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化、交易成本与制度
本书是从文化、交易成本视角对温州模式做出新解读的。探讨温州家族企业的发展与温州模式的变迁，必须研究文化、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对交易成本与制度安排的影响，建立适应现代发展需求的非正式制度体系，推进制度安排的变迁，促进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方向发展。为了建立新的分析框架，必须首先界定文化、交易成本与制度这些基本概念以及相关影响。
一、文化
文化（culture）是从拉丁语colere 转化而来的，早先的基本意义是指对土地的耕作，偏重于人的生物属性。据英国文化史学者威廉斯考证，从18世纪末开始，西方语言中的“culture”一词的词义与用法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化首先是用来指“心灵的某种状态或习惯”，与人类完善的思想具有密切的关系。
其后又用来指“一个社会整体中知识发展的一般状态”。再后是表示“各类艺术的总体”。最后，到19世纪末，文化开始意指“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
中国古人所理解的文化如《易传》所说的“人文化成”，即“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偏重于社会伦理的精神属性。孔子曾极力推崇周朝的典章制度，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这里“文”已经有文化的意味。就词源而言，汉语“文化”一词最早出现于刘向《说苑·指武篇》：“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后来，南齐王融在《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写道：“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道。”从这两个最古老的用法上看，中国最早“文化”的概念是“文治和教化”的意思。
世界上有关文化的定义多达200多种，但比较权威并系统归纳起来的定义源于《大英百科全书》引用的美国着名文化学专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的《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一书。这本书共收集了166条文化的定义（其中162条为英文定义），这些定义分别由世界上着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分析学家、哲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经济学家、地理学家和政治学家所界定。
在该书中，两位学者把所收集的162条有关文化的定义分成七组，并在每一组定义后予以了综述的评判，这对理解每一组定义起到了导向作用。这七组定义分别为：描述性的定义、历史性的定义、行为规范性的定义、心理性的定义、结构性的定义、遗传性的定义、不完整性的定义。
现将其中的162条英文定义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定义（以克罗伯和克拉克洪的分组为准，每组择一）摘录如下：
（1）泰勒（1871年）：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伦理道理、风俗和作为社会成员的人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属描述性的定义）
（2）帕克和伯吉斯（1921年）：一个群体的文化是指这一群体所生活的社会遗传结构的总和，而这些社会遗传结构又因这一群体人特定的历史生活和种族特点而获得其社会意义。（属历史性的定义）
（3）威斯勒（1929年）：某个社会或部落所遵循的生活方式被称作文化，它包括所有标准化的社会传统行为。部落文化是该部落的人所遵循的共同信仰和传统行为的总和。（属行为规范性的定义）
（4）斯莫尔（1905年）：“文化”是指某一特定时期的人们为试图达到他们的目的而使用的技术、机械、智力和精神才能的总和。“文化”包括人类为达到个人或社会目的所采用的方法手段。（属心理性的定义）
（5）威利（1929年）：文化是一个反应行为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的习惯模式系统。（属结构性的定义）
（6）亨廷顿（1945年）：我们所说的文化是指人类生产或创造的，而后传给其他人，特别是传给下一代人的每一件物品、习惯、观念、制度、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属遗传性的定义）
（7）萨皮尔（1921年）：文化可以定义为是一个社会所做、所思的事情。（属不完整性的定义）。
就西方而言，基本能够达成共识的，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文化指特定民族的生活方式。将文化定义为特定人群的生活方式的整体，它包括观念形态和行为方式、提供道德的和理智的规范。它是学习而得的行为方式，并非源于生物学，而且为社会成员所共有。文化作为信息、知识和工具的载体，是社会生活环境的映照，是人类精神和物质的复合体。
站在人类学的角度解释文化，文化作为人类认知世界和认知自身的符号系统，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切成果。富永健一将文化看做一个符号的世界，他认为，文化是人类思维的产物，可以用符号将它客观化，用符号来表现它。作为独立于创造它的行动者及行动本身的客观存在，它可以传递给其他行动者，可以学习，可以传播。（富永健一，1992）
克拉克洪认为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和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其中价值观最为重要。他同时还提出多元和相对的文化概念，认为文化是一种渊源于历史生活的结构秩序，这种秩序往往成为集团成员所共有，包括：①一个民族的全部生活方式；②个人从其群体中获得的社会遗产；③思维感知和信仰方式；④源于行为的抽象；⑤人类学专家关于一个人类群体的真正行为方式的理论；⑥聚集起的知识库；⑦对多发问题的一套标准化适应方式；⑧习得的行为；⑨调节和规范行为机制；⑩适应外部环境和其他人的一套技能；皕瑏瑡历史的沉淀。克拉克洪是站在人类学的角度解释文化的。
