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非的斯旺人中普遍有男同性恋行为，显要的斯旺男子相互借用对方的儿子，公开谈论他们之间的男性性爱，就像讨论与女性的性爱一样毫无忌讳，已婚和未婚的男子都遵循习俗的要求进行同性恋活动。如果一个斯旺人不同其他男子发生性行为，就会被视为怪人。
法国人称同性恋为“德国病”。根据赫兹菲尔德的说法，20世纪初，德皇威廉二世时，德国同性恋人数很多，当时柏林有2万名男妓（一说6000人，一说2000人），因此法国人称同性恋为“德国病”。在18世纪的法国（路易十四时代），女性在一切方面占据突出地位。或许是出于对这一状况的反感，社会上层形成了一个男同性恋团体。这个团体的成员不同女性发生任何关系。这些成员中有许多是贵族，王子也卷入其中，惊动了路易十四，使得他不得不亲自过问此事。
金赛认为，青春期开始之后的白人男性中有37%的人至少有过一次同性恋行为（另一说为37%到50%）；有4%的人终身只有同性性行为（绝对同性恋行为者）。此外，少年组的60%和青年男子组的48%，在少年期曾参与过同性恋活动。在去除样本中教育程度偏低及有过入狱经历的个案偏多等偏差因素之后，“估计全部人口中大约3%到4%的成年男子是纯粹的同性恋者。
这或许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能够得到的最佳估计。”
美国同性恋者占人口数的10%。由于多项调查都发现同性恋者占人口数的10%，美国为此还成立了“10%协会（Ten Percent Society）”，意指总人口中的十分之一是以同性恋倾向为主的，尽管其中有些人有过异性恋经验。学界目前对同性恋者在人口中所占比例的看法是：十分之一也许比实际数字高了一些，但并不是高得太多。
中国汉代的史籍记载：在汉以前，“狎昵娈童”仅为君王贵族的特殊癖好，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渐渐普及于士大夫及社会民众，并且公然形诸歌咏。蔼理士认为：“晋代和六朝是一个十分讲究品性的时代各种品性之中，记载得最多的是姿容，是容仪。
男子亦讲究姿容，在中外的历史里似乎只有两个时代，在西洋是希腊，在中国就是两晋南北朝了。”男子讲究姿容正是男子同性恋盛行的佐证。中国历史上不少小说中都有对同性恋现象的描写，如枟红楼梦、枟金瓶梅等，更有枟品花宝鉴一书则完全是以描写梨园界的同性恋为主题的。近代，我国称同性恋风气为“男风”，又称“南风”，因为这一风气“闽广两越尤甚”。男同性恋者互称“契哥”“契弟”；女同性恋者则结拜金兰。高罗佩也注意到清代对同性恋宽容、对异性恋反而严厉的态度：“当时的规矩对这些关系的公开表现（男人手拉手在街上走，戏剧表演中出现娈童等）相当宽容，反而把异性恋严格限定在私人生活的范围内。”他的观察是引人注意的。
中国近年来的一些调查表明，大学男生中有过同性性行为的男性占16.6%；仅有心理倾向的占8.4；两者都有的占4.2%。
另一说是大学男生中有过同性性行为的占7.0%～8.3%，大约3%～4%的成年男子是纯粹的同性恋者。
同性恋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成为社会学家研究的理想课题。说它“理想”，是因为同性恋现象外延清晰，内涵独特。同性恋作为一种亚文化（subculture），有它独特的游离于主流文化的特征；同性恋者作为一个亚文化群体，具有独特的行为规范和方式。因此，世界各国的社会学者都对它做过大量研究。据悉，枟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已经被复旦大学纳入研究生新设的一门课程。
四、同性恋群体的现状
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与至今仍产生重大影响的儒家思想联系密切，它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一文化背景导致了同性性行为受到反对。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社会中禁欲主义和一夫一妻制的性行为得到认可，国家权力强行介入个人性隐私领域，对性的讨论被禁止，各种非婚性行为都受到严厉指责，性被意识形态化。这使得只有很少的同性恋者被发现，以致当时大多数人不知道有同性恋现象存在。最近30年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经济与人文意识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个人和家庭的非政治生活领域，政府干预行为减少；对个人行为和个人权力，国家的容忍度显着扩大。同性恋者作为群体出现，正是得益于这种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宽容。多种历史条件促成了同性恋群体的出现并形成有独特亚文化的社区。由于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削弱了严格控制个人性活动的社会机制，提高了对个人权利的认识，而长期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打破了性和生育的固有联系，市场经济引发的新思想和新价值观的输入，进而导致社会对多元成分的接纳。加之20世末近10年的人口自由迁移和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使许多有关同性恋的信息可以通过因特网获取，使得同性恋者引起社会较多关注。但在学界引领大众重新认识同性恋现象的诸多因素中，一个极重要的因素就是艾滋病流行。
