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还须要指出的是，伙同真宗制造“天书”下凡等闹剧之人，除了王钦若和后面将要提到的丁谓等人以外，还有一个隐藏在背后竭力推波助澜之人，此人便是有“隐士”之称的种放。种放善诗文，年轻时应举不第，后来便“隐居”终南山豹林谷，以讲学授徒为业，但仍与朝中一些大臣有诗文相应酬。太宗朝末年到真宗朝初年，种放通过这条“终南捷径”，并依靠道教信徒、陕西转运使宋惟干及一些官员的推荐，终于为朝廷所知。从景德末年起到大中祥符年间，真宗为了炮制所谓“天书”，以及进行封禅、西祀等活动，便频频召见种放。种放每次抵京，除了积极参与真宗的封泰山、祠汾阴等活动以外，行动十分诡秘，事毕又回终南山。由此，种放的官也越做越大，一直升至工部侍郎。群臣不明白真宗为何如此青睐种放，真宗对此也讳莫如深。
不过，从种放在一个奏疏中自谓真宗对他“访以礼乐之制，询其刑政之方”的话可以看出，在真宗所搞的“神道设教”中，他很可能以一个“方外之士”的身份策划于其中，“天书”也可能是由这位道教信徒炮制而成。
实际上，种放的个人品质十分恶劣，他不仅不择手段地追名逐利，而且依仗权势，广置田产，横行乡里，为此被知永兴军府王嗣宗称为“三害”之一，屡上疏诉其不法事，迫使真宗下诏要他徙居嵩阳（河南封登）躲避。然而种放“犹往来终南，按视田亩。每行必给驿乘，在道或亲诟驿吏，规算粮具之直。时议浸薄之”。大中祥符八年（1015）十一月的一天，种放早晨起来，“忽取前后章疏稿悉焚之，服道士衣，召诸生会饮于次，酒数行而卒”。于是，他生前所制造的一系列“神道设教”的证据，随之而被销毁得一干二净。
“澶渊之盟”以后，辽军北撤，西夏也一时收敛，边境息兵，加上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财政又开始有些盈余，本来是整顿军备，加强国防的大好时机，可是不几年，就出现了东封、西祀等闹剧，可谓耗尽民财和国力。据记载，仅国库支出，“景德郊祀七百余万，东封八百三十余万，祀汾阴、上宝册又増二十万”。实际数字却远远不止这一些，如对官员的各种赏赐，就需“金钱几千万。近世以来未有也”。为建道观、寺院，所费国家钱财更是无法估算，据宋人言：“封祀礼毕，玉清、景灵、会灵三宫成，国力为之耗竭。”大中祥符八年（1015）八月，大臣张咏临终前上疏说：“不当造宫观，竭天下之财，伤生民之命，此皆贼人丁谓诳惑陛下。乞斩谓头置国门以谢天下，然后斩咏头置丁氏之门以谢谓。”足见造宫观危害之深。以上还只是中央的财政支出，而地方的财政支出之巨和百姓的无偿差徭之重，更是无法统计，仅“幸汾、亳，土木之役”一项，就“过往时百倍”，若加上地方上的供奉劳顿和各项兴筑，支出就更加惊人。
真宗以为：“道、释二门，有助世教。”在他在位期间，多次下诏普度道士、女冠和僧尼。天禧五年（1021），全国有道士一万九千零六十六人，女冠七百三十一人，僧三十九万七千六百十五人，尼六万一千三百三十九人，合计共有四十七万八千七百五十一人，是北宋建立之初的七倍。这些“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出入百用，一取足于民”的道士、僧尼，都极大地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与上述冗费剧增的同时，官员和军队人数也大量增加。真宗在“澶渊之盟”以及东封、西祀、谒亳州老子庙之后，为“加恩”河北、山东等地士人，都大规模地扩大科举取士名额或增加科举次数。众多科举出身者进入仕途，加上恩荫人数的大量增加，使官僚队伍更加冗滥。真宗朝末年，全国禁厢军人数达到九十一万二千人，比太宗朝又增加了近三分之一，“冗兵”问题也更加严重。
冗官、冗兵和冗费，无情地吮吸着国家的财政收入，吮吸着劳动人民的血汗。这样，到真宗朝末年，北宋的“积贫”局面进一步加深，故《宋史·食货下一》说当时是：“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蠧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
