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作品由两部分构成。上部原名《盖楼记》，发表于《人民文学》2011年第6期。下部原名《拆楼记》，发表于《人民文学》2011年第9期。“双记”发表时均被纳入“非虚构小说“栏目。这应该是《人民文学》历史上的第一次。有一些业内的朋友阅后和我聊天谈到一些问题，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有许多人都问过我这些问题，可见普遍性之大。摘录如下：
《人民文学》杂志社把这个小说定为“非虚构小说”，你怎么看待这种定位？
——呵呵，甚合我心。有很多人跟我说：这是个什么词啊，四不像！可我就是喜欢这个劲儿，就是喜欢这种四不像。如果一定要解释的话，那么在我浅薄的理解中，所谓的非虚构小说，就是非虚构的小说，或者说就是小说化的非虚构。之所以想用非虚构的小说或者小说化的非虚构来写这个题材，是想用小说化的技巧来优化我想传达出的那种真实感，使我想传达出的真实感能够以一种更集中更有趣也更富有细节和温度的方式展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能够看到在这样的事件中——这样很容易把具体的人心和人性遮蔽住的事件中——活生生的人心和人性。总之，就是想用小说这个利刃插进事件的骨缝中，在小角度尽力解剖巨牛的同时，也使得整个叙述效果更为趋真。当然，所有的利器都有双面，如果做不到趋真，那就是失真。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分寸问题。
其中虚构和非虚构的比例各占几成？
——很多人对这个比例感兴趣。我要么不回答，要么就带着恶作剧的心态随意说：一九开，二八开，三七开……其实我最想说的是：忘掉这个无聊的比例吧，与其打探这个比例，不如记住《人民文学》对这个问题的简约回答：“小说”而“非虚构”，大概会让人糊涂，但有时糊涂是难得的，不顾体裁的樊篱，探索贴近和表现生活的新路径，这才是要紧。
可是，按照传统的划分方式，这种新称谓是不是太暧昧不明了？
——这个我们听起来很新的称谓其实一点儿都不新了，在美国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文学传统。它是暧昧不明的，但它最吸引我的魅力也正在于它的暧昧不明。暧昧不明就那么不好？小说难道就必是纯虚构？其他文体难道就必不虚构？文学样式之间就必得楚河汉界，水火不容？每种样式之间的门都是相通的，只要你愿意，只要你认为有必要，就可以随便串门，我认为。所以我写的时候，就只想尽力抵达我最想要的那种真实，哪种表达方式顺手就用哪种，没有顾忌那么多，事实上也顾忌不了那么多。也许，还是用《人民文学》杂志的口号来总结才更为恰当：人民大地，文学无疆。
作品中的“我”好像没有什么明确的道德立场。
——这正是我想要的。我有意克制着自己的道德立场，为此甚至在文本中故意模糊了自己的社会身份。作品中的“我”，连工作单位都没有明确地指认。“我”最明确的叙述身份就是一个乡村之根还没有死的逃离者，一个农妇的妹妹。更坦白地说，我怕自己像个很有道德立场的知识分子。而那种所谓的道德立场，不是冷眼旁观，就是高高在上。其实我也曾试图站在这样一个立场上，但我很快发现我做不到，我站不稳。不仅仅是因为我的乡村之根还没有死，也不仅仅是因为我是一个农妇的妹妹，更重要的是，我一向从心底里厌恶和拒绝那种冷眼旁观和高高在上。我不喜欢那种干净。我干净不了。我无法那么干净。我对自己说：那就和姐姐他们混在一起吧，尽管混在一起让我很不舒服，我也不可能舒服，但我只能把自己投身到姐姐他们中间，投身到他们的泥流里。然后再去说别的。“双记”发表之后，《文艺报》先后发表了三篇评论文章，最触动我的是署名李勇的那篇，名字叫《卑微者及其对卑微的坦承》。我，就是一个卑微者。这“双记”，就是我卑微的坦承。我尽量客观地裸露我所看到的事实，还有事实中的我自己。其他的，就交由读者。这难道不也是一种立场吗？
你的写作情调好像大多数是情啊爱啊温暖啊，怎么想到去写这么一个内容？动因何在？
——第一动因是因为看见。其实一直都在看见，但这之前没想到要去写。觉得自己写不了。有次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还说自己没能力写这个。朋友当即就说：“很多时候，勇气就是能力。”我顿悟，明白自己是本能地知道这种事件写起来有多么难，潜意识深处原来就在知难而退。直到2010年受到《人民文学》“非虚构写作”风潮的引领——这是又一动因，恰巧又近距离地遭遇了姐姐村庄的拆迁事件，于是我近乎强迫地让自己把目光集中在这个事件上，在克服了心理障碍和写作障碍之后，就有了它。还有一个动因也很重要：作为东莞文学艺术院的第二届签约项目作家，三年来我常常忐忑没有合适的作品来交签约项目作业，这些天在把《拆楼记》由杂志版修订为书稿版的过程中，文本里不断闪现的东莞元素在一刹那让我怦然心动，文本特质与东莞精神的巧合也让我豁然开朗，这种精神就是：勇敢，真实，新锐，驳杂。——那么，别无选择，我的东莞文学艺术院签约项目作品——《拆楼记》，没错，就是它了。
乔叶
于2012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