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宗晚年，嗜欲既多，怠于政治，贾似道通过削弱外戚和宦官势力、笼络和压制三学生员等一系列措施，独擅了朝政。朝廷众多官员，大都为“徒资虚谈”的理学之臣，他们除了高谈性命之学，相蒙相欺以外，对国事几乎一无所能，因而此时的南宋君臣皆被贾似道玩于股掌之上，使得政治更加黑暗和腐败。作为权相的贾似道，为了掩盖鄂州议和的真相，还扣留蒙古使臣郝经，从而遭致蒙古的加速南侵。为了挽救垂危的南宋政权，贾似道也作出了一定的努力：首先是推行公田法，以解决军粮不足的困难和减少楮币发行。
其次是实行推排法，以招刮隐瞒田亩，增加赋税收入。复次是对武将和主管军政的大臣实行打算法，表面上是为了清查战争中官物的支用情况，实际上也怀有抑制武臣和迫害异己的目的。由此损害了官僚、地主和部分将帅的利益，加上实施中出现的各种弊端，因而遭到官僚、地主的猛烈反对和破坏。
贾似道虽然依靠自己巨大的威势，将公田法等强制推行了下去，却使他在南宋统治集团中日益陷于孤立。
景定五年（1264）十月，理宗去世，度宗继位。度宗既无德，又无能，而荒淫无耻的程度却要超过理宗。在他统治的十年间，将国事拱手交给贾似道处置，自己并无半点作为，贾似道虽然知道国事已不可为，但依然擅权不放。
此时的南宋，在蒙古军的大举压境下，疆宇日蹙，危机四伏，已经濒临灭亡的边缘。
第一节 贾似道擅权的开始
一、削弱外戚、宦官势力，笼络和压制太学生
景定元年（1260）四月，贾似道以少师、卫国公、右相兼枢密使奉召回到临安。进国门日，理宗本要为他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百官郊劳如文彦博故事”，以表示对这位“再造宋室的功臣”的器重，但被贾似道谢绝而罢。
贾似道是一个权力欲极强，嫉妒心极重的人，他凭借在鄂州之战中所获取的些许功劳，决心独揽朝政，凡有可能与他争夺权力者，无论是朝臣，还是外戚、宦官，都在他的排斥与打击之列。
在贾似道为相以前，宦官卢允升、董宋臣等得宠用事，他们为讨好皇后谢氏，任用外戚子弟为监司、郡守，并“引荐奔竞之士，交通贿赂”，以“窃弄权柄”。吴潜等以前的一些宰执和台谏官虽想驱逐宦官势力，“往往反受其祸”，或受诬陷，或遭排挤，从此群臣中无人再敢对他们置一辞。贾似道入朝后，首先全部罢去了受卢、董等内侍推荐而获得升迁的林光世等人的官职，并将董、卢两人调为外任，于是“余党慑伏，惴惴无敢为矣”。同时，贾似道玩弄权术，表面上与外戚诸谢中最为骄横难制的谢堂深相结交，“日亲狎而使之不疑”。时谢堂刚以朝奉大夫、集英殿修撰知绍兴府，数月后贾似道就不动声色地突然将他罢为祠官，仅奉朝请而已。“堂虽知堕其术中，然亦未如之何矣”。接着又下诏，命外戚不得为监司、郡守。从此，“子弟、门客敛迹，不敢干朝政”。贾似道以上这些做法，虽然是为了独揽大权，但客观上对于抑制宦官、外戚腐朽势力的发展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两宋之交，民族危机深重，过去一贯受到朝廷厚养的太学生，先后为反对蔡京、童贯等“六贼”和黄潜善、汪伯彦等妥协投降派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斗争，惨遭高宗杀害的陈东可以说就是南宋太学生运动的先驱。高宗朝以后，由于民族矛盾依旧尖锐，以太学生为主体的三学（太学、武学、宗学）和京庠（临安府学）学生，继续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不断揭露朝廷中的各类腐败现象，逐渐形成为一股不小的政治势力。太学生们经常抨击朝政，臧否人物，伏阙上书，甚至掀起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赵宋统治者本来就有优待士大夫的传统，又鉴于陈东事件的教训，惟恐背上“坑儒恶声”，所以对太学生也不得不让步三分，故太学作为一种教育机构竟有了“无官御史台”之称。到理宗朝时，随着政治腐败的加深和民族危机的加重，太学生对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更加积极，凡是他们认为不满意的官员，“虽宰相、台谏，亦直攻之，使必去权，乃与人主抗衡”，史嵩之和丁大全的罢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太学生的持续反对所致。