自谓得到天神之助的北宋，自此上下一片恬安，尽管军队人数继续增加，但战斗力却越来越弱，正如后来富弼所指出的：所可痛者，当国大臣议和之后，武备皆废，以边臣用心者谓之引惹生事，以缙绅虑患者谓之迂阔背时。大率忌人谈兵，幸时无事。谓虏不敢背约，谓边不必预防，谓世常安，谓兵永息。恬然自处，都不为忧。在这样的形势下，北宋的“积弱”局面也进一步加深。
四、真宗朝后期的党争
王旦自景德三年（1006）以后长期为相，他为人谦虚谨慎，善于荐用人才，并妥善处理了与辽、西夏的关系，政绩卓有可观，只是在对待“天书”这件事上，没有坚持原则，使其大节有亏。在真宗东封、西祀期间，向敏中留守京师，“人情帖然”，深得真宗赞许，大中祥符五年（1012）四月，“故使复相”。
天禧元年（1017）七月，王旦患病罢相，两个月后即去世。早年，真宗曾以王钦若“神道设教”有功，欲将其擢为宰相，征求王旦意见，遭到王旦反对，他告诉真宗：“臣见祖宗朝未尝使南方人当国，虽古称立贤无方，然必贤士乃可。
臣位居元宰，不敢阻抑人，此亦公议也。”王旦虽然有着北宋前期士大夫中间广泛流传的不能使南方人当国的陈旧观念，但认为王钦若并非“贤人”，故不能拜相，确实是一个重要原因。
王旦罢相的次月，真宗才将王钦若自枢密使擢为宰相，从而成为宋朝第一个出任宰相的南方人。但王钦若拜相的时间并不长，因为他是南方人，自然会遭到以寇准为首的众多北方官员的排斥，加上他个人品质也存在问题，三年六月，真宗听到传闻，言王钦若有贪赃行为，又与私藏禁书的道士谯文易相交通，于是罢去他的相位，五日后，寇准再次拜相。天禧四年（1020）三月，为相八年的向敏中去世，寇准一时独相。
历史上对寇准的评价比较高，实际上此人的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从优点来看，他耿直敢言，能断大事，尤其是在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当辽朝大军压境之际，力赞真宗亲征，从而维持了宋、辽两国之间长时期的和平局面，厥功甚伟。但寇准的缺点也不少，不可不提。一是争强好胜。他从太宗朝后期任同知枢密院事起，到天禧四年六月第二次罢相为止，与王钦若、丁谓等佞臣的矛盾姑且不论，就是与知枢密院事张逊、宰相吕端、参知政事冯拯、大臣王嗣宗等也皆有隙，甚至对王旦也时有中伤之语。有些责任固然并非全在准，但过分计较是非曲直，意气用事的情况也不少，这便使他失去了同僚的必要支持。惟有毕士安知道寇准的性格，常左右之，可是当毕士安病故以后，他在朝廷里就完全陷于孤立。其次，寇准常以个人好恶行事，看人怀有成见。早先，寇准为枢密使，曹利用为副使，他就十分轻视曹利用，议事有不合，辄曰：“君一夫尔，岂解此国家大体耶！”寇准不喜欢知制诰李谘，每当李谘草辞，必再三找他岔子，“又别加诋诮”，非得按其心意改动不可。这些显然缺少大臣体，使自己树敌过多。大中祥符八年（1015）科举殿试，进士第一人在新喻人萧贯与胶水（山东胶州）人蔡齐之间争论，不能分出上下，时任枢密使的寇准，“性自矜，尤恶南人轻巧”，上言：“南方下国人，不宜冠多士。”遂取蔡齐为第一。寇准既出，谓同列曰：“又与中原夺得一状元。”看人如此偏颇，也足以看出他在用人时的弊病。三是“多许人官以为己恩”，这虽是真宗对他的批评之语，但也为王旦之言所证实，言其：“好人怀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避，而准乃为己任。”四是寇准的生活极其奢侈，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宋人记载颇多，如欧阳修《归田录》卷上载：“（寇准）自少年富贵，不点油灯（而燃巨烛）。尤好夜宴剧饮，虽寝室亦燃烛达旦。每罢官去，后人至官舍，见厕溷间烛泪在地，往往成堆。”五是急于进取，有时达到超出常人想像的地步。据王君玉《国老谈苑》卷二载：寇准年三十余，太宗欲大用，尚难其少。准知之，遽服地黄兼饵芦菔以反之，未几髭发皓白。
又据《宋朝事实类苑》卷一三引《名臣遗事》载：（寇）准在枢府，上欲罢之，莱公已知。乃使人告公（王旦）曰：“遭逢最久，今出欲一使相，望同年主之。”公大惊曰：“将相之任，极人臣之贵，苟朝廷有所授，亦当辞，岂得以此私有干于人？”仍亟往白之。莱公不乐。后上议：寇准令出，与一甚官？公曰：“寇准未三十岁，已登枢府，太宗甚器之。准有才望，与之使相，令当方面，其风采足以为朝廷之光。”上然之。
