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人大环资委副主任许决华，近日因厉以宁建议宽容对待小贩而发飙，并爆出惊人粗口：“广州如果不设防，傻瓜都会来广州。”此语一出，舆论哗然。
许决华之所以能够有针对小摊小贩的“狂言”，我们姑且称之为“傻瓜论”吧，实乃是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思维定势与封建余孽的，并不仅仅因为他曾经担任过广州城管的支队长。我们甚至有理由相信，许在这个位置上的工作，还是颇受肯定的，否则他怎么会得到提拔。我们甚至也有理由断定，许在那个位置上的工作，也是让小摊小贩们颇为“受难”的，否则他也不会坚辞不变。或许，许还为自己的“掷地有声”而沾沾自喜呢。
也是在不久前，高教授的一本针对小摊小贩的“防务指南”，或者叫“擒拿指南”，被舆论热议了一番。这一回又是老许出面，首先便把小摊小贩们界定为傻瓜，划入到防范的范围内。其实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针对小摊小贩们的“发难之辞”，针对他们行径的抱怨之声，不仅层出不穷，由来已久，甚至我们已经狭义地认为，城管就是针对小摊小贩的。何以会有这样“坚不可摧”的意识？如果不追究潜藏于我们“根”上的深层次问题，任何回答也都是浮躁和表层的。
有人说，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是最大的祸根。人从一出生那一天开始，就已经决定了“上流”与“下层”，那是娘胎里带来的。社会发展到今天，“下层”摆脱其“衣钵”的机遇与可能性，看似大了或越来越多了，其实并不令人乐观。一个“农民工”的称谓，虽是中国特色，但也不无歧视之意。城乡间的森严壁垒，纵然体制上有所松动，恐亦难以真正撼动其深埋的地基。由于长期的城乡差别，由于过去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造成的“怪胎”，没有一个长时间的“消化”过程，怕是难以让我们都感到“如愿以偿”的。
毋庸置疑，亦不用考证，自有人类的那一天始，便应该有了小摊小贩。所以，他们的历史也应该是源远流长的。城市的历史也是有据可查的，但城管无论如何都应该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怪胎”。从哪一天开始，城市忽然成为我们的一个脸面了？其形象开始成为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了？城市存在的理性价值，却被我们弃之脑后，甚至于荡然无存。这是城市的悲哀，当然也更是人类的悲哀。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建勋说得好，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有成为小贩的可能性。即便是专门对付小摊小贩的城管人员，也不能够排除这样的可能性。设想，倘哪一天他们成为了小摊小贩，面对具有高教授所支的“高招”的那样的城管人员，面对自己曾引以为荣的，甚至集“责任感、使命感”等等诸多“感”于一身的城管人员，他们会作怎样的选择？抱头鼠窜，大打出手，还是像哈姆雷特那样深思，面对一个震惊人类的大课题？对此我们无法预料。我们能够预料的是，小摊小贩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将永远不可能消失。我们还能够预料的是，解决不好小摊小贩的问题，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矛盾也必将愈演愈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