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蝶（1908-1989），沈阳人（生于上海）。着名电影表演艺术家。1931年主演了中国第一部蜡盘发音有声故事片《歌女红牡丹》，在30年代的中国影坛，被誉为“电影皇后”。主演作品有《秋扇怨》、《啼笑姻缘》、《绝代佳人》、《家》等。
中华电影学校
1924年，我十六岁。那时全家从广州又回到了上海。家里人口多了起来，父亲的负担也重了些。虽然不至于要我这个长女去分担，但我却感到有一种责任。兴趣、偶然的机缘，加上这种自我的责任感，促使我投身银海，并将我的一生贡献给了这个事业。
初期的电影直到我进入电影界的1924年，仍处在默片的阶段。观众要通过演员的舞台活动、表情、讲解，有时还要借助于字幕来了解角色的内心活动以及故事情节。也许初期的电影艺术对于角色的表演艺术较诸后来有更高的要求。
虽然生在上海，但童年是在北方度过的，后又回到广东住了六七年的时光。回到上海，当地的方言对我来说，在一段时期内是陌生的。正在犹豫要不要进入当地的学校，偶然的机缘我在报上看到中华电影学校的招生广告，就产生了要去报名尝试一下的念头。这个偶然的发现竟奠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我原名叫胡瑞华，那时好像当演员的都有个响亮的艺名，我原打算取个“胡琴”的名字，但一想：胡琴，胡琴，岂不是整天让人拉来拉去吗？我这个人虽然还能随遇而安，却也不想让人拉来拉去。大约想过好几个名字，总不满意，“胡来胡去”，也不知是哪来的一下灵感，想到了“胡蝶”，“蝴”、“胡”同音不同字，但还不错，当个“蝴蝶”可以自由地飞来飞去，最后就以这个“胡蝶”的姓名去报考。
中华电影学校是我国第一所电影演员训练学校。校址在上海爱多亚路（现延安东路），创办人是当时的“上海大戏院”经理曾焕堂。曾氏是当时上海巨商黄楚九的女婿。那时中国已有了自己摄制的电影，中国初期的电影是从拍摄京剧开始的，也是中国最早期的舞台纪录片，但创办电影学校却是从曾焕堂开始的。
中华电影学校第一期招生广告一经登出，趋者若鹜，考生有二千余人。
我是第一个报名的。记得当时心情极为紧张。为要让自己显得老成一些，我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少妇，梳横S头，左襟戴了一朵大花，长坠耳环，穿长裙圆角短袄。主考是陈寿荫，还有剧作家洪深、小说史学家陆澹，以及从法国回来的留学生汪煦昌、徐琥等。
陈寿荫是大中华影片公司的导演。大中华影片公司成立于1924年，只拍过两部影片就和“百合”合并了。陈寿荫60年代时还在香港。
剧作家洪深（1894-1955）是江苏常州人，美国留学生，在美国专攻戏剧。
1920年，洪深由美国回来，初受聘于中国影片制造公司，他曾为该公司代拟了一个有意义的“征求影戏剧本”的启事，要求电影应以传播文明、普及教育以表示国风为主旨，含有寓教于娱乐的用心。不过中国影片制造公司由于资金、人员问题，只拍摄了一部新闻短片《国民外交游行大会》就结束了营业。
后来他在复旦大学任教，但主要还是从事戏剧和电影的编导工作。1925年入明星影片公司。在创办和领导中华电影学校的过程中，他起了不小的作用。
小说史学家陆澹是早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家。记得当年我还年轻，涉世未深，知识面也还不够广，听到“鸳鸯蝴蝶派”一说，我还闹了一个笑话，我说：“唷！我什么时候也成了一派了。”
法国留学生汪煦昌在法国专门学电影摄影，回国后创办神州影片公司，还和同学徐琥合办过昌明电影函授学校。汪煦昌主张通过电影艺术的感染力，通过电影艺术的生动性，收到“潜移默化”的效果。他认为演员同音乐家、美术家、文学家一样伟大，因为都是为完美的艺术作出努力，所以演员的地位非常重要。由于这些主张，和汪煦昌一起工作的人，当时人们称之为“神州派”。
徐琥也是法国留学生。徐和汪煦昌合作，还和张石川合作导演过明星公司的第一个有关妇女问题的剧本《玉梨魂》（由郑正秋根据“鸳鸯蝴蝶派”文人徐枕亚所着同名骈体文言小说改编）。
从几个主考的经历可以看出，中华电影学校的教师都是当时中国电影界的先行者，并有一定见地的、有一番抱负的人物。
面试时让我自选动作，在几位主考面前来回走了几次以不同的步子表示不同的内心活动。当时的电影还处于初创阶段，不像如今那么严格，总之，我竟幸运地被录取了。
父亲和母亲对我进入电影学校并没有太多异议。父亲对我是宠爱惯了的，一切由我，倒是母亲对我反倒更为严格一些，尤其是那个社会，传统的习惯对于从事戏曲、戏剧及电影工作的从业人员总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稍有不慎，非议纷起。因此母亲对我的日常生活很关注，并谆谆教育我要洁身自爱，要认认真真地演戏，认认真真地做人，她还说凡事要退一步，不要抢前。我一生为人，自母亲的教导中得益不少，可说我至今处世为人仍然按着她当年的教导去做。
