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攻型理想主义的当代典型是“民主和平论”。华尔兹在2000年论冷战后国际政治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过去的一些理想主义者，比如像康德那样的自由主义者，虽然认为民主对于世界好，但是强调积极促进它的困难和危险。但是威尔逊和冷战后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却是积极出击的“干预型自由主义”（Interventionist Liberals）。华尔兹说：如果说现在世界对于民主国家来说是安全的，那么人们要怀疑民主是否有助于世界和平。冷战胜利，使干预精神勃发。“当一个民主国家独霸全球时，像美国如今的情况，这一效果会得到强化。和平是战争的高贵理由（Cause）。目的虽然高尚，但是康德认为没有一个国家有权利干预他国，而就事实而言，干预常常带来更大的灾难。大国所容易犯的错误是：在多极世界中的无动于衷（Inattention），在二极世界中的过度反应（Overreaction），在单极世界中的战线太长（O-verextension）”。哈斯在论证他的“规制主义”的时候说，“对于美国而言，依据推进民主、人权和市场改革程度所做出的优先选择是更好的；而把那些我们无力保护我们利益的地方，和我们可能作为一支积极力量而存在的地方作为对外政策的优先选择，这是不好的”。他还引用了欧文·克里的直接而颇具特色的描述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我们的对外政策对现在称作‘人权’问题的情况不仅有双重标准，而且有三重或四重标准。事实上，随着情势的变化我们有许多标准——这似乎是应该的。
第三节 进攻型理想主义的危害
由此可见，对于现实主义学派而言，进攻性理想主义是首要危害，所以现实主义的理论家花费了许多笔墨从各个角度对它加以抨击。
现实主义者认为：首先，进攻型理想主义会导致不宽容，残酷打击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其他国家。贝尔曾经指出：美国的内政是现实主义的，所以可以接受妥协；但是美国在外交中却唱高调，令人很难接受。如果我们类比于内政经济学理论，我们可以说理想主义是“非理性的”。霍布斯在内政政治学中就批判过这种虚荣的危险，说唯有死亡才能让人清醒。对别的国家来说，狂热的国家是可怕的、残忍的、不宽容的，它们非要杀个你死我活不可的，因为意识形态的一个特点是简单化和两分化：天使与妖魔。
这一点，与内政中的“进攻型理想主义”一脉相承。内政现实主义者如海耶克等人对于内政中的理想主义提出过系统的批判。前面提到的基督教中“无为”的分离派新教教派（Section）之所以主张自我完善而反对进攻型传道，也是为了维护信仰自由和宽容。
摩根索在他的着作中特别批判国际政治中的这一问题，不过，他认为在当代避免理想主义的国际政治特别困难，因为这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时代。摩根索对于“普世性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最为批判，认为是20世纪出现的新的人类威胁。摩根索攻击国家之间普遍存在的“用支配宇宙的道德法则来认识某个国家道德取向的倾向”，认为这种倾向导致骄傲和勇往直前。摩根索认为进攻型理想主义的威胁来自对立的双方把自己的道德标准说成是普世的真理，从而只能你死我活，相互无法妥协。这实际上是在推倒了上帝的世俗化的今天搞偶像崇拜，把自己神化；这比宗教战争的危险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十字军精神固然可怕，但是纯粹的宗教从教义上来说应当放弃政治的彻底改造，而应当多多关注天国。相反，用宗教的精神搞政治，那就没有任何平衡机制，容易陷入疯狂。令人感到讽刺地是，这种“神圣理想激情”的做法恰恰都发生在自以为世俗化的、无神论的20世纪：无论今天民族主义化的世界主义的道德与原始部落或三十年战争时的道德相比在内容上和目标上有多么大的不同，它们为国际政治所发挥的功能和它们所创造的道德氛围并无两样。
特定集团的道德非但不能限制国际舞台上的权力斗争，反而使这一斗争达到前所未有的野蛮和激烈的程度。这是因为，一个特定集团的道德规范所寄托的世界性要求，与另一特定集团的同样要求是互不相容的，而世界只为其中之一准备了空间，另一方不屈服即毁灭。这样，我们时代的民族主义群众，便高举他们自己的偶像，它为人类工作也就像是为它自己工作一样，它在履行神——无论怎样定义——所规定的神圣使命。这些集团知之甚少的是：它们是在上帝已经离去的空空荡荡的天空下相遇的。
摩根索批判这种世俗化的宗教精神的荒诞和可怕：自作主张地将某一特定的民族主义与上帝的意旨等同起来，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在政治上也是有害的，因为它很容易造成歪曲的判断。这种歪曲的判断在盲目的十字军式的狂热中，毁灭了许多民族和文明。这种毁灭却是在道义原则，理想或上帝的名义下进行的。
