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安全，信访稳定，都是一票否决制！”他吃了一口菜，“你知道有些访民过分到什么程度？我们这里有一个8023人员——8023是一个代号，说的是新疆一个核基地，他当年在那里当兵，转业回来以后，非得说自己性能力受影响了。——他孩子都有仨，受啥影响？！也带他去检查过，没有问题。可他就是能闹。上访回来还装病，闹绝食，我们就送他去医院，每天派人给他送饭，绝不能让他饿死！他死后成英雄了怎么办？老百姓来给他抬棺怎么办？他的要求？多着呢。低保，大孩子的工作，小孩子的学费，老婆黑夜里骑车摔断了腿，他也能跟我们扯上事儿，要5000块钱！后来我们也妥协了，每月给他550块，每季度另加500块，可他还是不满意。最后他实在闹得不像话，我们就抓了个把柄，把他劳教了，劳教了七个月，劳教所也受不了，硬把他送了出来。现在，人家牛着呢，每月净得1200块，还经常直接给铁书记打电话要这要那。最近是说自己的牙不行了，得安牙，用进口材料，要2万块。”
我边听边笑。
“你知道吗？为了不让这些难缠的访民出幺蛾子，每到两会和节假日这些敏感期，我们都要组织他们去旅游！”
我笑得筷子都拿不住了。
“你要是在我这个位子上，就笑不出来了。我以前也是个心大的人，现在，我心可小，尤其从干拆迁以来，就越来越小。整天怕。怕拆迁户上访，怕他们家有人生病，有人闹矛盾，有人打架，更怕他们有人死——因为这些都有可能归罪到拆迁上来。其中有一家拆迁户的老婆长年在精神病院住着，前些时不知怎么的被接回了家，还闹了一次自杀，这可把我给急坏了，整天暗暗操着那家的心，又不敢显露出来，怕太显了那家骄纵，结果自己都快成神经病了。头发大把大把掉！”
“你的头发，怎么不染？”我看着他黑白杂色的溜冰场发型。
“这两年不染了。怕染出癌症。”他黯然道，“等掉完了，就更不用染了。”
“贵人不顶重发。”我虚伪地安慰，“那你觉得，出现了这么多问题，最根本的症结在哪里呢？”
他举起食指，指了指天花板：“权力只对赋予它的人负责。指挥棒往哪里指，大家就都往哪里走。就像高考，再说体育多么重要，只要体育没有分值，那就没有人重视体育。”他把食指放下来，继续吃菜，“我就不明白，上头为啥不出台一项政策，管管无理上访？还应该建立一项保底工作制度，让我们这些基层干部知道，处理到什么程度就算是尽责了。别光说让老百姓满意。老百姓永远都不可能完全满意！这是咱们上面的理想主义！”他放下筷子，敲起了桌面，越说越激动，“都说老百姓弱势，基层政府就强势了吗？强势在哪里？在领导面前我们弱势，在老百姓面前我们也是弱势！举个例子，以前我们心里有气了，还能骂骂村长村支书，现在，还得隔三差五请他们吃饭巴结着他们干活儿！再举个例子，过去我们去老百姓家坐坐，老百姓就会觉得很光荣，觉得干部来我家坐了；现在呢，为了拆迁，我想去人家家里坐坐，首先就担心人家不让进门，只要进门才算有希望工作。进了门呢？屁股还没坐稳人家就会撵，会说：赶快走！你们不走，我心脏病犯了，你们负责！”
我笑。
“还有记者。记者们啊，过一段时间就会来骚扰一下。跟你说，有两个地方的固定电话我从不敢接，一是北京，二是郑州。陌生的手机也从来不接，怕是记者。记者们都是惹事精。天下不乱，他们没饭。在他们面前，咱也是弱势。也不知道舆论咋就成了这样，政府好的，大家不信；政府不好的，大家就信。只要一骂政府，就准能得好儿。你说这不偏激？比如说强拆，他们从来就只骂强拆，他们怎么就不能研究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强拆？！唉——”他长叹一口气，“官帽上头管，资金国库管，形象记者管，有限职能，无限责任，我们这些公务员，是越来越难当！”
我沉默。
“你看，我咋发起牢骚来了？”片刻，他笑道，“山再高水再深都不怕，就怕发牢骚讲怪话——说得多了，自己对工作就没信心了。领导听说了也不好。”
“没关系，我也不是领导。”我说，“谢谢你信任我，对我讲这么多。”
“你是小师妹嘛。”他道，显然意犹未尽，便又说了起来，“要发展，就不能太讲稳定。要稳定，就不能太讲发展。——对，还没说发展。你说，像高新区这种地方，拿什么发展？发展的主要途径除了招商引资，还有什么？可你拿什么招商引资？土地当然就是最重要的资源。名义上土地是国家的，具体到地方上，土地就是政府的。从收土地到卖土地，这是第一级土地市场。这第一级市场当然就是地方政府在垄断。从哪里收？当然主要就得从集体土地这里收。往哪里卖？两个主要途径：一是房地产，二是企业。相对而言，我们更愿意给企业。如果给房地产的话，地方政府虽然会有短期的高额利益，但也就是一锤子买卖，也就只是在卖地和卖房的时候有收入。之后就没有了。给企业的话就是种了一棵常青树，会有固定的税源，还会有效地解决本地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当然在政绩上也更有说服力。那么，既不合理又必然的现象就出现了：为了增加地方招商引资的魅力，地方政府在给企业土地的时候，利益其实常常非常低，比如一亩地卖给企业六万块，要先给老百姓所在的村集体两万，叫土地片价，也叫土地补偿费；再给省里两万，叫新增建设用地补偿费；再给市里一万，叫耕地占用费，那么到最后地方政府可能只落一万块。有的甚至连这一万都没有。——不，这个不过分，最过分的是零地价，我觉得应该叫负地价更合适。不但没有任何利益，还要往里贴钱！怎么可能？不是可能不可能，就是现实！去年咱区里为了争取一家大企业来落户，就和另一个地方打得难解难分，在拼过各种优惠政策之后，又在土地上相互压低价。竞争到最后，那一方给企业出的就是负地价。也就说，不收企业一分钱，不仅把该给村集体和省市的钱都拿了出来，还给企业建好了厂房恭候人家光临。企业当然就去那里了。咱没有人家工作做得到位，也就只能干看着！”
