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财政制度上，宋代吸取唐五代节度使拥有财权，造成与中央分庭抗礼的经济实力的教训，在路一级设转运司，通过它将州郡财赋集中到中央，以消除形成地方割据势力的经济基础。在明代，以户部统领全国财赋，下设“十三司，各掌其分省之事，兼领所分两京、直隶贡赋，及诸司、卫所禄俸，边镇粮饷，并各仓场盐课、钞关”，府县几无财权，这种做法也是直接继承宋制而来。
在司法制度上，宋代收了州郡的司法权，特别是重大刑事案件，皆需通过路一级的提刑司复核，死刑疑案更需向朝廷奏裁，才得以判决执行。明清司法，大致亦类此。
此外，在对待权臣、宗室、外戚以及宦官等近习势力的弄权和可能威胁到皇权这一重大问题上，宋代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也大都为明清两代所继承。
宋代所以重要，其光辉灿烂的文化是又一个突出的方面。在当时，无论是各类学校的增加，书籍的广泛流布，文学艺术的繁荣，学术思想的活跃，科学技术的进步，或是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等诸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尤其是宋学的产生，像一朵奇葩，散发出夺目的光彩。这一切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着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对此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复必振。”作为一部政治史，虽然不可能对宋代文化有过多的涉及，但是文化与政治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我们在研究宋代史时，不能忽略宋文化与唐文化的不同及它对政治生活所产生的诸多影响。
宋代政治，不仅是官僚政治，而且是文人政治，是在君主独裁体制下文人掌权的政治。虽然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只要他认为有必要，其言行就是法律的一部分，但他们不能为所欲为，其行动多少受到儒家君主观的束缚。在先后出现辽、金、蒙元的严重威胁面前，也迫使他们的任性和腐败有所收敛，一旦收敛不住，最后必致亡国无疑。与此同时，在宋代政治生活中，我们可以不时地看到士大夫（包括一般知识分子）的身影，他们或在埋头读书，或在赋诗吟唱，或在传道解惑，或在参加科举，或在着书立说，或在履官行政，特别是连篇累牍的章奏递进，对和战问题的慷慨陈辞，对君主的规劝谏议，对官员腐败的揭发抨击，因政见或利益不同而相互间论辩争斗，以及在地域社会中的各种活动，更是充斥于国史、实录、文集、野史、方志、笔记等各类史籍的记载之中。自秦汉至明清的两千年间，人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有像宋代知识分子那样的.所欲言，那样的关心政治，那样的对国家、对民族抱有认同感，这就是文人政治的充分表现。
文人政治，也就是所谓“文人掌权”的政治，或者说是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其产生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从赵宋统治者来说，尤其是太祖兄弟及其子孙，皆为好文之君，他们充分认识到读书人在治理国家方面所起的作用，重用他们相对来说也比较安全。宋太祖有言：“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就是他对知识分子认识的真情表白。重用士人，更是为了力矫唐末五代武人政治之失，以文臣驭武将，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宋代主管军政的枢密使基本上由文臣担任，对文臣采取不杀少辱的方针，原因都在于此。从士人方面来说，随着宋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官僚政治的最终形成，他们的命运已与赵宋政权完全结合在一起。在唐代，门阀势力尚未退出历史舞台，一些世家大族即使没有皇权保障，其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一样可以延续下去。恩荫得官者升迁迅速，官至宰执大臣者时有所闻，还出现了不少恩荫世家。士人一旦成为品官，不仅领有俸禄，而且还可享有六十顷至二顷不等的永业田。官员致仕或挂冠而去，依然可以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至宋代则不然，士族门阀已退出历史舞台，恩荫授官虽众，但所授多为选人小官，升迁起来困难重重，要通过恩荫世代保持特权已不可能。宋代官员的俸禄，除宰执大臣外，并非十分优厚，又无永业田可授，他们一旦失去官职，就会有生计之虞。南宋人周煇《清波杂志》卷一一《常产》条载：“煇顷侍钜公，语及常产。