如按教学设备、学生的修业期限来说，中华电影学校实际上只能称之为演员短期训练班，但在那时，是培养电影演员的惟一场所，可以说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所略具规模的正规的电影学校。电影学校对学生的年龄、学历、职业、出身均无限制，而以发掘人才、培养人才、提高电影演员素质为宗旨。全部修学期限是半年，学生入学只缴很少的学费，每天晚上7至10时上课，督促很严，如无故缺席达三次，学校随时可以勒令退学。课程包括“影剧概论”、“电影行政”、“西洋近代戏剧史”、“电影摄影术”、“摄影场常识”、“导演术”、“编剧常识”、“化妆术”、“舞蹈”及“歌唱训练”等。学员每周免费观看两次外国电影，作为“观摩”。全部课程教学时间为三百六十个学时。教员都是业余义务兼课，学生有很多也是业余来进修或学习的。教和学都很认真，所以虽然只有半年时间，但潜心学习，也大致可以学到一些基本的理论知识和作为一个电影演员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了。
中华电影学校只办了一届，由于人事、经济各方面的原因而告结束。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学员，虽然各人的际遇才能有异，但都为中国的电影事业贡献了不同的力量。
同学中与我来往较多也比较密切的有徐琴芳。徐和我年龄相仿，情趣投合，一谈如故。最值得记忆的是学骑马和学开汽车。骑马还可以找到地方学，学开汽车却颇费周折，一则当时也没有什么汽车驾驶学校，女孩子学开汽车更属少见，只是我这个人好发奇想，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开到江湾郊外，叫司机略加指点，就请他坐在后座“养神”，由我们“代劳”，并付给他加倍的车费，我们就是这样学会开汽车的。在这一时期，我们还学了一些其他拍片必须具备的技艺。在中华电影学校的时期虽然很短，却是我从事电影工作的开始，从这里我走向了这个万花筒式的银色世界，在舞台上，也开始在人世上，历尽酸甜苦辣，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有时竟也在感情上将人生与舞台合而为一了。
参加《战功》一片，初上银幕
中国有自己拍摄的电影是始自商务印书馆，从1917年始至我进入电影界，已经历了七八个年头。从拍舞台纪录片、风景片、新闻片到迎合小市民口味的言情片、滑稽片，间或有富于哲理或教育意义的文艺片，中国的电影也正经历着一个从认识到发展的阶段。电影这个新兴的行业正吸引着各种抱有不同的目的、对这个新的娱乐工具有着不同见解的人投身进来。电影公司曾在一个短时期内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而其中不少又如昙花一现般消逝了。
这正说明观众是最严正的评判者，只有经得起时代考验的制片公司才能在这场竞争中站得住脚。
大中华影片公司成立于1924年4月1日，是常熟人冯镇欧投资经营的。
主要人员有陆洁、顾肯夫、陈寿荫、卜万苍等，他们大都是留学生或受过西方教育，喜爱美国电影，所以创作的电影也很受美国电影的影响。
大中华影片公司只拍过两部电影，第一部是《人心》，由陆洁编剧，顾肯夫、陈寿荫导演，卜万苍摄影，张织云主演。描写一个工厂厂长的儿子瞒着父母在外结婚，成立了小家庭，其父得悉后，大为震怒，逼迫小夫妻分手。后来历尽千难万苦，终得父亲的谅解，全家团聚。
第二部影片是《战功》。其时，我刚从中华电影学校出来，很希望有机会将自己学到的知识运用一下。陈寿荫是我的老师，他很赞成我的想法，邀我参加《战功》一片做个配角，磨练一下，我也就欣然应命。
《战功》一片仍由张织云主演，编剧是陆洁，导演是徐欣夫。是描写两个富家子弟战后负伤回来，和自己的情人与曾被遗弃的妻子重归于好的故事。
这是我初进银色王国在水银灯下出现的第一部影片，毫无经验的我，还闹了一些笑话。譬如张织云在电影里，是戴眼镜的，但为怕拍摄时镜头反光，所以眼镜只有镜框，而没有镜片；在电影里，我有一个替她擦眼泪的镜头，我拿起手绢就从镜框里擦过去了。导演大叫“NG”（no good），把我吓得手足无措，手绢夹在眼镜框里也拿不出来了，那时拍无声片，导演尽可大喊大叫也不要紧。经他大叫，我才明白，假戏还得真做，我还得抬起镜框擦眼泪呢！
大中华影片公司拍完《人心》和《战功》后，就因资金周转不灵和百合电影制片公司合并了。
这里要提一提张织云。张织云也是广东人，在无声片时代也曾红极一时，曾因拍《玉洁冰清》一剧而获“悲剧圣手”的称号。《玉洁冰清》由欧阳予倩编剧，卜万苍导演，梁灵光摄影。此片上演，曾轰动一时。此片也是当年红小生龚稼农主演的第一部影片，一举成名。张织云拍完这部影片即退出影坛，以后到有声片时代，虽拍过《失恋》一戏，惜因粤语发音不太受欢迎，也就结束了她的从影生活。
曾有人问我，何以当年从事电影工作的人员，演员尤以广东人居多。我想可能因为广东地处沿海，跑外洋的比较多，思想上比较开放，并不认为当电影演员有什么不好。而在其他地区，尤其在北方和江南，虽然观众对从事电影工作的人员，尤其是电影演员十分仰慕，但在另一方面又仍存在着排拒意识，所以若有自己子弟从事这方面工作，必定极力反对，及至反目。如今时代已完全不同，电影作为一门艺术有它自己的地位，电影工作人员的地位也大异于往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