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照片上，我那时可谓全副武装，羽绒衣，毛裤加牛仔裤，大头毛皮鞋，围巾手套，有时还加上大衣。但依然是冷。从没暖和过。洗了一次衣服，两手就红肿了。记得有天晚上，我从一个护士家采访出来回招待所，走了没两步，就冻得胃痉挛了，疼得直不起腰来，只好弯腰去敲一个刚刚认识的女医生的门，让她给我找点儿药吃。她让我吃了颠茄，又给我下了碗热面条，我这才缓过来。
说到吃，我记忆最深刻的是，那天医院欢送老兵，菜摆好了之后，领导讲话，老兵讲话，其实也就十来分钟，菜全部凉了，上面白花花的一层，是凝固的猪油。我因为胃疼，一口也没敢吃。
医生送我回招待所，路过一个水管，我听见流水声，一看是水龙头没关紧。就习惯地走过去关掉，医生又赶紧去把它打开，跟我解释说，不能关，关了明天早上就拧不开了，冻住了。
我去通信总站采访那些女兵，女兵告诉我，她们洗了头，必须马上擦得很干很干，不然头发上就会结冰碴子。我去医院采访女护士，护士说，她们给病人打针，必须随时保持针管和针剂的温度，否则还没注射就冻住了。女兵们值夜班，穿上棉衣再穿上大衣，再在腿上盖一件大衣。就只露个脑袋了。
可能有人会说，西藏的年平均气温，不会比东北低多少，为什么会冷成这样？其实原因非常简单，在西藏，没有取暖的条件。屋里屋外一样冷，女兵们值夜班的机房，女护士值夜班的护士站，还有招待所，食堂，办公室，哪儿哪儿都没有暖气，木柴，煤炭，电，气，一切可以取暖的能源都短缺。
这几年条件好些了，而且，由于全球气候转暖，冰川萎缩，雪线升高，对地球来说不是好事，但就西藏而言，冬天要好过一些了。总算没那么冷了。
但藏北依然很冷很冷。四季无夏，冷透全年。不知是不是因为它的海拔太高，藏北的平均海拔是4500米。年平均温度为零下5摄氏度，最冷的时候达到过零下48摄氏度。即使在8月，白天太阳晒得够戗，等太阳一落山，风就跟刀子似的，直刺肌肤，刺得我生疼，过“肤”不忘。有年春节我接到在藏北任职的朋友吴斌役的电话，我问他，很冷吧？他说还好，这几天气温升上来了，没那么冷了。我说升上来是多少啊，他说，零下20摄氏度吧。我吓一跳，问，那前两天呢？他说前两天是零下30多摄氏度。我说房间里呢，他说房间里不冷，我一天都开着电暖器，可以保持在零度。
在成都有人叫唤冷的时候，我经常说这个段子。
藏北的冷，应该用上“严酷”这个词。
仅仅是冷倒罢了，当地人都习惯了，连我们的官兵也习惯了。怕的是灾，雪灾。那就不是冷的问题了，是寒，是冻，是僵，是对生命的杀戮掠夺。
全国人民都知道，1998年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了特大洪水，但很少有人知道，就在那年年初，那曲发生了特大雪灾——持续4个月的69场大雪，将那曲地区11个县的38万平方公里土地盖得严严实实，26万藏族牧民和554万头牲畜陷入绝境。
当时前往藏北采访的我们军区新华社记者刘永华告诉我，西藏部队当即派出三千名官兵，几百台车辆前往灾区救灾。大雪封山塞路，一百台性能优良的火炮牵引车和推土机开道，装载救援物资的卡车紧随其后，一直深入到海拔5000多米的藏琼玛地区，其间翻过5座雪山3条冰河，历经千难万险……
那一年我在《西南军事文学》当编辑，曾编发了一篇反映某山地旅奔赴藏北救灾的报告文学。因为我认识带队的刘廷华政委，所以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从照片上看到，车队在雪原上前行，根本看不到路，路都是官兵们在一米多厚的雪原上用双手铲出来的。他们边走边开道，跟当年的18军一样，历经15天，打通了100多公里的冰雪通道，将70吨糌粑，10万公斤燃料送到了柴尽粮绝的群众手中。看到那么多官兵的脸庞都被雪地的反光灼伤，脱皮红肿，那些藏族群众抱着他们不由得失声痛哭。
全体救灾部队经过近四个月的苦战，开辟出数条通往各县各乡的冰雪通道，及时将三千多吨救灾物资，吃的烧的穿的盖的，送到了灾民手中，所有受灾群众无一死亡。部队3月初撤离时，藏族同胞们扶老携幼赶来送行，他们拉着官兵的手不愿松开，个个泣不成声，车开了就跟着车跑。场面非常感人。
仅从一个数字就可以看出藏族同胞的感激之情：救灾部队收到哈达16587条。
69场雪，26万牧民，554万头牲畜，3054名官兵，无一人死亡，16587条哈达。这些数字不该忘记。