南宋太学生参与政治，有其积极的一面。他们一般比较年轻，富有正义感和爱国热忱，许多人敢于藐视权贵，与朝廷中的腐败现象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的行动对于打击权奸，改良政治，振奋民族精神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也有一些太学生抱着个人目的来参与政治活动，这就给朝政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他们或“招权受贿，豪夺庇奸，动摇国法，作为无名之谤”，以陷害良善；或“阳为矫激，阴为附丽”，哗众取宠，借此抬高声誉，以猎取功名。如理宗赐驸马杨震宅第，要拆去四旁民居以拓宽地基，太学生方大猷的私宅也在被拆迁之列。宦官董宋臣负责该项工程，颇感为难。一天，董宋臣携带礼物去方家拜访，未等他开口，方大猷就主动将私宅投献。理宗大喜，“视其值数倍酬之”，“自此擢第登朝”，后来方大猷又成了丁大全的党翼。再如前面已经提到过因反对丁大全而获“六君子”美称的太学生陈宜中等六人，入仕后便纷纷投靠贾似道，成了他的鹰犬，陈宜中因此被拔擢为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南宋末年，黄镛知庐陵（江西吉安），千方百计破坏文天祥起兵勤王，后来又与曾唯等人率先投降了元朝。
贾似道吸取了史嵩之、丁大全垮台的教训，知道要对付在京生员，只能以权术驾驭。于是，他一方面不顾官吏冗滥、财政极端困难的现状，加大对太学生科举、授官的恩例，增拨学田以补充太学经费，给太学生改善住宿、伙食等各种待遇，对他们竭力加以笼络和收买。另一方面，又凭借其巨大权势，对太学生施之以威，随时注意太学动向，“学舍纤悉无不知”，对触犯学规和反对自己的太学生皆严惩不贷。如咸淳三年（1267），京学生叶李与同舍生康棣等八十三人伏阙上书，揭露贾似道擅权误国的罪行。贾似道知书稿出于叶李之手，即命知临安府刘良贵诬以“僭用金饰斋扁”，将他投入监狱，后来又将他发配到漳州。在贾似道的利诱和威逼下，太学生对朝政噤若寒蝉，完全失去了过去舆论监督的作用。有些太学生被收买后，惟以对贾似道歌功颂德为能事，不是称他为“师相”、“元老”，就是称他为“周公”、“魏公”，“无一人敢少指其非”。
至此，贾似道极大地巩固了自己的权力。
二、拘留郝经
开庆元年（1259）闰十一月二十日，忽必烈从鄂州前线返回燕京，于次年三月会诸王于开平（在内蒙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在那里宣布继承汗位，并定当年年号为中统元年（1260）。接着，与阿里不哥为争夺汗位而展开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激烈战争，直到至元元年（1264年，南宋景定五年）七月，阿里不哥众叛亲离，彻底失败，才不得不向忽必烈投降。
在这期间，为了从中原腾出兵力以对付阿里不哥和稳定自己的统治，忽必烈认为有必要暂时改善与南宋的关系，遂于中统元年四月派翰林侍读学士郝经为国信使使宋，告忽必烈即大汗位，并商讨和议。
郝经使宋的消息传到南宋以后，理宗对宰执说：“北朝使来，事体当议。”
明确表示了接待的意向，可是贾似道过高地估计了南宋方面的力量，以为既然淳佑元年（1241）南宋曾拘囚蒙古使者月里麻思等七十余人于长沙飞虎寨，未见严重后果，这次也不妨故伎重演，而更主要的是害怕蒙使的到来会暴露他在鄂州之战中曾主动求和，请求退兵，答应岁币的事实，所以故作强硬地对理宗说：“和出彼谋，岂容一切轻徇？倘以交邻国之道来，当令入见。”从而为阻止郝经入宋埋下了伏笔。果然，在贾似道的一手操纵下，理宗一反对和议的常态，下诏告谕道：“誓不与北和。”并令人拆毁都亭驿，以表示坚决不接待蒙古使臣的态度。
郝经出身儒生，不像蒙古军事贵族那样黩武好战，他以为蒙、宋两国“暴骨几三十年，遗黎残姓，殆欲歼尽”，现在应该是坐下来进行和议之时，所以尽管他的出使遭到南宋拒绝，还是不顾个人安危，率从者三十七人，渡淮进入扬州。结果，贾似道以扬州使馆已被大火烧毁为由，命李庭芝以真州仪真（江苏仪征）的忠勇军营改建成使馆，将郝经一行拘留在那里。郝经被拘留后，曾多次给理宗和贾似道等人写信，希望说服他们能同意议和，但贾似道既不同意议和，又不肯将郝经放归。