如果人们对上述这两条记事的真实性尚有怀疑的话，那么以前一直不相信“天书”下凡的寇准，却进“天书”以取媚真宗，从而使自己第二次登上相位却是不争的事实。大中祥符以后，朝廷上下对“天书”一事已有所反思，“天书”热已经退潮。可是，天禧三年（1019）三月，时任判永兴军府的寇准，却不顾同僚反对，将巡检朱能伪造天书降于乾佑山一事奏上。果然，寇准立即应召赴阙，并于当年六月再次登上相位。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了一场迎接和崇奉天书的闹剧，仅就这件事看，他与王钦若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与寇准第二次拜相的同时，丁谓升任吏部尚书、参知政事。他本靠寇准得以提拔，因而“事准甚谨”。一次两人会食中书，有羹染寇准须，丁谓站起来帮他拂去，寇准笑道：“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邪？”“谓甚愧之，由是倾构日深。”寇准与王钦若的矛盾尚未完全化解，从此又增加了与丁谓的矛盾。丁谓的品质固然不良，但在这件事上，寇准说话也显得轻率。
真宗晚年得风疾，事多决于刘皇后，寇准为了不使她干预朝政，奏请真宗以“宗庙之重”，将政权交给皇太子赵祯，并请求：“择方正大臣为羽翼。丁谓、钱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辅少主。”据说这一请求得到了真宗的同意。于是，寇准秘密命令翰林学士杨亿起草诏书，“请太子监国，且欲援亿辅政”。
天禧四年六月，谋泄，又受丁谓等人的多方攻击，遂被罢去相位，出为太子太傅，封莱国公。七月二十三日，入内副都知周怀政因受刘皇后与丁谓排斥而不能获得真宗信任，企图发动政变，“阴谋杀（丁）谓等，复相（寇）准，奉帝为太上皇，传位太子而废皇后”。客省使杨崇勋等将这一阴谋告诉了枢密使丁谓，丁谓“微服夜乘犊车”，到枢密使曹利用家商量对策。次日，他们通过杨崇勋向刘后告变，于是周怀政遭诛杀，“降准为太常卿、知相州，徙安州”。
接着，在其政敌丁谓、钱惟演、李谘、曹利用等人的一再攻击下，再贬为雷州司户参军，徙衡州。仁宗天圣元年（1023）闰九月，寇准卒于贬所。
寇准第二次罢相后，李迪、丁谓相继拜相。李迪为景德二年（1005）进士第一人，此人遇事敢言，颇有才干，与寇准政见大致相同，在权力问题上也不肯相让。丁谓是继王钦若以后又一个出任宰相的南方人，史言其有吏才，且多才多艺，但专权黩货，狡过人，并与王钦若一样，积极参与了营造宫观，奏祥异之事。因而，时人将他们两人与林特、陈彭年、刘承珪一起，谓之“五鬼”。
自寇准遭贬斥后，丁谓擅权，甚至除官不以闻，这就引起了李迪的不满。
李迪欲得中书侍郎、尚书，但丁谓只同意他为中书侍郎兼左丞，而欲将其同党工部尚书林特除为枢密副使，引起李迪的极度不满。天禧四年（1020）十一月某日，两人在早朝前，为此发生激烈的争吵，李迪甚至“引手板欲击谓”，“同列极意和解，遂入对于长春殿”。丁、李两人在真宗面前相互指责对方结朋党，真宗大怒，皆被罢去相位，出知地方，而拜枢密使冯拯为相，但制书尚未出。先时，真宗患病，语言或有错乱，尝盛怒对近臣道：“昨夜皇后以下皆之刘氏，独留朕于宫中。”李迪奏道：“果如是，何不以法治之。”但真宗接着又否认有此事。“后适在屏间，闻之，由是恶迪”。这次，丁谓得到刘后支持，加上曹利用、冯拯等人的帮助，故得改变原来除命，复任宰相，而李迪仍出知郓州。
乾兴元年（1022）二月，真宗病死，刘后接受参知政事王曾、权知开封府吕夷简等大臣的建议，将以前所降“天书”殉葬山陵，从而宣告了“天书”闹剧的结束。此时，丁谓错误地估计形势，与内侍雷允恭相勾结，欲控制朝政，终遭同僚告发，也为刘后所不允。六月，雷允恭以改穴真宗山陵不当之罪而被杖死，丁谓也坐“失奏山陵事”而罢相。七月，以参知政事王曾为宰相，丁谓则以“语涉妖诞”，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徙雷州（广东海康），坐丁谓党而被贬官的有参知政事任中正以下十数人。至此，真宗朝后期的党争，以双方的同归于尽而告一段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