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社会各阶层中，同性恋者所占比例是衡定的。当社会主流观念排斥同性恋时，同性恋者转入“秘密活动”，从而造成同性恋者罕见的印象；而在对同性恋者采取积极理解态度的文化中，同性恋者可以形成自己的社区且诉求得以表达，造成同性恋者人数众多的印象。最近几年，国内许多人误以为同性恋者数量增多了，认为改革开放后是西方性自由文化的影响造成了中国同性恋者的增多。其实不然，所谓同性恋者增多，是越来越多同性恋者由“秘密活动”走出的结果。
研究发现，除同性恋者把同性性行为作为满足性心理需求的基本方式外，还有很多双性恋者也能感受到来自男女同性的性吸引力。他们和少数自认为错生性别的人（称变性欲或易性症者）也以同性性行为为重要或主要的性行为方式，估计我国这三种男性的人口数量约2000万（张北川等，2002年）。此外，还有大量只被或主要被异性吸引的人因所处环境（如生活在单一性别环境中或因种种原因无法结婚的男人），把同性性行为作为性宣泄的偶尔或长期的渠道。他们和男同性恋者等被医学界笼统地称作“男男性接触者”。学界估计我国男男性接触者，占成年男性的10%～15%。比较而言，在男男性接触中最“活跃”的是男同性恋者，他们是艾滋病性传播的高危行为人群。
男同性恋者的多性伴与多种因素有关。与男女结合形成的一夫一妻婚姻制度出现之前男异性恋者普遍的多性伴相似，男同性恋者的同性结合关系因得不到社会道德与法律的支持和制约，从而难以选择和固定单一伴侣；社会上充斥着的对稳定的同性伴侣关系的破坏性力量，造成大量男同性恋者适应了多性伴生活。
另外，社会传统主流文化对男性多性伴（包括有数个女性性伴）的相对宽纵，以及生物学方面男性的性驱力更强，也对选择多性伴起到一定作用（女同性恋间的伴侣结合关系远较男同性恋者间的性结合稳固）。
我国对男男性接触者的艾滋病干预工作始于1991年的北京，由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专家陈秉中等开创。1998年，这项工作由性病医生张北川和近10个专业的专家学者、同性恋者联合重新启动，并演变成同时面向全国同性恋者、媒体和学界人士的多方面教育促进的“朋友”项目，提出了“弘扬科学，促进健康，倡导爱心，共建文明”的宗旨。2000年和2003年，“朋友”项目组两次在京举办研讨会，并提出“共识和建议”，呼吁社会各界以科学和人本理念为指导，积极接纳同性恋人群并开展艾滋病控制工作。2000年以来，中国疾病防控中心、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艾协）、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以及一些地方的相关部门和计生部门等开展了有关工作。这类工作以三种形式开展：一是以专家为主导，同性恋者以志愿者身份参与；二是以同性恋志愿者为指导，专家提供技术支持；三是完全由同性恋者独立开展。
其中，北京完全由同性恋者组成的小组从1997年开展工作，于2002年注册成立了小型健康教育研究所，由中国艾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国际艾滋病民间机构提供资助；重庆、成都等地的工作，均在当地获得各界支持并产生了重大影响。至2004年初，全国已有南京、西安、上海等10几个城市开展了此类工作。
从世界范围看，在与科学界认识“接轨”方面，发达国家中的欧洲国家最为进步，从1980年代末即有国家立法保护同性恋者权益。2000年开始，陆续有一些国家立法承认同性婚姻。而美国因宗教的巨大影响，在此方面表现明显落后。在发展中国家中，以南非等国最为进步，如南非明确地将对同性恋的歧视与对种族、肤色、性别等的歧视相提并论，宣告反对这些歧视并写入宪法。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已经证明，积极保护同性恋者的权益会有效地遏制艾滋病在同性恋人群中的流行。
对男同性恋人群的艾滋病干预，仅通过医学技术手段很难有效改变其高危行为。而采取“信任、尊重和认可”的原则，可以增强同性恋者的自尊心和增加其对改变行为所承担的义务感，进而有助于遏制艾滋病流行。
我国学界已公开正式呼吁“开创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解决同性恋人群艾滋病干预的道路”（张北川，2000年）。预计随着艾滋病干预和性教育的深入开展，我国有可能较好和相对较快地解决自身存在的因性取向不一而存在的艾滋病流行问题。
参考文献
1.李银河着．同性恋亚文化．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
2.安东尼·吉登斯着．社会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