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尝试第一种办法。在浮运沉箱之前，打进长短不一的钢筋混凝土短桩，并且特制了30米长的钢管送桩，来把这些短桩送到石层。可是打入30根后，送桩损坏，来不及再制新的，被迫停工。
随即用第二种办法，把石层高处凿低，但施工难度大，进展非常慢，要把8．5米高的坡度凿平，不知要耗费多少时间。
时间迫不及待，桥工处立即决定，高的地方继续凿，低的地方用混凝土基桩垫高。
混凝土基桩的做法别出心裁。在气压沉箱内，将1～1．5米的短钢管，分批顶住，随顶随焊，将短钢管接长，等顶到石层后，再用高压水加气压，冲出管中泥土，然后浇入混凝土，成为基桩。这个方法的施工，也是困难重重。
8月13日，日军开始进攻上海，杭州大为震动。茅以升怎能不急！
第二天，日本飞机首次空袭上海、南京和杭州。当时茅以升正在6号桥墩的沉箱里，解决一个重要技术问题。忽然，沉箱里电灯全灭，一片黑暗。里面的人毫无防备，顿时一片惊慌，大家的第一反应是必死无疑。
原来沉箱里的电灯和高压空气，都从上面机械送来，是一直不能缺的。在沉箱里的人，也就下意识地把电灯和高压空气联系起来，以为电灯一灭，高压空气也出了事。没有高压空气，江水就要涌进来，谁也不可能活着出去。由于事出突然，大家来不及思索，就都恐慌起来。
过了片刻，并无事故发生，大家稍稍镇定一些，才想起电灯和高压空气是两回事。又过了几分钟，仍无危险发生，大家这才放下心来，在黑暗中静候消息。
半小时过后，电灯亮了，大家重见光明，真是惊喜万分。随即有人下来通知，说电灯出了故障，现在没事了，叫大家照常工作。
茅以升随来人出了沉箱，到外面一看，很奇怪：一切工作都停了，到处看不见人，整个江面寂静无声，只有一位守护沉箱气闸的工人在那里。
“这是怎么回事？”他问。“茅先生，”这位工人回答，“半点钟前，这里放空袭警报，叫把电灯全都关掉，说日本飞机就要来炸桥了，要大家赶快往山里躲避。一会儿果然看到三架日本飞机，飞来投弹，都投入江中，没炸到什么东西。现在飞机走了，但警报还没解除。刚才有个监工来了，就下去给你们送了信。”
“战争已经来到大桥了！”茅以升喃喃地说。“你自己为什么不躲开？”他问这位工人。“这么多人在下面，我管闸门，怎能走开！”“谢谢你，谢谢你！”他上前握住这位工人的双手，激动地说。
“这位工人坚守岗位、临危不避的忘我精神，”他在几十年后说道，“我至今仍然感念。”
日本飞机继8月14日首次空袭后，常来骚扰。轰炸目标就是大桥工程，但遭到军队高射炮的猛烈回击，始终未能炸中大桥，只炸坏了岸上一些工房。
茅以升下沉箱把问题解决后，第6号桥墩不计代价地加快施工，沉箱内的石层取平工作于8月18日完工，这时上面的桥墩也已接近完工。于是沉箱里赶快封底，墩顶上赶快做墩座，上下并进，到9月11日晚，全墩告竣。
6号桥墩左右两孔钢梁，早已拼装好，储存待用，桥墩快完工时，浮运工作已准备就绪，等待涨潮。
9月19日，这一天正是中秋节，桥墩上端的混凝土，已经过8天的凝固，不能再等，于是就趁潮汛把墩北的一孔钢梁装上。9月20日，又趁潮汛把墩南的一孔装上。两孔钢梁的架设，只隔1天，而且离桥墩上混凝土的最后浇铸，只有8天，这在桥梁工程史上是罕见的，也是大桥施工“上下并进，一气呵成”的最高峰。
钢梁上部的钢筋混凝土公路面，原是要等钢梁架上桥墩才动工，现在为了赶工，在6号桥墩完工前，就在它左右的两孔钢梁上，预先将浇筑公路面所需的木模和钢筋安装好，等钢梁一上桥墩，立即在木模内浇筑混凝土，很快就和其他14孔已经铺好的公路面接通了。
钢梁下部的火车轨道，也是一样，钢梁一装上桥墩，就马上铺枕木钉钢轨，很快也和其他14孔已装好的轨道接通了。
茅以升终于可以长出一口气了。他不由自主地想：当“8·13”上海抗战开始时，江中正桥桥墩还有一座未完工，两孔钢梁不能安装，整个大桥工地，已被战争阴云所笼罩。然而，仅仅一个半月时间，居然就能通车了，真是不可思议！这靠的是什么呢？若不是建桥全体员工同仇敌忾，奋力苦干，这可能吗？上海离杭州近在咫尺，如果日寇长驱直入，转眼即到。这一个半月时间又是怎样赢得的呢？如果不是上海的抗战将士，屹立敌前，拼死抵抗，再快速的施工方案，也不能有时间来完成！
1937年9月26日清晨4时，第一列火车缓缓地驶过了刚建成的钱塘江大桥，“钱塘江造桥”这件不可能的事终于成功了！
大桥工地上欢声雷动。
8．炸桥又复桥
大桥通火车时，战火已经逼近杭州了。日本飞机不断来轰炸。为了迷惑敌人，军事部门不让上层公路通车，还让在路面上堆积很多障碍物，表示还没完工的样子。火车过桥也限制在夜间，还要熄灭灯火，以防敌人侦察到。
随着大桥的完工，茅以升就加紧拟定善后计划，准备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变故。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大桥要由自己亲手炸掉。
1937年11月16日下午，一位客人来访，说是南京来的，有机密要当面谈。他马上接见了这位神秘来客。
“我姓丁，是南京工兵学校的教官。“敌人已逼近杭州，我奉命要在明天炸毁钱塘江桥，以防敌人过江，还请茅先生协助炸桥。炸药、电线、雷管等材料都在外面卡车上。”
丁教官说着话，取出了公文。茅以升一看，原来是军方命令，要桥工处协同丁教官炸桥，限于明天完成，并要求茅以升和罗英事后会同丁教官将炸桥情况上报。
茅以升感到震惊，想不到军事演变得这么快，但是沪宁铁路已不能通行，钱塘江桥是唯一的撤退后路，杭州撤退事务还没办完，铁道部方面也正需要大桥。
茅以升和丁教官回到桥工处，经过再三考虑和讨论，最后决定：先把炸药放进要炸的桥墩空洞里和五孔钢梁的杆件上，然后把一百几十根引线从每个放炸药的地方，接到南岸的一所房子里。丁教官的人就在南岸桥边守候，等到要炸桥时，再把每根引线接通雷管，这项工作至多两小时就够了，不会贻误军机。最后一声令下，通电点火，大桥的五孔一墩就顷刻同时被炸。这样既误不了撤退，又能炸桥。
丁教官当即将这个办法电告南京，立刻得到批准。
11月17日清晨，埋药接线工作刚结束，茅以升接到浙江省政府的命令，立即开放大桥公路。
12月22日，日军进攻武康，窥伺富阳，杭州危在旦夕。大桥上南渡的难民更多，铁路公路上的运输也更加紧张。仅这一天，撤退过桥的机车就有300多辆，客货汽车2000多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