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着重讲了调整的必要性、调整的主要任务、调整的原则措施、搞好企业整顿、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等六个问题。李先念分析了当时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现状和原因，指出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工作的方针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以调整为中心，“边调整边前进，在调整中改革，在调整中整顿，在调整中提高。”
这个“八字方针”，习惯称为“新八字方针”，因为在1962年也提出和制订过“八字方针”，叫“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进行的结果是渡过了“大跃进”、反右倾和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时期，恢复了国民经济。
李先念的讲话还提出了调整工作的四项主要任务：（1）坚决地、逐步地把各方面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基本上调整过来，使整个国民经济真正纳入有计划、按比例健康发展的轨道；（2）积极而又稳妥地改革工业管理和经济管理体制，充分发挥中央、地方、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3）继续整顿好现有企业，建立健全良好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4）通过调整、改革和整顿，大大提高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更好地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为了保证这些任务的完成，李先念提出了12条具体措施：（1）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搞上去，调整好农业和工业的关系。（2）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使轻、重工业的比例协调起来，使商品供应同国内购买力和对外出口的增长相适应。（3）在重工业中要突出地加强煤、电、油、建材工业的生产建设和交通运输建设，以保证其他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4）按照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燃料动力、原材料供应的可能，认真调整工业企业。（5）坚决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使建设规模同可能供应的钢材、水泥、木材、设备和资金相适应。（6）引进要循序渐进，前后衔接，步子不能太急。（7）我们要多引进一些国外先进技术，最可靠、最主要的途径，就是扩大出口。（8）在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对某些不合理的价格作必要的调整。（9）坚持统筹兼顾的方针，解决好劳动力安排。（10）必须切实控制人口的增长。（11）切实做到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12）各项计划要互相衔接，不留缺口。要严格遵守财政平衡、信贷平衡、物资平衡、外汇平衡的原则。
会议通过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总方针，决定从1979年起，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认真进行调整，同时进行改革、整顿、提高工作。
会议通过了调整后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
6月18日至7月1日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同意用三年时间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同意政府工作报告中规定的三年调整要达到的主要目标。“新八字方针”的制定，标志着我国经济开始摆脱“左”的思想的束缚，逐渐迈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3．国民经济的初步调整
根据中央确定的“新八字方针”的精神，国家计委对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作了修改。4月份，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一计划。5月14日，国务院发出通知，正式下达这一计划。该计划对原计划作了较大幅度下调。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调整后的计划的主要指标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一些重大的比例关系开始向着合理方向发展，经济生活开始活跃起来，人民生活有所改善。这一时期比较显著和突出的方面是采取了一系列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扶持轻纺工业的措施，改善了人民生活，缩小了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提高了农业和轻工业的比重，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农轻重比例失调的矛盾。在基建、工业、财政等方面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调整措施。这些调整措施，使广大的农民和工人得到了实惠，为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减免农业税收，国家比预计多拿出了16个亿，为提高工人福利，国家支付工资奖金比预计多拿出了25个亿。
4．排除阻力，继续调整
贯彻落实“新八字方针”将近两年，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一些重大问题仍然存在。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来，积累和消费的分配超过了国民收入的总额。表现在财政上，国家安排的基本建设开支和各种消费开支仍然超过了财政收入，发生巨额财政赤字，1979年财政赤字达170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未有过的。基本建设战线没有按计划缩短，规模仍然过大，基建总规模基本上没有压下来，要把计划内的大中型项目全部建成，还需投资1500亿元。外贸逆差增大，1979年进口大于出口31.1亿元人民币，折合美元20.1亿。到1980年底，国家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在建的大中型项目全部建成尚需投资1300多亿元，财政赤字预计与1979年相同，零售物价总指数1980年上涨6%，1979年和1980年货币发行预计达130亿元（实际是132亿元），货币流通量接近引起经济危机的临界点。
以调整为中心的“新八字方针”没有收到预期效果的原因，主要是“左”的思想的影响。一些地方和部门对“新八字方针”贯彻执行不力，有的甚至反对和抵制。因此，要使国民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必须排除阻力，继续调整。如果不下大的决心，采取果断措施，对国民经济进一步调整，该退的不退或不退够，就不能取得全局的稳定和主动，国民经济就不能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稳步前进。
1980年3月17日，在陈云建议下，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原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撤销。在会议期间，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都强调基本建设要退够，压缩1981年计划，认为发展速度5%有困难，4%也可以，并不丢面子。
