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区别抗战派与投降派的时候，不能以狭隘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情绪作为辨别是非的标准，而应该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来权衡利弊得失，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抗战派有真假之分，并非一切高谈抗战、胡干蛮来的人都值得肯定。明人马贯以为：“宋高（宗）之不能中兴者，秦桧为之首，而张浚为之从也。”按理说，人们对抗战派与投降派的评价当有天壤之别，马贯因何要将张浚与秦桧归入为同一类人物呢？原因很简单，他说的是客观上所造成的后果，而不是主观上的意图。像张浚那样的抗战派，坚持抗战，确有鼓舞士气的作用，这一点与投降派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由于他本身的诸多缺点和错误，对国家和民族所造成的危害，在南宋前期可以说确实仅次于秦桧。对于投降派，人们固然应该唾弃，然而不能简单地把凡是提出妥协或和议的人，一概斥之为投降派。应该看到，在敌强我弱或者尚未做好比较充分的抗战准备时，为赢得时间，保存和发展抗战力量，主张以守为攻或对敌人作出暂时妥协的人，与投降派当有本质区别。像史浩那样知己知彼，以议和为策略，以抗战和收复失地为长期奋斗目标的所谓主守派，实际上与真正的抗战派并无两样。他们的主和只是一种策略，其目的是为了争取明天抗战的胜利，这与以前秦桧的一味屈膝投降、苟且偷安有着本质的区别。张浚北伐的失败，从正反两个方面都证明了这一点。
可是，从南宋后期起，人们对张浚的评价很高，史浩却不容于清议，这中间的原因，与后来长期垄断史学的理学家的偏爱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张浚之子张栻，乃南宋着名理学家，也是大儒朱熹的挚友。《宋史·张浚传》的史料来源，主要取材于宋朝的国史列传，国史列传中的记载，则完全来自于朱熹所撰洋洋四万余言的《张魏国公行状》。而该《行状》内容则由张栻所提供。由此可见，《宋史》中有关张浚的种种美言和“抗金业绩”，基本上出自家传系统。后来朱熹读了《高宗实录》后，将自己所写的行状与之对照，发觉“其中煞有不相应处”，才知道上了张栻的当，自此他对行状一类文字，再也“不敢轻易下笔”。另外，史浩之子史弥远乃宁、理两朝的权相，不为理学家所喜欢，故南宋末年学者王应麟说：“吕文靖（夷简）为相，非无一疵可议，子（公着）为名相，而扬其父之义；史直翁（浩）为相，非无一善可称，子为权臣，而掩其父之美。”这个说法是很有道理的。
二、“隆兴和议”的签订
张浚北伐的失败，也为秦桧余党、宰相汤思退向金妥协投降找到了口实。当时朝廷中的大多数官员以为，南宋既无力北伐，金朝也无力南侵，南宋有必要与金议和，但不能过于迁就。孝宗根据这种议论，起初反对割让四州给金人。隆兴元年（1163）九月，南宋派淮西安抚司干办公事卢仲贤出使金朝，临行前，孝宗戒他不能答应割四州，而汤思退却授意他可以割让。卢仲贤到宿州，在金将仆散忠义的威胁下，竟向金朝表示愿意割让四州。孝宗知道后大怒，贬卢仲贤，将他械送郴州（湖南郴县）编管，和议一度停顿。
当年十二月，孝宗在太上皇的“深劝”下，“遂决议遣使”，但仍不同意割让四州给金人。汤思退为迫使孝宗同意割让，竟要他“奏禀上皇，而后从事”。孝宗大怒，斥责道：“今日敌势，非秦桧时比，卿之议论，秦桧不若。”隆兴二年八月，南宋派遣宗正少卿魏杞赴金议和，孝宗向他交待：“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师，三减岁币，四不发归附人。”态度尚较强硬。魏杞决心与金人力争，陛辞时，对孝宗说：“臣若将指出疆，其敢不勉。万一无厌，愿速加兵。”不久，孝宗又后悔与金议和。于是汤思退秘密派人到金营，竟无耻地“谕敌以重兵胁和”。果然，待魏杞到了盱眙，金人拒绝南宋提出的条件，他们扣留魏杞，进而要求南宋割让商（陕西商县）、秦（甘肃天水）两州，并决定以武力相威胁。南宋得讯，命汤思退督江、淮军马，又命已经升任参知政事的王之望为同都督，但汤思退力主向金人屈服，王之望也反对抗战，两人都拒绝赴任。孝宗无奈，只得起用奉祠在家的杨存中为同都督，以抵抗金兵的入侵。