匪夷所思啊。我看着他一张一合的嘴巴。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
“这些情况，上面知道吗？”良久，我问。
“谁知道呢？知道也很正常，不知道也很正常。”他道，“我总觉得，上面是糊糊涂涂装清楚，下面是清清楚楚装糊涂！”
我正沉默，服务员突然端上来一份素馅饼，我说好像没有点这个菜，服务员说是老板送的。正说着，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说要给付主任敬杯酒——这肯定就是老板了。敬酒的理由是付主任主管拆迁，太辛苦了：“真是辛苦啊，但是也真是给人民群众造福了！”他铿锵有力地说着，一边试探地一眼一眼地看着我——莫非以为我是记者？
“别的不说，拆迁给咱地方经济增长了多少？老厉害了！拆拆盖盖的，那么多人都有事干了。铺地板砖的工人一天都能挣500块！俺这饭店的生意也都托了拆迁的福，多挣了不少。这地锅馍味道咋样？正宗的地锅！烧的都是拆下来的旧椽旧梁！”
“行了行了。你忙你的吧。”和老板碰过杯，付师兄便把他推了出去，笑道，“这人，真不照辙儿。”豫北方言，不照辙儿就是不靠谱。
饭将吃毕，餐后水果上桌，他把话题又转到了姐姐的事情上：“必须尽快拆到五米，这是大势所趋。别让她再拖了。拖久了对她不好。”他将苹果块送进嘴里，“虽然工作很难做，但也不是没有办法。有的是办法。”
“那保留的五米将来的产权不会有问题吧？”
“应该不会。”
“你们应该给这些家户开个会，说一下，让他们放心。”我说，“我姐说，你们从来没有组织他们开过会。”
“这种会……你没听说过那么一句话吗？小事开大会，大事开小会，更大的事不开会。所以啊，我们坚决不会开。我们只给我们的干部开会。”他笑起来，“回去后告诉你姐，叫她赶快拆到五米！拆过之后一切好说！放心，不会叫她吃亏！”他顿一顿，“我只能说到这个地步。再多说什么也是白答应，是哄你们。铁书记他不会答应。他那工作作风谁不知道？”
我沉默片刻：“整个区里那么多违建的房子，到底为啥光说我姐这一排？就是因为要修绿化带吗？”
“那只是表面原因。更深层的原因是，省领导去同仁医院工地视察，看到了这排房子，训了市领导，市领导又连夜训了区领导，区领导就只好连夜训我们，我们是连夜拿出了整治方案。”他冷笑一声，“事儿都是这，可不就是哪儿痒先挠哪儿吗？多少活儿都干不过来呢，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找这种麻烦？”
“乔庄不是也盖在路边了吗？领导应该也看到了吧？为啥不先整治乔庄？”
“乔庄猛，田庄横，张庄是个鼻涕虫！谁不知道这个？当然要先杀虫了。还别说，你姐姐能挺到最后，还带着些乔庄人的血性呢。”他笑，“不过，真的别再拖了。要是老铁使出了杀手锏，那可不是玩的。”
“什么杀手锏？”
他笑了笑，没有回答。
我道着谢，和他握手，告别。我没有再说一句话。我知道，也就是这样了。这就是找人说情的结果。不会再有什么可能性了。拆了房再来要钱？这话当然是放屁。当然作为朋友，无敌是尽了心。作为妹妹，我也尽了心。
离开餐馆，我给无敌打了个电话，说了一下情况。无敌骂了一句“王八蛋”，笑道：“你看呢？要是相信他……”
“我不信。”我笑问，“你信？”
无敌哈哈一笑：“我就是比你信得多，一想到拆了房再去要钱，也会头大。”
“不好意思，白让你搭个人情。”
“说什么外话？只要你不说我不够义气我就满足了。”他沉吟片刻，“其实，最好还是自己去争取。《国际歌》里怎么唱来着？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我说，“我知道。”
挂断电话，我问自己：你知道什么呢？能试过的办法几乎都试过了，你还知道什么呢？
回到张庄，和姐姐见了面说了情况，我返程回郑。路过王强家的时候，我放慢了车速。突然间，我很想和王强见个面。——没有任何目的，就是想和他见个面。如果一定要说个目的，那我就是想看看他的表情。用我眼睛里的针，去挑一挑他心里的草。
但我终于还是没有停下。我知道，这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行为太过抒情，抒情得使我想要嘲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