南宋方面对郝经一行的生活虽然还比较优待，郝经本人也承认自拘留真州以来，“恩礼加厚，坐享饔牢”，但长期丧失人身自由，对他们毕竟是一种残酷的折磨。郝经深信南宋的灭亡已经指日可待，他在与南宋君臣不断进行抗争的同时，潜心研究经史儒学，着书立说，同时教授随从读书。后来，郝经成为元朝初年着名的儒家学者，并培养出了几个有学问的弟子。
蒙古见郝经一去不返，于翌年五月遣人到南宋“访问国信使郝经等所在”，并责问南宋“稽留信使，侵扰疆埸”之罪。贾似道采取鸵鸟政策，不予理会。七月，忽必烈再次派人赴南宋交涉，同时发布了一道伐宋诏书，责备南宋“尝以衣冠礼乐之国自居，理当如是乎？曲直之分，灼然可见”，声言将“约会诸将，秋高马肥，水陆分道而进，以为问罪之举”，企图用武力迫使南宋交出郝经等人。但这时忽必烈正忙于与阿里不哥的战争，尚无力对南宋采取真正的军事行动，所以南宋对此依然置之不理。中统四年二月，忽必烈又遣信使使宋，致书理宗，“诘其稽留郝经之故”，南宋方面仍然拒绝作出答复。
德佑元年（1275）二月，丁家洲之战失败以后，南宋灭亡已成定局，宋廷才急忙将拘留时间已经长达十六年之久的郝经等人以厚礼放归。郝经在回国途中不幸染上疾病，七月在大都（北京市）去世，终年五十三岁。
诚然，忽必烈派郝经去南宋议和只是权宜之计，宋、蒙之间即使达成了和议，也不会太长久，但南宋毕竟可以借此暂时缓和一下与蒙古的尖锐矛盾，求得喘息时间，现在这样一个机会也被贾似道所断送。贾似道为一己私利，拘留邻国使臣，这就为蒙元的大规模南侵找到了借口，他对后来南宋灭亡应该负主要责任，扣留郝经当是他的主要罪行之一。
三、招纳李璮
李璮为李全之子。绍定三年（1230）李全攻扬州败死后，蒙古以李璮袭父职，出任益都行省，“仍得专制其地”。其后，蒙古多次征调李璮的军队，他都借故不遣。蒙哥南侵，命李璮率军队前行，他又以“益都乃宋航海要津，分军非便”为由加以拒绝。李璮在山东三十年，常以南宋的进攻或虚假的战报恫吓和欺骗蒙古，以扩大势力，领取赏赐和粮饷，“自为完缮益兵计”，从而成为蒙古统治下山东地区的一大割据势力。
景定三年（1262）初，李璮在贾似道的利诱下，趁忽必烈的军队北调之际，决定投降南宋。对于李璮的投降，理宗开始时心存疑虑，他说：“逆雏一再纳款，情伪难凭，不可苟目前之小安，贻他日之大患，切须审处。”贾似道则以为：“当与之要约，如能归涟、海之地，始足取信。”正月底，质于蒙古的李璮之子李彦简自燕京逃归。二月初三日，李璮尽杀蒙古戍兵，以涟水（今属江苏）、海州（江苏连云港）等城降宋，并献京东州县以赎其父李全之过。于是南宋授李璮为保信宁武军节度使，督视京东、河北等路军马，封齐郡王，并追复李全官爵。
理宗对李璮的投降并归还涟、海诸州，可谓欣喜若狂，似乎太平已唾手可得，特作诗赐贾似道云：“力扶汉鼎赖元勋，泰道弘开万物新。声暨南郊方慕义，恩流东海悉来臣。凯书已奏三边捷，庙算渐消万里尘。坐致太平今日事，中兴玉历喜环循。”贾似道也认为李璮归降是自己的功劳，更加不可一世。
李璮趁山东空虚，领兵攻占益都（山东益都）、淄州（在山东淄博南），进而入据济南城。忽必烈立刻展开反击，他首先处死了与李璮相勾结的李璮岳父、平章政事王文统，同时调集各路军队，命诸王哈必赤率领前去攻打李璮，进围济南。是年四月，忽必烈看到李璮兵势甚盛，再命右丞相史天泽前往节制诸军。史天泽来到济南前线，对哈必赤说：“璮多谲而兵精，不宜力角，当以岁月毙之。”于是蒙军深沟高垒，对济南实行长期围困。可是贾似道只满足于收复涟、海诸郡，并无远图，所以对蒙古攻打李璮基本上采取观望态度。直到六月，南宋看到李璮已岌岌可危，才拨银五万两，作为益都军队的犒赏，并命蜀人青阳梦炎率军援助。宋军进至山东，因害怕蒙军，不敢前进而返回。
八月，蒙军加强了对济南城的包围，李璮的亲信将领田都师缒城出降。
李璮虽日夜率领士兵守拒，终因南宋援兵不至，城中严重乏食，甚至以人为食，无法守御。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李璮投大明湖自杀，因水浅不死，为蒙军所俘虏，当即被杀。于是，蒙古又重新占领了济南、益州、淄州等地，忽必烈以董文炳为山东路经略使管军政，并取消了汉族军阀的部分特权。南宋并未从李璮的归降中获得太多的好处，却进一步加剧了与蒙古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