十月，金兵渡淮，名将魏胜战死于淮阴（今属江苏）前线，楚州、濠州（安徽凤阳）、滁州相继陷落，形势再度吃紧。舆论极言汤思退急和撤备之罪，孝宗罢去汤思退的相位，责居永州（湖南零陵）。于是太学生张观等七十二人上书论汤思退、王之望奸邪误国，招致敌人之罪，请斩之。汤思退忧悸死。
这时，孝宗召回陈康伯，除为左相兼枢密使，命他每隔一日坐轿子上朝，以商讨和战事宜。又将虞允文自知平江府召回，除同签书枢密院事，寻兼参知政事，具体负责军事。由于兵部侍郎胡铨坚决反对和议，谏议大夫尹穑则竭力主张和议，两人连篇累牍的奏疏，看似都不无道理，孝宗即命胡铨措置浙西、淮东海道，尹穑措置浙东海道，以观其能。但两人不顾国事艰难，竟带领全家以行，从而引起群臣的不满，不久皆被罢官。
在金朝的军事压力下，孝宗再次与金人议和。隆兴二年（1164）十二月，南宋、金朝达成新的和议条款，并于次年即乾道元年（1165）成立。“隆兴和议”的主要内容为：
（一）金、宋为叔侄之国。即南宋皇帝不再对金称臣，改金、宋的君臣关系为叔侄关系。
（二）南宋输金朝银帛，由原来的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减为各二十万两、匹，并改“岁贡”为“岁币”。
（三）南宋除归还海、泗、唐、邓四州外，还要将商、秦二州割给金朝，使宋金双方的疆界恢复到“绍兴和议”时的状态。
（四）归还被俘之人，惟叛亡者不与。上述条款与“绍兴和议”相比，应该说金方已作出了一定让步，当然这种让步与它在当年冬天入侵南宋遭到挫折有很大关系。孝宗在和战问题上却始终摇摆不定，“持两端之说，无一定之论”：对金战争一遇挫折，就想议和；稍稍取得一点胜利，又不想议和。故当进犯两淮的金兵于乾道元年春天开始后撤时，他又要“督府择利击之”。但是，周葵和王之望都反对这样做，于是两人先后被罢去参知政事。
三、南宋与金朝在外交上的斗争
“隆兴和议”的签订，意味着孝宗渴望恢复中原的目的遭到破灭，对此他一直愤愤不平。于是，在虞允文的积极支持下，孝宗决心继续通过战争手段以改变南宋的屈辱地位，在军事准备尚未完成之前，则幻想通过外交手段，以达到部分目的。
当时的金朝，正处于颇有作为的金世宗统治时期，他从多次宋金战争的得失中认识到，自己并无力量灭亡南宋，像以前那样穷兵黩武已行不通，维持和议所取得的成果，才是金朝根本利益之所在。他也知道，南宋的屈辱求和，只是一种不得已之举，一次他告诉群臣说：“宋人之和好，恐不能久。”因此，金世宗所制定的对宋国策是：维护和议，既不轻易让步，亦不主动挑衅，他甚至诏令全国，有“妄言边关兵马者，徒二年”。
宋、金两国的不同国策，决定两国在外交上必然会有一番针锋相对的斗争。
乾道元年（1165）三月，出使金朝的魏杞回到临安，因为他向金朝递交的国书中称“大宋”，金方威胁要去掉“大”字，魏杞拒不理会，又说服金世宗同意减岁币和不发还归正人，从而获得了孝宗的嘉奖。四月，金报问使完颜仲等入见，为受书礼仪与宋发生了争执。完颜仲根据金世宗的指令，递交国书须按绍兴议和时的旧仪，当时金宋为君臣之国，金使至，“捧国书升殿，北面立榻前跪进”，高宗“降榻受书，以授内侍”。完颜亮南侵失败后，金使来告世宗即位，由于陈康伯的力争，曾改为由馆伴使取国书以进，及汤思退当国，复循绍兴故事，对此，孝宗甚是悔恨。这次，他希望按敌国平等之礼，由门使受书发缄以进，但金使不同意。双方相持多日，最终仍循旧例。后来孝宗对于这种带有轻侮意味的受书仪，越想越感到愤怒，报仇之心更加迫切。
孝宗不甘心于“隆兴和议”的约束，派出泛使赴金朝，要求金方归还河南陵寝之地和更改受书仪。左相陈俊卿反对遣使，他以为此行必将遭到金人拒绝，有失国体，结果被罢去相位。吏部尚书陈良佑也上疏反对遣使，可是孝宗听不进去，说他是“妄兴异论，不忠不孝”，将他贬官筠州（江西高安）居住。张浚之子、吏部侍郎兼权起居郎张栻入见孝宗，孝宗问起金朝情况，张栻回答不知。孝宗告诉他，金饥馑连年，盗贼四起，并不可怕。张栻道：金人之事，我虽不知，但境内之事，却是知道的。于是张栻向孝宗讲述了南宋境内民贫、兵弱、财匮、官吏腐败，不可依赖的情况，认为“正使彼实可图，臣惧我之未足以图彼也”。张栻这番话，无疑给孝宗的再次北伐浇了一盆冷水，听后“默然久之”，不过他仍然想在外交上作一番努力。乾道五年（1169），时任右相的虞允文荐李焘使金，李焘以为，此去金人必不从，不从必以死争之，这是丞相有意要杀我。孝宗改派范成大使金，范成大也知道这种挑衅性举动的严重后果，但还是冒险以往。