14.40年前的爱情
我一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讲这个故事。
无论从哪里开始讲，都有一种痛在心里搅动。
44年前，即1961年，有一个叫马景然的高中女生，考入了解放军西安炮校，成为一名女兵。她很开心，不仅仅是穿上了军装，还因为她的恋人也和她一起考入了炮校。或者反过来说，她是跟她恋人一起参军的。恋人叫任致逊，其父母和她的父母是好朋友，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两家交好，他们从小认识，顺理成章地恋爱了。
他们到部队的第二年，赶上西藏部队招收外语干部，就从他们学校挑选了100名学员，进藏学外语，任致逊被选上了，马景然得知后也坚决要求去。
领导考虑到他们的特殊情况，就特批她加入了进藏队伍。这样，马景然成了那支队伍里惟一的女兵。
他们从西安出发，坐火车到兰州。在兰州，他们与从北京选来的另100名高中生汇合了，200名年轻的学员从兰州出发到格尔木，从格尔木进拉萨。即从青藏线进入高原。那条路我走过，一翻过昆仑山口，海拔就高居不下了，全在四千以上。又荒凉，又寒冷，直到拉萨海拔才稍微低一些。我太知道那个难受的滋味儿了。我坐的还是好车，车上还吃的喝的齐全，都难受得不行，到一个点就赶紧吸氧。可当年马景然他们，坐的是大卡车，吃的是干粮，喝的是凉水。那个时候兵站还没有房子，露宿是常事，吃的也很差，还有高原反应，还有寒冷，还有数不清的困难。可马景然一直和所有的男学员一起往前走，和那200个男学员一起住帐篷，吃干粮，栉风沐雪。每天晚上，她都睡在男学员大帐篷的角落里。没人知道她是怎么解决那些生理上的困难的，没人知道她是怎么适应那个雄性的队伍的，甚至没人听见她说过一句难过的话、伤心的话，或者一声叹息。一切的一切，她都默默地承受着。
到拉萨后，正赶上中印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打响，学习的事自然推后，他们全部投入了工作，有的直接去了作战部队，有的去了机关医院。他俩和一批同学一起，被分配到了俘虏营，做俘虏的教育管理工作。马景然是俘虏营里惟一的女干部。
仗打完了，他们开始学习，前往建立在西藏扎木的西藏军区步兵学校。
扎木那个地方我去过，在藏东南，海拔相对较低，树木葱郁，氧气也不缺。在那里建学校，肯定很适宜学员们读书。学校开设了英语、印地语、尼泊尔语等专业。教员都是从各个大学和外交部请来的老师专家，马景然是学校里仅有的女学员。住宿仍很困难。当时一个区队一个大房子，房子里两排大通铺。
男生一个挨一个。在大房子门口，有两个小储藏室，一边住区队长，一边就住马景然。
整个学校除了她，就还有两个教员的家属是女人了。连个女教员都没有。我不知道马景然是否寂寞，是否孤独？虽然她和任致逊在一个学校，毕竟，是集体生活，他们不可能卿卿我我，花前月下。连单独在一起的机会都很少。我努力想象着马景然在那里的生活，还是很难想象出。我只知道她很内向，话不多。还知道，她和任致逊都学习印地语，成绩优秀。噢，还知道马景然中等个儿，长得秀丽文静，任致逊则高大英俊，一个帅小伙。
马景然和任致逊一起，在扎木度过了三年时光。尽管有种种不便和困难，但对马景然来说，那三年是她最安宁最幸福的三年：守在爱人的身边，潜心读书。
1967年他们毕业了，因为成绩优秀，两人都留校当了教员。我相信这其中也有领导的一片心意，想让他们在一起。于是他们打算马上结婚。从1961年进藏，他们已经等了六年了，实在该结婚了。
可就在这时，1967年10月，西藏边境的局势再次紧张，亚东方向发生了炮战，两人将婚期再次推后，前往部队参战。任致逊直接去了亚东前线指挥所，马景然在军区联络部工作。他们分手的时候，再次约定，等这次战事结束，就一定结婚。
可是——我怎么也逃不开这个可是，我多想永远都不说这个可是——任致逊到亚东没多久，就壮烈牺牲了：一发炮弹直落他所在的指挥所，他被击中腰部，当场牺牲。与他一起工作的另两个同学，一个也牺牲了，还有一个重伤。
上级将这一噩耗告诉马景然时，怎么也不忍心说任致逊已经牺牲，只说负了重伤，正在抢救。马景然焦急万分，恨不能立即飞到任致逊的身边去。
