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福亚在《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一书中说，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沙、豫章（今江西南昌）、夏口（今湖北武汉）、浔阳（今江西九江）等地都可称作一方都会，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都有发展。以豫章为例，《隋书·地理志》说：“豫章之俗，颇同吴中，其君子善居室，小人勤耕稼。衣冠之人，多有数妇，暴面市廛，竞分铢以给其夫。”而永嘉（今浙江温州）等地，“其俗又颇同豫章”。也就是说，这些地方的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都已可观，妇女还大都是从事小商贩的能手。
至北宋沦亡，宋室南迁，温州一时成为南宋临时的首都，后来虽然定都杭州，但温州作为地近中央的陪都，得以迅速发展。而在宋代，商业发展的成就非常引人注目。千余年来对商业经营的诸多限制在宋代被取消，商业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发展的机会。宋以后的元、明、清三代，商业进一步发展，但只是沿着宋代的轨迹继续扩展其规模。（鲁亦冬，1994）在宋代温州因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得大批工农业产品投入市场，商业交换随之频繁起来。温州作为浙南城乡货物的集散地，商业呈现一派繁荣富饶的景象。北宋时，温州的商业发展已具规模。其时，乡村中的集镇已相继兴起，城市中夜市已经出现，原来的坊市旧制也开始崩溃。宋室南渡后，北方人口大批南下，店铺林立，商业更趋繁荣，温州遂成为浙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
20世纪80年代，温州一度贫穷。“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洞头靠贷款吃饭”，当年，此类层出不穷的民间歌谣，传递出的都是温州人一穷二白的无奈。
1957年，温州工农业总产值仅7.6亿元。从1957年到1976年，温州市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仅1.98%。而人口猛增的现实使穷得没有办法的温州人，开始被迫到外地谋生。
具有强烈市场意识的温州人就跑到中国的角角落落，钉皮鞋、裁衣服、理发、开饭店、卖小商品等，形成了千家万户搞经济、跑市场的局面。
温州人创业意识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温州人通常能够通过敏锐的市场感应力比别人早一步发现商业机会。例如，早在美伊战云密布的时刻，各地各界都在关心、预测“美伊战争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一批新买了汽车的“小康”人家在为油价上调不时发出抱怨，而温州人的眼前却出现了商机，在最没希望的“盲点”上，魔术般地看出了新的商业利润的“生长点”。一批温州商人纷纷冒险奔赴中东，特别是伊拉克周边的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土耳其等国，为抢占商机提前布点。2002年整个温州对中东地区的出口贸易额达2.3亿美元，这些商品主要出口到伊拉克的周边地区。温州仅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出口贸易量就达到1.5亿多美元，为温州市对外贸易的第五大市场。
温州人创业意识的背后，是一种温州精神在起作用。郑元豹创建人民电器集团就是典型的一例。凭着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从一个渔民变成着名企业家。现在，他所领导的人民电器集团旗下拥有12家全资子公司、85家控股成员企业、800多家加工协作企业以及1800多家销售公司，集团总资产达50.99亿元，名列世界机械企业500强。2006年，经世界品牌实验室测评，“人民”品牌已成为中国500家最具价值品牌之一，价值达41.25亿元。
1958年3月，郑元豹出生在温州乐清柳市镇。由于家境贫困交不起学费，他在15岁时辍学了。他选择的第一份谋生职业是打鱼，每天与惊涛骇浪搏斗，获取的收获是每天五毛钱。到17岁，他选择了第二份职业——打铁。
不久后，郑元豹又先后从师孙中山的保镖刘百川父子和温州名师金得福练武，天天打拳。在名师指点下，郑元豹的武功十分了得，不久就声名远播。他在温州乐清柳市一边开铁铺，为当地人加工农具和五金产品，一边创办武馆，招收学员。
到1976年，他通过熟人引见，承包了杭州飞鹰机电控制厂，开始了小作坊式的生产。据了解，在1979年，乐清柳市涌现出2000多家低压电器厂，在全国推销低压电器产品的温州商贩数以万计。一番顽强地拼搏，小企业生存并发展起来。此后，郑元豹奋斗的脚步加快了。1982年，他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南汇机电设备厂；1986年，又在温州创建了乐清东海五金厂。1988年5月，又与友人合作，投资3万元接管只有12个人的“乐清人民低压电器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乐清人民低压电器厂”就是“人民电器”这个大品牌的前身。
当时这家企业规模很小，年产值只有10多万元。
