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5日，邓小平在圆满结束对美国的正式友好访问时，在西雅图机场发表告别讲话。他说：“我们当初是带着中国人民的友谊来的，现在是带着美国人民的情谊回去的。我们亲自看到了美国山川的秀丽、土地的富饶、经济的发达，但是最使我们难以忘怀的是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情。”“中美两国之间一度中断的联系恢复了。我们面前展现了两国人民广泛合作的前景。”“我们毫不怀疑，中美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必将对全世界和平、稳定和安全产生深远的、有益的影响。”他最后说：“愿中美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永远在一起维护世界和平。”
在邓小平结束访美回国的时候，新华社记者、《人民日报》记者发表述评《历史性的访问深远的影响》。指出：“这次访问对中国和美国，以至对整个世界的巨大影响，必将在未来的岁月里进一步显示出来。”述评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负责人进行广泛的接触，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邓小平历时八天的访问期间，美国的新闻界，包括全国和地方的电视网，都全面地、显著地报道了这一历史性事件。中国对当前国际事务和中美关系的立场以这样有效的方式直接为美国公众所深切了解，这是从未有过的。对广大美国人民来说，邓小平的访问带来了愉快和欢乐。每个人都要见一见邓小平，同他握握手，向他欢呼、问好，要求他签字留念。他们把亲切感人的邓小平当作中国人民的伟大代表来接待。他的政治家的风度和令人喜爱的性格给这次访问增加了光彩。他们称赞他“不但诚实坦率，而且和解、可亲”，说他说话“坚强有力，语言精辟，直截了当，机智老练，富于幽默感”。述评指出：“大多数人无疑会同意，邓副总理的访问完全成功。”“现在，访问虽然已经结束，但是新的历史篇章却刚刚开始。”
的确，邓小平这次访问，对于增进中美之间的了解和发展双边关系产生了良好效果，使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广阔发展的新阶段。
4．考察外国和港澳经济，促进对外开放
为了学习借鉴外国经济建设和经济管理的先进经验，1977年底，中央派出由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外贸部部长李强率领的代表团赴英、法访问。代表团主要了解国外的企业管理情况。结论之一是当时欧洲的企业管理是与现代化生产技术紧密结合的。
1978年3月至5月，中央又先后派出四个高层次的代表团，对东欧、日本、港澳和西欧五国进行考察。这几个代表团的出访，对确定对外开放的总方针和具体实施要点，产生了重大影响。
3月31日至4月10日，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率中国共产党工作者访问团访问了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回国后递交了《关于南斯拉夫计划工作的考察报告》。报告指出，因实行市场经济而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南斯拉夫，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仍然是社会主义政党。后来，又从南斯拉夫引进了农工商联合企业等形式。正确看待南斯拉夫并吸取其经验，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是有启发的。
3月28日至4月22日，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林乎加率领的中国经济代表团对日本进行了考察、访问。6月1日，林乎加等向政治局汇报，总结日本战后经济快速发展有三条主要经验：大胆引进新技术，充分利用国外资金，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林乎加等建议：利用国外资金建设1亿吨年生产能力的煤炭矿井，1000万吨年生产能力的冀东钢铁厂，多搞几个有色金属矿，并保证1985年化纤和塑料的产量各达到200万吨。邓小平听后说：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只要有产品就没有危险。华国锋说：凡是中央原则定了的，你们就放开干，化纤搞200万吨，由计委、经委、建委落实。
4月10日至5月6日，由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率领的港澳考察团在香港、澳门两地进行了调查研究，了解两地经济飞速发展的原因。当时，香港一年的进出口总额为196亿美元，而中国内地1977年只有148亿美元。考察团返程途经广州，向广东省党政领导介绍情况，建议把宝安、珠海两县改为两个省辖市，改革农业，发展加工业和旅游业。考察团回到北京，向中央递交了考察报告，第一次提出在宝安、珠海建设经济特区。6月3日，党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听取了汇报，原则同意他们的建议，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
5月2日至6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一个30多人的代表团访问了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等5国15个城市，会见有关政界人士和企业家，参观工厂、农场、城市设施、港口码头、市场、学校、科研单位和居民区。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谷牧访问欧洲的情况汇报。汇报长达7小时，从下午3点半持续到晚上11点多。
谷牧着重讲了三点：第一，“二战”后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确有很大发展，尤其是科技日新月异，我们已经落后很多。它们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管理方面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第二，它们的资金、商品、技术要找市场，都看好与中国发展关系。第三，国际经济运作中有许多通行的办法，包括补偿贸易、生产合作、吸收国外投资等，我们可以研究采用。谷牧在提交的《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中说：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资本过剩，急于找出路，建议立即与西欧几个国家进行正式谈判，争取签订长期贸易协定，把口头协定的东西尽快落实下来。
听了汇报，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都表示，该是下决心采取措施实行对外开放的时候了。华国锋说：原来认为23年很快就过去了，一考察，日本搞现代化只有13年，德国、丹麦也是十几年。今年我们起步是3000万吨钢，日本起步时只有2200万吨钢。我们可以赶上去。他说：现在法国已提出二十几亿美元供我们使用，实际还可以多，50亿也可以。西德提出200亿。日本更积极。谈判时间过长不行，要早点把项目定下来，把大单子开出来，然后一批一批地去搞。他要求出国考察的人共同研究，提出几条，在国务院务虚，一面议，一面定了就办。
随后，邓小平单独听取了谷牧的汇报。邓小平听后指示：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国外借点钱搞建设，要尽快抓紧时间。
邓小平又找余秋里、谷牧、康世恩谈话，提出：同国外做生意搞大一点，搞它500亿（美元）。利用资本主义危机，形势不可错过。胆子大一点，步子大一点。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明天就开始，搞几百个项目，从煤矿、有色、石油、电站、电子、军工、交通运输一直到饲料加工厂，明年就开工。分期付款不干了，搞补偿贸易、银行贷款。