六年了，他们等了六年了。无论如何艰苦，无论如何困难，他们都一直在一起。这回仅仅分开几天，他就出了意外！她真后悔没跟他一起去，她想如果她在他身边，也许他就不会出意外了……他要不在了，她怎么活？她不如随他而去……他们约好了战后就结婚的啊。
部队马上派了辆车，送马景然去亚东。车是个老式的苏联嘎斯车，那个时候哪有什么像样的车啊。一个干事陪着她，急急地上了路。走的，就是我们今天这条道，从拉萨出发，过羊八井，再翻越雪古拉山，然后下山，然后就到了这个叫大竹卡的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叫大竹卡的地方，他们的车翻了！马景然因为一路悲伤哭泣，完全没注意到车子发生意外，她坐在后面，却一头栽到前面，额头撞在铁支架上，血流如注，当场牺牲。
她真的就随他而去了，那么急，那么不由分说。好像任致逊在那边喊她一样，她连“嗳”一声都顾不上，就奔了过去。
我听到这里时，惊得目瞪口呆。心痛，心疼，不已。
惟一能够安慰的是，马景然到死，也不知道任致逊已经牺牲，而任致逊牺牲时，也不知道马景然离开了人世。在他们彼此的心里，他们都活着。他们只是不约而同地一起走了，共赴黄泉，去那里活，去那里相爱。也许在他们很少很少的情话中，有那么一句：至死不分离。如果还有一句就是：永不失约。
马景然和任致逊，牺牲后双双被追认为烈士，一起安葬在了日喀则的烈士陵园。
他们终于在一起了。
他们知道他们在一起了吗？
在马景然的200个男同学里，有一个，就是我认识的王将军，是他将这个故事讲给我听的。他讲的时候很激动，一再说，这才是真正的爱情，这才是我们西藏军人的爱情。
我也很激动，心像被一把刀铰着，因疼痛而无言。
王将军曾在日喀则军分区当了五年的政委，每一年，他都要去为他们二人扫墓。每次扫墓，他都会生出一个强烈的心愿：如果能把两人的灵丘合葬在一起该多好。他们那么相爱，那么想在一起，生不能如愿，死后也该让他们如愿啊。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王将军说，他的心愿一直没能实现。他只是将二人的陵墓进行了修缮。
王将军的心愿也成了我的心愿。我把这个惨烈的爱情故事，讲给了C 大校听，同时还把王将军的心愿一起告诉了他。我说，真的，如果能将他们二人合葬，该多好。不但可以安慰他们的在天之灵，还可以让这个爱情故事永远传下去。
C 大校沉吟片刻，说，我来试试看。
他又把这个故事，讲给现任日喀则司令的X 大校听。X 大校也被感动了，说，我来办。
我满怀期待地等着。可以说，我是为自己在期待，期待自己被这个爱情故事灼伤的心，能够得到抚慰。我还想，下次去日喀则，一定要去烈士陵园，一定要去祭扫他们的陵墓。
一周后，我等到了回复。出乎我的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
我将日喀则民政局的信抄录在这里：
日喀则地区烈士陵园现葬有1967年10月在亚东炮战中牺牲的革命烈士任致逊和其在同一部队服役的女友马景然（在大竹卡翻车事故中牺牲）的两位灵丘。根据其战友意愿，现要求将两人灵丘合葬在一起。经我局了解，合葬一事既不符合国家规定，同时又将违背当地的民族风俗。故不适宜掘墓合葬。
特此证明
日喀则地区民政局
2005年7月22日
除了两封回复的信，还有两张照片，即两位烈士的陵墓的照片。看得出陵墓的确修缮过，但也看得出，两座陵墓不在一起。也许当时安葬的时候，人们不知道他们是恋人？或许知道，但不允许在烈士陵园体现儿女私情？
无论怎样，民政局的同志是对的。我把结果告诉了王将军，他也这样说。
仔细想想，我们提出的要求的确不妥。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差不多半个世纪了。而且那是烈士陵园，不是其他墓地。怎么可能再掘墓合葬？我们只从感情出发了，没考虑周到。
当然，我们也没错。
爱不会错。他们相爱。他们的爱情在饱经了岁月风霜、饱经了人世沧桑后，在44年后的今天，依然鲜活。
我知道他们至今仍彼此相爱着。
你肯定也知道。
15.遥望查果拉
关于查果拉，讲述它的人，写它的人，甚至唱它的人都已经很多了，但我还是想讲一下我知道的查果拉。毕竟它是个着名的边境哨所，也是全军最高的哨所，海拔5370米。1965年10月，查果拉被国防部命名为“高原红色边防队”。这样一个哨所，不容省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