文化哲学把文化结构区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面。物质文化实质是人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产品，以及创造这些物品的手段、工艺、方法等。物质文化包括人的衣、食、住、行、用所需的多种物品以及制造这些物品的物品，如食物、服装、日用器物、交通工具、建筑物、道路、桥梁、通信设备、劳动工具等等。制度文化是精神文化的外显对象化为物质文化的中间环节，是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在规范层次上的体现。制度文化是人们为反映和确定一定的社会关系并对这些关系进行整合和调控而建立的一整套规范体系。精神文化也称为观念文化，它是以心理、观念、理论形态存在的文化。它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存在于人心中的文化心态、文化心理、文化观念、文化思想、文化信念等；二是已经理论化对象化的思想理论体系，即客观化了的思想。（刘进田，1999）
二、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的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广泛使用，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处于核心地位，成为西方现代所有权理论的一个基本概念。新制度经济学既然是研究制度的，而一切制度安排都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故新制度经济学家特别重视交易成本分析。如科斯用交易成本来解释企业的存在和外部性问题，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用交易成本来解释团队生产问题和产权的重要性，威廉姆森用交易成本来解释企业内部的等级结构，诺斯用交易成本来解释历史上制度的演变和国家的兴衰，张五常用交易成本来解释各种合约的选择。所以交易成本是新制度经济学解释制度存在和制度运行的关键概念。
4 5新古典经济学在构造其经济模型时，忽略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所产生的交易成本，认为市场是一个零交易成本的世界。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交易成本为零，则给研究带来很大的便利。然而，新古典经济学在形式化和数量化方面取得辉煌的进展，但同时也为之付出了代价——缺少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
（盛洪，1996）而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者则认为，市场运行是需要成本的。承认交易成本的存在是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相区别的关键所在。
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着名论文《企业的性质》中认为，在传统的模型中，企业本质是一种生产函数现象，平均成本函数的最小值决定竞争性企业的规模，这种模型是不令人满意的。企业，或者至少是组织，产生于正的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通俗地说就是交易过程中所花费的成本或代价。科斯在提出交易成本时，目的在于要证实企业产生的根源和意义，因而它主要是采取了对非企业市场状态下交易成本与采取企业式组合后交易成本之比较，从中说明一个道理，即企业的组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科斯认为，当测定各个工人各自的贡献和议定一个产品的各部件价格困难，使交易成本很大时，工人就会选择在一个工厂（厂商）里工作；他通过合同支出了他的劳动使用权，自愿服从看得见的手的管理，而不是自己通过市场看不见的手向消费者出卖他的服务或产品。因此可以说，厂商取代了市场。随着这种取代的发展，定价方面成本的节约将遇到厂商内部监督和管理成本上升的反作用。当在边际上，前者成本的节约与后者成本的提高相等时，就达到了均衡。
交易成本可以看做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简言之，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在交易中，市场和科层是两种主要的选择方式。如果一桩交易的外部交易成本大于内部交易成本，则企业应该选择“以企业替代市场”的方式来节省费用，降低交易成本；相反，如果其内部交易成本大于外部交易成本，则企业应该选择“用市场来替代企业”。（科斯，1937）
在《社会成本问题》中，科斯把这一思想具体化了——“为了执行一项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和谁交易、告诉人们自己愿意交易以及交易条件是什么，要进行谈判、讨价还价、拟订契约、实施监督以保证契约的条款得以履行等等”。
也就是说，在成功地进行一项交易之前，要花代价做这些“事前的工作”，交易成本越低，交易就越容易进行；反之，“交易费用过高会使交易无从发生”。
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经济学要回答和解释的组织问题是：为什么存在如此多样的组织形态？为什么有时人们选择市场，有时选择企业或两者的混合物来进行交易？在他看来，节约交易成本是最核心的问题。“不同交易在特征上存在差异说明了组织形态的多样性。由于这种差异，交易的治理结构也就不同。通过一种一一对应的方式把交易和治理结构相应地匹配在一起，实现了交易成本的最小化。”在这里组织形式具有节约交易成本的功能。企业应当以效率和总成本（包括交易成本和治理成本）最小化为原则，选择适当的治理结构。哪种组织形式（市场、企业或两者的混合物）最节约交易成本，哪种组织形式就最适用。
企业协调和市场协调有本质的区别。一是这种协调依靠命令或行政方式，尽管有讨价还价，但程度有限；二是这种协调方式类似于企业内的法庭，通过它可以避免交易的中断，如果当事人对交易不满，可以通过等级来协调，等级在各级成员的信息交流中获得正确的决策依据，从而可以在企业内部把问题解决，无需市场交易那样必须寻找一个外在的第三方，故此，作为企业协调机制的等级实际上是对部属行为的容忍机制，以通过强化部属的自我管理来实现交易的连续性。交易成本经济学还关注企业和市场之间的各种混合组织形态。企业较混合的优势地方为，双方可签订较不完整性的契约，由于企业采用公司内部机制，所以对动态性调适的成本较低；在高度动态下若采用混合形式，可能产生违约或高的诉讼成本。而另一个企业较混合所具有的优势为，企业采用合作适应时，将不会产生成本。然而，混合的优点是其动机强度远比企业高。
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是在批判传统无限理性经济人的基础上建立的。其理论假设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有限理性是指个人在交易过程中不可能考虑到所有的意外因素，这将增加事前起草合约的成本，同时也将增加事后解决意外情况的成本。有限理性来自于环境和行为的不确定性。环境的不确定性是指其不可预测和复杂易变，因而提高事前的契约协商成本和适应成本（包括传递新信息、重新订约及反应新环境的有关活动所产生的直接成本）。行为的不确定性则来自监督对方执行交易的困难，因而产生绩效评估成本。当交易是处于不确定和复杂的情况下，便难以事先拟定涵盖所有可能情况的长期契约，因而造成市场失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