5．从引进技术设备到引进外资
为了实现在20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在对外经济政策方面突破了许多禁区，其中最重大的突破是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发展到引进外资。
1977年7月17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了今后八年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的计划，提出在第五个五年计划后三年和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除抓紧1973年批准的“四三方案”中在建项目尽快建成投产外，拟围绕长远规划的目标和任务，再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单机和技术专利。
按八年引进计划，共需外汇65亿美元，国内配套工程基建投资400亿元人民币。当时我国外汇储备有限，1978年仅有15.57亿美元。随着引进规模的扩大和引进速度的加快，外汇不足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为解决这一矛盾，政府采取了一些办法，主要是：发展出口创汇、发展非贸易创汇、采取延期付款、分期付款、补偿贸易等灵活方式，引进技术设备，减少现汇支出。在实际工作中，当时我国主要是采取延期付款的做法。1977年我国签订的引进技术设备合同220多项，成交金额30多亿美元，其中26个大型成套项目，43套综合采煤机组，用费占80%以上，其中40%采用了延期付款的办法。发展引进原材料、技术、设备加工出口的加工装备方式和引进外国技术，然后用这些技术生产的产品支付进口的补偿贸易方式，从1978年也开始得到了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利用外国贷款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此时也正式成为解决外汇不足问题的灵活方式之一。
1978年八九月间，国务院先后召开了务虚会和全国计划会议。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李先念等提出了引进外资问题。全国计划会议确定了经济战线的三个转变，其中一个转变就是要求“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访问日本。10月25日，在宴会上对日本经济界人士提出的“中国最好举办中外合资企业”的建议给予肯定。在日本经济界举行的午餐会上，邓小平祝酒时说：中国人民决心在本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首先要靠自己的努力，同时我们也要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在经济、技术领域里存在着广泛的交流和合作的余地。我们相信，中日两国贸易关系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将会有更大的发展。在下午举行的东京记者招待会上，邓小平又指出：中日双方在经济方面合作的余地很大。我们要向日本学习的地方很多，也会借助于日本的科学技术甚至资金。我们之间已经签订了一个长期贸易协定，但只有这一个还不够，那是两百亿美元，还要加一倍至两倍。
11月11日，李先念在会见外国客人时明确表示：可以贷款买设备，或外商出资金、设备来建工厂，我们用产品偿还，还可以考虑合股经营工厂。
在此基础上，该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就正式明确提出：要善于利用国际国内有利形势，吸收外国资金技术。
1978年12月15日，外贸部长李强在香港向世界宣布了中国利用外资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不久以前，我们在对外贸易上，还有两个禁区。
第一，政府与政府之间的贷款，不干，只有银行与银行之间的商业贷款。现在不是了。第二，外商在中国投资不干。最近我们决定把这两个禁区取消了，基本上国际贸易上惯例的做法都可以干。”12月18日，李强又在香港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介绍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和接受外国货款、投资等问题。他说，中国尊重国际上习惯的贸易做法，只要条件合适，我们现在可以考虑同意政府之间的贷款。政府之间与非政府之间的贷款，中国都可以接受。在回答关于中国政府是否愿意同台湾发生贸易和经济关系时，他说：“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和大陆为什么不可以贸易？”12月25日，我国政府公布了接受国外政府贷款和允许外商来华投资的利用外资政策。与此同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准的《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提出了党的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要实现重大转变，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外国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对外开放的步伐迈得更大了。
七、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国务院召开务虚会
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进程中，党中央、国务院致力于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从1976年底起，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采取种种措施改善人民生活。在城市，调整部分职工工资、支付加班工资、实行计件工资和奖励制度（发奖金）；提高教师首先是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待遇。在农村，实行减轻或免征（低产缺粮生产队）农业税、降低农用物资价格，提高农产品价格、发展社队企业等措施活跃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同时，先后召开计划、铁路、工业、财贸、煤电、运输、粮食等全国性的生产建设会议，开展学大庆学大寨的群众性运动，工业交通各部门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恢复正常，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1977年底，工农业总产值达到5067亿元，超过计划4.4%，比上年增长10.7%。其中，工业生产总值3728亿元，超过计划3.6%，比上年增长14.3%；农业由于受自然灾害的影响，没有完成原订计划，粮食产量5655亿斤，比上年减产71亿斤，但农业总产值1339亿元，仍比上年增长1.7%（以上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基本建设投资总额382.37亿元，比上年增长1.6%。进出口贸易总额272.5亿元，比上年增长3.2%。全年财政收入874.5亿元，超过年初预算指标6%，超过了历史上最高的年收入水平。当年财政收支相抵，结余31亿元，扭转了连续三年收不抵支的状况。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432.8亿元，比上年增长7.1%，库存总额增长12%，市场供应情况开始好转。1978年工农业生产进一步恢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