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是实施契约安排的成本。如果实施和执行是充分的，一方违反契约，并且对另一方的损害能精确的测定，那么法庭或司法制度将简单地按损失数量和诉讼费用判定受害者以赔偿，那么机会主义将不存在。事实上，实施本身是不充分的。这不仅因为测定构成的契约的履行是耗费巨大的，而且实施的官员本身也是代理人，他们本身就没有充分地受到约束。法官、陪审团和其他决策者也受到他们对契约公正性观念的左右。无论哪一方面被损害，假如司法制度或执行审判的人认为契约是不公平的，他们就很可能会决定契约安排本身应该被取消。
所以，诺斯认为，还应该引入意识形态因素，分析它影响社会制度结构的途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处理人们面对的日常生活多重问题的方式，节省了人们必须拥有的信息数量。但进一步讲——它也包含着对契约安排或个人生活及活动于其中的制度安排的公正性或合法性的判断。”
二、交易成本与制度的相关性
（一）交易成本决定制度的形成与变迁
制度可以视为一种公共产品，它是由个人或组织生产出来的，这就是制度的供给。由于人们的有限理性和资源的稀缺性，制度的供给是有限的、稀缺的。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或自身理性程度的提高，人们会不断提出对新的制度的需求，以实现预期增加的收益。当制度的供给和需求基本均衡时，制度是稳定的；当现存制度不能使人们的需求满足时，就会发生制度的变迁。
制度变迁的原因之一就是相对节约交易成本，即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效益。所以，制度变迁可以理解为一种收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收益较低的制度的替代过程。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推迟制度变迁起着关键作用，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形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反之亦然，这就是制度变迁的原则。
在科斯看来，制度之所以产生，完全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假若不存在交易成本，一切生产均可以不在企业内进行，也就不需要企业这种经济组织。
诺斯认为，迄今为止，人类经历了两大交换形式：一是简单的交换形式，另一类是非个人的交换形式。前者，专业化和分工都处于原始状态，交易不断重复进行，买卖几乎同时发生，每一项交易的参加者很少。在这种情况下，不需要建立一套制度来约束人们的交易行为，以达到合作。随着交换的增加，市场规模扩大，这时出现了非个人的交换形式，表现为交易人数大量增加，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欺诈、违约、偷窃等行为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制度才应运而生，以使其个人收益与其投入相称。因此，制度的作用在于规制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减少信息成本和不确定性，把阻碍合作的因素降到最低限度。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企业不必将市场交易带来的成本内部化，而是更倾向于形成中间型经济组织结构，战略联盟、业务分包等形态的中间型经济组织大量出现，以提高企业合作效率和交易成本节约。依据克雷布斯等人提出的声誉模型，在不完全信息下，只要博弈双方重复博弈的次数足够多，合作的行为就会发生。因为，交易双方长期的或经常性的交易，类似于博弈双方的重复博弈，高机会主义的交易方也会表现出低机会主义的倾向，采取理性的合作行为，降低了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成本，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中间型经济组织制度的安排产生于交易成本的节约，但同时也会产生成本，主要是协作的不稳定带来的风险成本和协调成本。
（二）制度具有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
制度具有哪些功能？新制度经济学家们一致认为有以下五个方面：降低交易成本；执行所具有的经济价值；为实现合作创造条件；提供激励机制；创新有利于外部利益内部化。
制度的第一个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由于假定交易成本为零，故制度因素可以忽略。当交易成本不为零时，制度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当存在明显的交易成本时，各种制度就被制定出来，引导交易者，使之获得正确的信息。许多制度制定出来就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如企业制度、货币制度等，都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有效的制度能降低市场中的不确定性，抑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降低交易成本。
制度的第二个功能是为经济提供服务。舒尔茨认为，制度的功能就是为经济提供服务，如货币制度便利了交换和结算，租赁、抵押贷款和期货可以提供一种使交易成本降低的合约；市场可以提供信息，保险公司可以分散风险，银行可以提供金融服务等。
制度的第三个功能是为合作创造条件。制度由于规范了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减少了信息成本和不确定性，把阻碍合作的因素降到了最低限度。
制度的第四个功能是提供激励。最明显的例子是专利制度，鼓励了人们的发明创造。再如市场制度，它像一架精巧的机器，通过奖勤罚懒，最大限度地激励人们努力工作。
