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在党内、在社会上从来没有停止过。人们通过各种形式表达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强烈愿望。邓小平复出后，这方面的思想和行动更加公开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天安门诗抄》的出版、话剧《于无声处》的公演，就是集中表现。
为弄清天安门事件的真相，从1978年5月开始，北京市公安部门组织专门班子，对这一案件进行全面复查。大量调查证明，这是一起重大冤案，在这个事件中被捕关押的388人中，没有一个是反革命分子。
8月9日，共青团北京市委举行首都青年与“四人帮”斗争英雄事迹报告会。因四五运动受到迫害的北京房修二公司机械大队推土机司机、22岁的共青团员韩志雄作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大会宣布为韩志雄和贺延光这两位因天安门事件被捕的青年彻底平反。艾青作《在浪尖上》赞颂四五运动中的英雄，此诗传诵一时。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同意，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11月15日的《北京日报》公布了这个决定，指出：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的是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天安门事件的平反，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人民万岁——论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肯定天安门事件的彻底平反，是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是人民力量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伟大胜利。
5．清算“两个凡是”的错误
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解决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后，建议从27日起会议转入对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和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讲话的讨论。但是，尽管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基本解决了，可是党在指导思想方面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检讨，“两个凡是”的错误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因此，在小组会上，大家对一些领导人在粉碎“四人帮”后工作中的错误提出了批评意见。批评意见主要集中在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四位政治局委员，其中对汪东兴、纪登奎两人更加尖锐。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揭发和批评，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等人在各自所在的组作了程度不同的检查。
6．中央人事调整“不能下，只能上”
邓小平11月5日出访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11月14日才回国，所以他没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开幕会。邓小平回国后，很快就把注意力放到会议上，并在许多场合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
关于中央有错误的几个领导人的处理问题，邓小平说：
现在世界上就看我们有什么变动，加人可以，减人不行，管你多大问题都不动，硬着头皮也不动。这是大局。外国好多人和我们做生意，也看这个大局。
在此之前，有人曾提出过增加政治局委员管组织宣传的建议。在此之后，与会者提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加人的意见就逐渐多起来了。
12月1日，鉴于与会者的注意力没有转到讨论经济工作的问题上，中央常委又召集部分大军区司令员和省委第一书记开会，通过他们向会议打招呼。邓小平作了重要谈话，再次讲到中央人事调整问题，他说：对中央的人事问题，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对那几个同志要批评，但不能动，实际上不止他们几个。现有的中央委员，有的可以不履行职权，不参加会议活动，但不除名，不要给人印象是权力斗争。
对那些有意见的人，过关算了。检讨没有全过关的，我们过去也没过关嘛。
关于上的问题，至少加三个政治局委员，太多，也不恰当，不容易摆平。加上几个什么人？陈云，兼纪委书记，邓大姐、胡耀邦。够格的人有的是，如王胡子，也够格。两个方案，一个三个人，一个四个人。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不能选中央委员，想开个例，补选一点，数目也不能太多。有几个第一书记还不是中央委员，如习仲勋、王任重、周惠，还有宋任穷、韩光、胡乔木、陈再道。将来追认就是了。
经过充分酝酿讨论，12月10日，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拟增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2月13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代表政治局正式提出增补中央领导人的名单，提请三中全会通过。
7．一定要发扬民主、加强法制
在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和对“两个凡是”等问题的批判的过程中，与会同志以亲身的经历和切肤之痛，深入思考：“文化大革命”前后十几年，“左”的错误在党内登峰造极，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灾难，其根本原因究竟在哪里？大家比较一致和集中的结论是：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与法制遭到了破坏。为此，在中央工作会议各小组的讨论中，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加强法制建设，成为大家共同的话题。
粟裕在发言中说：林彪、“四人帮”长期凌驾于党之上，重要原因是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批评只能在上级对下级或平级间进行，下级不能批评或不敢批评上级，甚至党的会议上也不能批评，否则就是反党。有的群众说有权就是真理，值得深思。
谭震林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说：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朱德、陈毅有不同意见就开会辩论，吵嘴，那时不叫反毛主席。一个领导人，如果人家讲了不同意他的话就叫反他，那还有什么民主集中制。我提议把党的民主集中制，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各级领导以身作则，很好地实行民主集中制。
徐向前在发言中说：现在党内外心有余悸的状况仍然存在，有些人讲话有顾虑，不能把心里话全部倾诉出来。因此应该广开言路，让人把心里话全说出来。
张震发言批评说：对十年“文化大革命”应总结教训：（1）民主集中制被破坏。“文化大革命”不经中央全会讨论，一下子轰起来。民主在哪里？（2）集体领导被破坏。今后全会闭会时应由政治局领导。（3）政策多变，失信于民。（4）法制不健全。“文化大革命”中那么多干部被抓、劳改，哪里有法制！
胡耀邦发言说：“文化大革命”教训深刻，应很好总结，根本教训是党的生活不正常。
为了很好地总结党内民主生活方面的经验教训，叶剑英在12月13日的闭幕会上，专门讲了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问题。
他指出：
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必须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地建设社会主义。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广开才路，及时地发现我们党的优秀人才，把他们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中去。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保障广大干部和群众有对领导实行监督和批评的权利，从而有可能及时发现和揭露像林彪、“四人帮”一类的阴谋家、野心家、两面派，巩固我们的政权，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切实的保证。
我们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我们要在全党、全国造成浓厚的民主空气，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8．邓小平的“主题报告”
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这个讲话，共分四大部分。
第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邓小平指出：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第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
他强调民主的极端重要性：
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
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
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
他又强调了法制的重要性：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
第三，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
邓小平指出：
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假案、错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
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改正。有的问题不能够一下子解决，要放到会后去继续解决。但是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净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对过去遗留的问题，应当解决好。但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解决得十分完满。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
第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邓小平指出：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
他特别强调要在经济政策上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他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虽然是在工作会议上讲的，但实际上成为后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近20年后，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盛赞邓小平的这个讲话，说这个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9．中央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好。对于会议的情况，华国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作了概括。华国锋说：中央开了三十六天有中央和地方党政军主要负责同志二百多人参加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进一步恢复和发扬了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自始至终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整风方法，充分发扬民主，大家畅所欲言，解放思想、集思广益。经过到会同志的充分讨论，一致赞同中央政治局关于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解决了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和过去运动中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重新评价了一些担任过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的同志的功过是非；修改了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原则上确定了明后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人事问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人选的建议。会议中间，同志们对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和几个部门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作了自我批评。中央政治局同志和到会同志一致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为开好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创造了有利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