1992年，他与总经理叶玉森一起果断地买下了乐清人民低压电器厂51%的股份。在他的倡议下，人民低压电器厂从地处一隅的温州乐清黄华搬迁到范利祥：《温州商人欲抢伊战后重建商机，秘密酝酿集体动作》，《中国经营报》2003年04月09日。
乐清柳市，并兴建了占地2700平方米的办公大楼，购买了中国电器城4～6层大楼作为生产场所，还在黄金地段设置了多家产品经营部。从1976年到1992年，从开始接触低压电器这一领域，到最终形成一个较具规模的企业，郑元豹用了整整16年时间。
1995年，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吞并了66家企业，并于1996年组建成立浙江人民电器集团，当年实现产值1.8亿元。1999年，一举整合了34家国有、集体企业，以后，陆续在全国各大城市进行投资、兼并。目前，中国人民电器集团产业横跨能源、城市化建设、现代物流、造船业、商贸以及进出口贸易、投资、电子信息技术等多元领域。
三、迁移性与闯荡个性
温州海洋文化具有迁移性与牟利性特征。海上交通的发达给了温州人外出谋生的机会，也逐渐铸造了温州人四海为家、喜欢闯荡的个性。
温州人的经商意识与海洋文化关系密切。温州人以海为生，当不离渔业与经商。《越绝书·吴内传》有一则记载很有价值：“越人……方舟航买仪尘者，越人往如江也。治须虑者，越人谓船为须虑。……习之于夷，夷，海也。宿之于菜，菜，野也。致之于单，单者，堵也。”这本书原只是考证越方言，却透露出在西周之前，瓯越人便进行“方舟航买”的经商活动了。他们善于造船“治须虑”，习惯于在近海远航，天黑了就在海岸住宿，到了码头就是终点。“单”，为堵，堵其实就是“堵水台”，即人工垒筑的水码头。（胡太玉，2002）据历史记载，吴越国的海外贸易一直就比较发达。当时来往于中日之间的船舶都是吴越商船，仅据日本资料的不完全统计，从900年至959年的半个世纪中，往返于双方之间的海上航行就达26次之多，几乎两年一次。吴越与日本的官方公文与礼品馈赠往来，都是由吴越航海商人转递的。高丽和大食的航海贸易商也出入于明州、杭州等吴越港口，将香料、珍犀以及“得之于海南大食国”的猛火油，源源不断地输入江浙之域。据《宋史·吴越传》记载，自乾德元年（963年）至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十五年间，吴越进贡给北宋王朝的南海舶来品，就有香料17万斤、乳香8万斤、苏木1万斤、犀角象牙近500株、玳瑁玉石器具不计其数，则其自己留用的海外输入商货，数量还更多。
北宋时海外贸易迅速扩展，规模远远超过前代。据《上海沿海运输志》记载，北宋时期，温州与境内青龙镇港已有海上贸易往来。鸦片战争前，温州为南洋航线上与上海往来的商埠之一，每年有数百只木帆船（主要为宁波船）往来于申瓯线，运载南北土产百货。清光绪二年（1876年），温州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
地理环境与航海事业的发展，为温州人提供了漂洋过海的方便，一些温州商人随商船去国外经商，有的则客居在那里经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温州人纷纷漂洋过海到日本、东南亚、欧洲诸国经商谋生，到新中国成立前有华侨3.8万人。温州750万人口中在外经商办企业的就有200万人，其中在海外谋发展的有50万人。在外闯荡的温州人将“温州”这个词无限扩大，并不断赋予其与时俱进的文化价值内涵和新的精神要素。
温州人的出国之梦从来没有中断过。据《南方周末》报道，温州人在美国有9.5万；温州人在欧洲，法国10万、意大利8万、荷兰3.5万、西班牙1.5万、德国0.5万、奥地利0.5万、比利时0.3万、葡萄牙0.5万、北欧（丹麦、挪威、瑞典）0.5万、匈牙利等东欧国家1.5万；在新加坡有1.5万；在巴西等南美洲国家有0.5万。
温州人四处迁徙，把店铺开到全世界各地。在巴黎市区或罗马火车站出口，成百上千家店铺绵延数十里，驻扎着清一色的温州兵团。仅巴黎地区，温州移民的数字就是15万。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纽约法拉盛人气最旺的超市，老板几乎是清一色的温州人。目前在美国约有24万温州人，他们以经营小商品、开餐馆等行业起家，投资领域已涉及贸易、房地产开发、服装制造及销售。
温州商人具有超凡的商业头脑。在温州人眼里，无论各行各业，只要有人类生存的地方就有钱赚，关键在于你如何去发现与赚取。《南方周末》撰文说，强烈的赚钱欲望可能是温州人成功的第一要素。没有一个温州人试图掩饰他们血液里始终兴奋着的发财欲望。然而，光有头脑与欲望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坚韧不拔的精神才是温州精神的本质。
李建新是1980年代初来法的温州人之一，那时温州人几乎要借钱买机票的境况，注定了他们无一例外地要从皮包厂和餐馆的苦工做起。
他刚到巴黎时，有整整5年的时间没见过太阳，早晨天没亮开始做工，晚上上了法语课以后还要做工。他至今都记得那个场景：夜里12点多了，他拎着饭盒收工回家，常常与其他同乡在街头碰到，大家只是疲惫地互相点点头，然后擦肩而过。
起初他们甚至捡来犹太人扔掉的布头或碎皮，做成小钱包出售。同样一条皮带，别人卖15块，温州人卖12块。“中国犹太人”以吃尽天下苦的不二法则吓退了犹太人，成功挤进巴黎市场。这种温州精神恰恰是温州模式孕育与发展的动力，是温州人成功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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