1980年12月16日至26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在政治上实行进一步安定团结”的重大方针。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在会上分别讲话。12月16日，陈云在讲话中谈了14个问题。他表示同意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调整计划，并说：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
这次调整不是耽误，如果不调整才会造成更大的耽误。
我们这次调整是清醒健康的调整，我们会站稳脚跟，继续稳步前进。
12月25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讲话，他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三十一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邓小平总结三中全会以来调整工作执行得很不得力的原因是“全党认识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指出：“这次调整，就是进一步贯彻这一方针。”
他对“退够”特别作了阐述：
这次调整，在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够。只有某些方面退够，才能取得全局的稳定和主动，才能使整个经济转上健全发展的轨道。
所谓某些方面要退够，主要是说，基本建设要退够，一些生产条件不足的企业要关、停、并、转或减少生产，行政费用（包括国防开支和一切企业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费用）要紧缩，使财政收支、信贷收支达到平衡。生产建设、行政设施、人民生活的改善，都要量力而行，量入为出。这就是实事求是。下决心这样做，表明我们真正解放了思想，摆脱了多年来“左”的错误指导方针的束缚。
他还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今后一段时间内，重点是要抓调整，改革要服从于调整，有利于调整，不能妨碍调整。”
1981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贯彻这次会议精神的通知，印发了常委们的讲话。《人民日报》专门发表了社论。
根据中央两次会议的精神和要求，对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1981年经济计划作了较大调整。工农业总产值由原来的6955亿元减为6800亿元，比上年预计增长速度由5.5%减为3.7%；财政收入由原来的1154.5亿元减为1056.6亿元，比上年减少0.6%；财政支出由原来的1204.6亿元减为1056.6亿元，收支平衡；基建投资由原来的550亿元减为300亿元，比上年预计减少40%；国防战备费由原来的193亿元减为170亿元，减少12%；行政管理费由62亿元减为57亿元，减少3%；文教科学卫生体育等事业费略有增加；社会商品零售额由原来的2200亿元增为2220亿元，比上年预计增长8.3%；进出口贸易总额由373亿美元减为356亿美元。
由于中央态度坚决，部署明确，也由于认识趋于统一，1981年的调整工作十分得力。年初，国务院采取措施压缩计划外投资，随后抓紧农业、轻工业的增产和机械工业的转轨工作，到年底比例失调关系有所改善。基建投资比上年减少126亿元，积累率回落到28.3%；农业生产在克服重大灾害后获得丰收，增长6.4%；轻工业生产增长14.3%。财政赤字减少到25亿元，市场供应紧张状况缓和，物价趋于稳定。
十五、倡导对外开放与创办经济特区
1．邓小平倡导对外开放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对引进外资、利用外资、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等问题，作过多次论述。
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讲话就着重强调：
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的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
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时，特别谈道：
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比如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我们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
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
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访问日本。11月5日至14日，又到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访问。世界现代科技的发达和各国利用外资带来的经济迅速发展的状况，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0月26日下午，邓小平乘新干线“光-81号”超特快列车离开东京前往京都访问。列车以每小时210公里的速度运行。一批日本记者要他谈对新干线的观感。邓小平说：“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现在很需要跑。”
从新马泰访问回来后，邓小平对新加坡利用外资带动经济迅速发展印象很深。后来他在一次讲话中说：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一个是外资企业利润的百分之二十五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一个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还有一个是带动了它的服务行业，这都是收入。我们要下这么个决心，权衡利弊、算清账，略微吃点亏也干，总归是在中国形成了生产能力，还会带动我们一些企业。我认为，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
1979年1月，在一份反映香港厂商要求在广州开设工厂的材料上，邓小平批示：这种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
1月17日，邓小平在同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工商界领导人谈话时，明确提出：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
11月20日，邓小平在会见联邦德国研究和技术部部长福尔克尔·豪夫时说：我们要采取正确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搞国际合作。要充分利用国际上先进的技术，包括要吸收发达国家的资金，学习国际上先进的管理经验。
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总裁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时，第一次将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方针、政策用“开放”的概念进行概括和表述。邓小平说：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是，离开了国际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的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资金，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这个条件过去没有，后来有了，但一段时期没有利用，现在应该利用起来。
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