公云：‘人生不可无田，有则仕宦出处自如，可以行志。不仕则仰事俯育，粗了伏腊，不致丧失气节。有田方为福，盖福字从田、从衣。’虽得此说，三十年竟无尺土归耕，老而衣食不足。福基浅薄，不亦宜乎。”周煇生于靖康元年（1126）十二月，钜公者周煇之父邦，他以恩荫得官，入仕三十年，竟不能获得“尺土”。可见，在宋代，官僚并非一定能成为地主，读书人只有走科举入仕之路，才有前途可言，否则难保不陷入贫困。因而，他们自始至终离不开皇权的恩庇。再则，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一贯遵循“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条，重文政策的推行，更加增强了他们对赵宋政权的忠心，这就是为什么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名训，像“公事如家事，官物如己物”的官箴，像“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或出于宋代士大夫之口，或受到宋代士大夫推崇的原因。
赵宋统治者所施行的怀柔政策已达到了绝高的水平，他们对敌国施以怀柔（常以岁币换取和平），对农民起义施以怀柔（剿抚并用，招安为上），对士大夫同样施以怀柔（笼络以为我所用）。故文人政治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怀柔政治。从表面上看，宋代皇帝、宰相的权力都受到制衡，有所谓“人主莅权，大臣审权，争臣议权”一说，实际上，士大夫所掌之权，全受皇权的严格限制，只允许他们在“铁笼子里施展拳脚”。以言官来说，看似有“风闻言事”的权力，甚至可以对帝王提出严厉批评，但基本上是为了监督和揭发各种危害皇权的事情，完全是帝王意志的体现。如果言官稍有不顺，或直接触犯到帝王的切身利益，轻则弹章会“留中不出”，重则将被撤职罢官，所谓的言事权也就迅即化为乌有。即使像蔡京、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这样的权臣，他们的专横跋扈也只能在皇帝的首肯下行事，在皇帝面前一样要俯首听命，不敢有半点怠慢。《朱子语类》说：“秦太师死，高宗告杨郡王云：‘朕今日始免得这膝裤中带匕首！’”这条记事，既不见于正史，又与高宗朝实际政治情况不合，作为一个善于玩弄权术的“中兴”之君，岂会在武臣面前将自己说得如此懦弱！难怪朱熹也疑惑地反问：“但到这田地，匕首也如何使得？”这种道听途说的程度，几与“泥马渡康王”一样不可相信。
赵宋统治者倚重士大夫，很有点“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样子，但实际上对他们仍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除利用言官加以监督外，其措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严防官员结成“朋党”。宋真宗曾说：“唐朝朋党甚盛，以至王室卑弱。”故而宋代皇帝对官员结“朋党”一直很忌讳，凡是大臣被指斥为朋党者，不是撤职罢官，就是赶出朝廷，决不姑息，台谏官也以监察臣僚结成朋党与否为自己的主要职责。加之宋代帝王亲自掌握了取士大权，知贡举失去昔日的权力，使科举朋党也难以形成。时人所谓因“煕宁变法”而出现的“旧党与新党”、“元佑党人”和南宋宁宗朝出现的“庆元党争”之类中的“党”，虽然不无个人利益方面的考量，但多数是由于政治观点的异同，对和战看法的异同，学术观点的异同而形成的派别，这就是宋人所谓的“君子之党”和“小人之党”。或者根本就不存在“党”，而是故意给对立面扣上去的政治帽子，以便引起帝王的猜疑和不满。因而，宋代并没有类似于唐代中后期那样甚至帝王也难以控制的朋党，也决不允许出现这种朋党。若言朝廷中的派性，当然很不少，但这与结成朋党既有程度上的不同，也有性质上的差异。二是实施“异论相搅”。也就是在宰执大臣之间不能只有一种声音、一股势力，而是要适当扶植对立面，以使他们的权力互相监督，互相牵制，及时揭发对方的“不轨之行”，以便自己可以“垂拱而治”。