乾道六年范成大奉命使北，孝宗令他口奏金主，说河南乃宋朝陵寝所在，请求归还侵地。九月，范成大抵金，他在跪进国书后，突然递上写有更改受书仪和归还陵寝地的奏疏一份，世宗阅后，断然加以拒绝，范成大无功而返。金朝在复书中指责南宋擅自更改和议，“顾信誓之诚安在”？同时为表明“诚意”，允许奉迁北宋诸陵，归还钦宗梓宫，扬言将出动三十万骑，“奉迁陵寝来归”。孝宗闻讯大惊，立即命中书舍人赵雄使金，要求不迁陵寝，仍坚持改正受书仪。次年三月，赵雄至金，世宗同意不迁陵寝，但拒绝更改受书仪。于是两事皆无成功。
乾道九年十二月，金遣大兴尹完颜璋来南宋贺正旦，宋请以太子接国书，完颜璋不从，宋廷乃派人至宾馆强取国书，并给完颜璋以重赂。消息传到金朝，许多大臣认为这是南宋故意挑衅，主张立即对宋用兵，但世宗态度冷静，他派刑部尚书梁萧作为详问使去南宋，以详细了解事实真相。淳熙元年（1174）三月，梁萧一行抵南宋，严辞责备南宋破坏沿用已有十年之久的受书仪，孝宗在太上皇赵构的逼迫下，只得“一一如约，立接国书”。
南宋希望更改受书仪的外交努力失败后，再转而向金人提出归还河南陵寝地的要求。淳熙二年八月，孝宗命右司谏汤邦彦出使金朝，复求陵寝之地。次年三月，汤邦彦至燕京，金方先“拒不纳”，继则以“控弦露刃之士”相威胁，这位曾在孝宗面前“敢为大言”，口口声声表示要“以身许国”的人，见此大为恐慌，竟“不能措一词而出”，接着就受金人赐与而归。四月，汤邦彦因奉使辱命被黜。“自是，河南之议始息，不复遣泛使矣”。
众所周知，外交斗争必须以军事和经济实力为后盾，才能取得成功，南宋在军事力量尚不足以压倒对方，财力又十分匮乏的情况下，企图运用外交手段达到军事行动中没有达到的目的，绝对不会取得成功。
四、孝宗、虞允文的抗金准备及其失败
孝宗为收复中原失地，在开展外交斗争的同时，在军事上也在积极地做着准备。只是当时可以依赖的文武大臣，已越来越少。乾道元年（1165），陈康伯再次以老病辞去相位，不久便去世。三年，长期守卫川陕的主帅吴璘亦病故。于是孝宗大力提拔那些积极主张抗金的官员，如魏杞因使金不辱使命，并主张对金采取强硬立场而受到孝宗赏识，返国后仅一年多时间，就由权吏部尚书，升任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进而除为右相。但在当时的众多宰臣中，无论是以前的洪适、叶颙或是稍后的魏杞、蒋芾、陈俊卿等人，孝宗以他们或不懂军事，或对抗金态度不积极，都缺乏信任，最后就把领导抗战的重任寄托到在采石之战中立下殊功，力主通过战争以实现恢复中原的虞允文身上。
乾道三年，孝宗任命虞允文为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并代替吴璘出任四川宣抚使。虞允文在赴川途中，经过郢州（湖北钟祥）、襄阳（湖北襄樊）等战略要地时，都奏请朝廷在那里建立山城或防御工事，以防金人入侵。到四川后，他检阅诸军，将军队按怯、壮分为三等：上等备战，中、下等备辎重，还淘汰老小万余人，这样每年可节省军费四百万贯。兴州（陕西略阳）、洋州（陕西洋县）的民兵，绍兴初有七万余人，大散关之战，张浚不授兵甲，却让他们为前锋，结果死亡殆尽。这次虞允文核实民兵，得二万三千九百余人，仿陕西弓箭手法，将他们组织起来，分区防守。四川归正人甚多，当地政府不仅不予安顿，还将他们关押起来，生活非常痛苦，虞允文就分给官田，妥善予以安置。当时，蜀地有十四个州军闹饥荒，他用禁止二税杂科预征、减税和赈饥等方法，使饥民得以存活。不一年，“蜀民顿苏，军政一新”，治蜀取得了显着成效。
乾道五年八月，孝宗以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王炎代虞允文为四川宣抚使，召虞允文入朝为右相兼枢密使及制国用使，让他掌握政权、军权和财权。虞允文上任伊始，便向孝宗提出：当今事之最大者，莫过于“世仇未复，舆图未归，南北生灵未底于休息”，“而事几之急，莫急于兵、财”两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