所以，摩根索强调外交必须放弃十字军精神，“这是首要的规则。
外交若忽视这项规则，就必然会冒战争的风险”。摩根索引用了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的话来说明宗教和准宗教的“信条”带来的国际关系中的好战危害。这段话很集中地体现了现实主义的看法，值得我们仔细考察：如果你想要战争，那就培养一种信条，信条是人们曾经屈从过的最可怕的暴君，因为信条深入到一个人的理智深处并使他背叛自己。文明的人们为了信条进行过最激烈的战斗。重新占领圣墓、“权力均衡”、“不要世界统治”、“贸易跟随国旗”、“谁拥有陆地谁就拥有海洋”、“保卫王位和保卫圣坛”，以及革命、信仰——这些都是人们为之奉献生命的东西。……今天，当任何一种信条达到了权威的程度时，单是它的名字就成了一根大棒，任何一个蛊惑人心的人都可以在任何时候、为了任何事情在你的头顶挥舞这根大棒。为了描述一种信条，我们必须诉诸神学语言。一个信条就是一项信仰的教条，它是你必须信仰的某种东西，不是因为你有某些理性的根据使你相信那是正确，而是因为你属于某某教会或教派。……一国的某一政策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例如，美国在18世纪末的政策就是要得到密西西比河直达河口的自由航行权，为此不惜与西班牙开战。这项政策本身包含着理性和正义，它基于我们自己的利益之上，它有明确的形式和确定的范围。一个信条则是一项抽象的原则，它必然在范围上是绝对的，在言辞上是深奥的，它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断语。
它永远不是正确的，因为它是绝对的，而人类事务都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现在再回头来看看政治，想想一项抽象的信条在治国方略中必然会是一种多么令人憎恶的东西。任何一个政客或编辑都能够在任何时候对它进行新的引申。人民默认这一信条并且对它喝彩，因为他们听到政客和编辑不断地重复它，而政客编辑重复它是因为他们认为它是受欢迎的。
摩根索认为，恰恰是以权力来定义的利益概念能够把我们从道义上的极端和政治上的愚蠢中拯救出来。因为如果我们把所有国家，包括我们自己的国家在内，都看作追求它们各自以权力为定义的利益的政治单位，我们就能够以公正的态度对待所有国家：我们将能够像判断我们自己的国家一样判断其他国家；以这种态度判断它们之后，我们能够实行的政策，就既能尊重他国利益，同时又能保护和增进我们本国的利益。政策的适当必然反映道德判断的适当。
进一步来说，摩根索认为不依靠实力而只依靠良好的愿望从事国际政治，只会带来失败。所以，要理解政治家的行动的道义和政治性质，必须了解其行动，而不是了解他的动机。“有多少次，政治家们怀着改善世界的愿望，结果却毁了世界？又有多少次，他们为了一个目标而奋斗，结果却得到他们既没有料到也不愿得到的东西”？张伯伦的绥靖政治的动机是好的，不是处于个人权力的考虑，而是在寻求维持和平。然而，他的政策导致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千百万人民带来无穷的苦难。另一方面，温斯顿·丘吉尔爵士的动机在范围上不那么具有普遍性，而更为狭窄地受到个人权力和国家权力的驱使。
然而，基于这些较差的动机的外交政策，在道义上和政治性质上无疑优于他的前任所追求的外交政策。若从他的动机判断，罗伯斯庇尔是有史以来最正直的人之一。然而，正是那种正直的乌托邦激进主义促使他屠杀了那些不如他正直的人，把自己送上断头台，并毁灭了他所领导的革命。”
基辛格沿着相似的思路走，他认为现实中有两种国家制度：一种是“正统”的国家制度，一种是革命的国家制度。在前一种国家制度中，所有成员国互相接受国家的基本合法性，并且不寻求破坏国家制度或者挑战它们存在的权力。而在革命的国家制度中，由于某些成员不愿接受现状，所以长期受到大规模冲突的困扰。苏联就是革命国家的明显实例，它热衷于世界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而像美国这种自由民主国家当时也扮演革命国家的角色，它曾企图把自己的治理形式强行推广到从越南到巴拿马这些很不适合的地区。革命的国家制度天生就比正统的国家制度更酷爱冲突，这些国家之间不赞成和平共处，把所有冲突都看成摩尼教与第一律的斗争。
亨廷顿指责西方文明的自以为是地四处推广自己原则的危害。
他说：“西方，特别是一贯富有使命感的美国，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市场、权利有限的政府、人权、个人主义和法制的价值观念，并将这些价值观念纳入他们的体制。然而，在其他文明中，赞同和提倡这些价值的人只是少数，大部分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对于它们的占主导地位的态度或是普遍怀疑，或是强烈反对。西方人眼中的普世主义，对非西方来说就是帝国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