制度的第五个功能是外部收益的内部化。如在存在外部性的场合，通过明确产权，在交易成本很小时就可能解决外部性问题。
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在《国富论》中探讨了专业分工与市场范围的关系。他认为，当市场对某一产品或服务的需求扩大到一定程度时，将带来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并导致生产成本的降低。但是，亚当·斯密只是从一个角度强调了专业化水平提高对生产成本的节约，却没有估计与此同时所增加的交易成本。因为，随着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和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易活动日趋复杂化，已经从简单的个人交换形式转变为非个人交换形式。在这种更为复杂的交易活动中，交易的参与者很多，信息不完全对称，欺诈、违约、偷窃等行为不可避免，交易风险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从而出现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背离的情况。换言之，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生产成本下降，但又会使市场的交易成本增加；而交易成本的增加有可能抵消专业化程度提高带来的好处。
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表明，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程度受到交易成本提高的严重制约。制度的运作与交易存在密切联系，制度的运作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
三、文化与制度的相关性
（一）文化与制度的差别
文化与制度的演进方式不同。文化的演进是采取“渐进式”的，制度的演进是“跳跃式”的，但两者同处于一个过程之中。
文化与制度的表现形态不同。前者是有形的，往往以责任制、规章、条例、标准、纪律、指标等形式表现出来；后者是无形的，存在于人的头脑中，是一种精神状态，往往通过有形的事物、活动反映和折射出来。
文化与制度对人的调节方式有差异。制度主要是外在的、硬性的调节；文化主要是内在的文化自律与软性的文化引导。文化管理强调心理“认同”，强调人的自主意识和主动性，也就是通过启发人的自觉意识达到自控和自律。
（二）文化与制度的联系
1.文化决定制度
在文化与制度的关系中，文化是居于首位的，制度只是第二层次的。制度所要解决的是一个秩序、规则和规范层面的东西，从最单纯的制度层面来讲，它不包括文化因素，它只是一种规则，一种可操作、可把握、可遵循的准绳。因此，制度与文化相比，制度只能居其次。（曾小华，2004）经济制度不是与文化无关的“纯经济”的制度，任何经济制度都是在文化中存在与发展的。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在韦伯那里是相关互动的。文化作为一种人类心灵的根本取向，必然要落实于制度，文化必须依靠制度来实现，除此以外别无他途。
制度的发展旨在控制人与人之间对于资源稀缺问题的相互作用。最初，制度形成的基础是风俗习惯，包括过去的经验、禁忌、行为规范和人们对其周围的世界所形成的观点。后来，宗教和其他意识形态逐步对习惯产生了显着的影响。随着现代国家的兴起，法律和规则取代了风俗习惯。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说，“我们现在的这种不寻常的秩序的形成，以及存在着目前这种规模和结构的人类，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一些逐渐演化出来的人类行为规则，特别是有关私有财产、诚信、契约、交换、贸易、竞争、收获和私生活的规则。它们不是通过本能，而是经由传统、教育和模仿代代相传”。
2.文化影响制度的变迁
文化属于非正式制度，文化影响制度的变迁。段晓锋在《非正式制度对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方式的影响》一书中分析了非正式制度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包括三个方面：
（1）具有凝聚的功能。由于某一特定社会的非正式制度出于同一源头，因而使生活在这一传统下的社会成员，形成了从种族学意义上讲是共同的或相似的民族文化心理。这种民族文化心理体现了世代相传的亲缘意识，从而强化了社会成员彼此之间的认同感，起到了凝聚社会力量的作用。
（2）具有规范功能。社会调整机制是多种多样的，由于非正式制度往往表现了世代相传的习俗与行为惯例，因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起到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的功能。尽管非正式制度的规范性不具有国家强制性，但是由于在非正式制度中，凝结着社会成员对往昔现象、经验或祖先的某种程度上的崇敬，所以人们住往会以传统为参照系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因此，非正式制度的规范作用常常以无形的方式表现出来。
（3）具有评价的功能。关于人的行为是否具有合理性，社会的评价尺度是韦伯认为，前资本主义的贪婪为什么没有能够发展出一套包括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与精神在内的体系，其关键的原因就是缺乏相应的文化与制度的互动。不能否认，尽管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是由复杂的综合因素促成的。但是，源于新教禁欲主义的那种资本主义精神，确实在资本主义的演进过程中发挥了一种巨大的、有影响力的互动作用。尽管这种源于新教禁欲主义的资本主义精神在后来的资本主义鼎盛时期已经发生了某种衰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