天禧元年（1017），宋真宗拜王钦若为宰相，两年后，又用与王钦若严重不和的寇准为相，“人或问真宗，真宗曰：‘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此即为“经典”一例。从此以后，“异论相搅”便成了赵宋王朝的祖宗家法，并为历代统治者所继承。最高统治者的这种政治手腕，是造成连绵不断的所谓“党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下，宰执大臣权力不专，他们动辄遭到牵制和弹劾，即使才能出众者，也难以有所作为。于是，朝廷里苟且之风大盛，多数时候是暮气沉沉，偶有慷慨激昂的争论，多是空话连篇的说教，到头来于政治一无所补；另一方面是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体制得到强化，无论宗室、外戚、宦官、权臣，乃至农民起义，都不能对赵宋王朝构成威胁（外族入侵是例外），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社会的安定，即使暗弱之帝，也不足以影响他的统治。
这当是赵宋政权所以能“长治久安”在政治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上说的是中央政治，至于地方政治，则有两个显着的特点：一是“胥吏世界”，二是士绅社会。所谓胥吏世界，就是“吏强官弱”之谓。宋人以为：“官不足以制吏。官有以财用不给罢者，吏未尝过而问也；官有以刑名而罢者，吏未尝过而问也。官有罪，吏言之，有司治之惟恐后；吏有罪，官按之，则相疑曰：‘岂宽纵致然耶？’故任职者，官以不案吏为得计。宜其所在奸吏专权擅势，大作威福。”这种情况，又因官员频繁调动，视官舍为传舍，不恤地方政事，由科举和恩荫出身的官员不能胜任州县繁杂的事务，事事依赖胥吏而变得更加严重。胥吏世界的出现，是造成州郡地方政治黑暗腐败、百姓赋税负担更加沉重、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一个重要原因。所谓士绅社会，是指宋代通过扩大科举取士，培养了一大批及第或不及第的士人，在地方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孝宗淳煕年间（1174-1189），“福州每岁就试之士，不下万四五千人”，“建宁府亦不下万余人”。理宗景定年间（1260-1264），严州（浙江建德）每次参加发解试的士子也有七千余人。在上述参加发解试的人中，最后能考取进士的不过十几人，绝大多数士人留在乡间，与赋闲在那里的官员一起，构成了相当庞大的士绅集团，他们以从事进士业的地位和文化优势，往往扮演了地方领袖的角色。在这些人中，固然不乏为富不仁者和“哗鬼讼师”，但也有许多人热心于学校教育、兴修水利、防灾抗灾、救荒赈济和社会治安等诸多方面的地方事务，起到了各级地方政府不能起到的作用。由于所受教育和利害关系，士绅们在政治上与朝廷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成了赵宋王朝在地方上的重要支柱。士绅社会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胥吏世界”的危害性，巩固了赵宋政权对地方的统治。
《景定严州续志》卷三《贡举》，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本。
总之，宋朝政治体制的巩固，并不是单纯依靠专制和暴力所得，而是通过对各种政治力量的监督和平衡，使其形成了一种互相制约的机制，即使有权臣擅权，其势力也不足以动摇皇权；通过集中兵权，以及用文人驱武将之法，有力地防止了武人势力的崛起；通过重用和优待士大夫，使士大夫们在莅官行政、着书立说中将维护赵宋皇朝看成是人生天经地义的大事，其影响所及，直到普通的庶民百姓。以上三个方面，使得赵宋政权在内固方面几乎达到了臻于完善的地步，如果没有外来军事势力的入侵，其国祚将会更加绵长。
但是，宋朝还是灭亡了。北宋灭亡于金人，南宋灭亡于蒙元，究其原因，女真、蒙古军事力量的空前强大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外因，而两宋政治上的腐败、军事力量的弱小却是一个重要的内因。内因的产生，又与实现内固所采取的那些政治措施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实际上却完全符合历史的辩证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