠君”的烙印，即所谓时代的阶级局限。他们把反抗侵略、保卫祖国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君主身上而比较地忽视人民的力量。这正是许多民族英雄、爱国诗人感到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甚至造成赍志以殁、饮恨而终的悲剧的根本原因。但另一方面，如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指出的：“国家建立在祖国的土地和被压迫阶级上面。代表国家的君主和他的朝廷，在表面上似乎是站在社会之上，通常以公正的中间人姿态来调和两大敌对阶级的冲突，因此也似乎代表了被压迫阶级。在这种情况下，祖国、国家、君主三者常混为同一的事物，被统治阶级区别不清楚，统治阶级也未必故意区别不清楚。”“在反抗外族侵略的情况下，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爱国行动，一般都表现为爱本族的朝代和君主。”“以恢复前朝为号召，实际意义是借前朝作象征来恢复祖国。”（《中国通史·绪言》）统治阶级中的爱国志士坚持抗战，保卫祖国，尽管这种行为在他们的主观上是对于旧朝旧君的忠爱，但在客观上是和祖国、人民的利益相一致的。事实表明，不少爱国诗人也并非一味的“愚忠”。即使是岳飞这样的人物，也曾对宋高宗屈辱求和进行过诤谏：“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当赵构庆祝“议和”成功，加封岳飞“开府仪同三司”时，岳飞拒绝受封，严正指出：“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勿宜论功行赏，取笑敌人。”（《续资治通鉴》第一百二十一卷）并通过《小重山》的含蓄之辞，婉“指和议之非”（陈郁《话腴》）。这表明，“忠君”并没有压倒诗人的爱国感情。相反，“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在许多爱国诗人的身上都有所体现。这正是中国古典爱国诗歌弥足珍贵之处。
三
在古典诗歌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爱国主义作为崇高的美德，代代相传，发扬光大，已经构成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特征之一。民族英雄、爱国诗人受到经久不衰的歌颂和敬仰，就是爱国主义继承性的鲜明表现之一。奏出了雄伟壮美的爱国主义第一乐章的屈原，几千年来都被奉为理想的化身、爱国的楷模，“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李白“一生傲岸”，对屈原却非常倾心：“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肯定了屈原的不朽。陆游《金错刀行》：“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以高亢激奋之音，显示了屈原的爱国精神怎样有力地鼓舞着宋代人民反侵略的斗争。文天祥的《正气歌》，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对爱国主义传统的历史总结。诗中列举从先秦直到唐朝的一系列忠贞爱国之士，尊之为“哲人”，奉之为“典型”。显然，文天祥的从容就义，和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的熏陶分不开。文天祥的高风亮节，又感染了明朝抵御瓦剌入侵的民族英雄于谦。他在文天祥画像上题赞：“殉国亡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西湖的岳王坟、于谦墓更成了爱国主义的象征。明末抗清英雄张煌言，在他被捕后写的《甲辰八月辞故里》诗中说：“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明确表达了要效法岳飞、于谦以身殉国的志向。“碧血摧残酬祖国”的鉴湖女侠秋瑾，牺牲后她的同志遵其遗愿，也把她埋葬在西子湖畔的于祠岳庙之间，把她作为爱国的英雄来敬仰，柳亚子并有诗《吊鉴湖女士》云：“于祠岳庙中间路，留取荒坟葬女郎。”由此足见爱国主义继承性具有无穷的生命力，以及在思想上、政治上、道义上的巨大鼓舞力量。相反，一切叛卖祖国、屈膝媚敌的行径，都被视为最卑劣无耻的恶行而受到永远的鞭挞。“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跪在岳飞墓前的秦桧铁像，千秋万载受人唾骂。这是中国人民对卖国贼的深恶痛绝的正义的惩罚。历史上，这种极其可贵的正义感和是非观一代又一代地哺育着我们的民族，熔铸成中华民族固有的高尚道德情操。1902年，章太炎等在东京发起召开“支那亡国（指明亡）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章太炎沉痛陈辞：“愿我滇人，无忘李定国；愿我闽人，无忘郑成功；愿我越人，无忘张煌言；愿我楚人，无忘何腾蛟；愿我辽人，无忘李成梁。”鲜明地展示了爱国主义继承性所焕发的巨大威力。就在这篇纪念辞发表之时，鲁迅赴日留学，受到强烈感染，写下《自题小像》，抒发了“我以我血荐轩辕”这样深沉的爱国感情。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自豪地得出这样的结论：爱国主义是我国古典诗歌响彻天宇的最强音。它唱出了我们的民族魂，唱出了中华儿女凛烈的气节和崇高的操守。继承和发扬古典诗歌中的爱国主义传统，对于提高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对于振兴中华，维护祖国统一和加强民族团结，都具有极大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