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宝禄（1910-1988），单弦表演艺术家，被誉为单弦泰斗，曾任北京市曲艺杂技家协会理事长。
我的童年
我的老家在京东潮白河以东，十年九涝的三河县燕郊北的东赵村。这个村有十户人家都是贫民，姓氏各异，生活悲惨的情况都一样。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里，三河县的土地都集中在几户大地主手里，他们拥有膏腴之地。
正像《红楼梦》里所描写的，几十个村庄属于一个财主，这些村庄里的农民种的土地、住的房屋，甚至连同一条身子全是他们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使成千上万的贫农沦为他们的奴隶，生死之权也攥在地主手中。贫苦农民过的是冬不见棉、春不见粮的苦难日子。老实、厚道、纯朴的父亲，辛辛苦苦给地主干一年活儿，到头来养不活一家五口，经常有揭不开锅的时候。为了糊口养家，他默默地挑着这付沉重的生活担子，东拆西借，最后不得不带领一家人来到北京找我祖父。祖父是个盲艺人，擅长弹唱，是一位说、弹、唱技艺俱佳的盲艺人。他说起书来，快而不乱、慢而不断，字字见功夫；唱起曲来，高圆嘹亮、酣畅淋漓、优美动听。正因为老人家技艺全面，才得到肃亲王耆善的赏识，叫老人家到肃王府里专给府内女眷们说书、唱曲。
那时候各王府都养着一些盲艺人，因为清代妇女们不准到各戏院、杂耍园子等娱乐场所里去听戏、听唱。各戏园子也不卖女座，各王府为了调剂女眷们的生活都养些盲艺人，专给女眷们说书、唱曲。祖父这样的盲艺人，在当时是盲艺人中的第一流。他们也头戴一顶红缨帽，身上穿着袍褂和王府里当差的同样打扮。第二流的盲艺人是算命的，北京人俗称“算命先生”。再次是走街串巷的盲艺人，他们有的打着板说唱，也有的弹弦子或琵琶说唱。有些大户人家常把他们叫到家里给家属们说书、唱曲，唱过以后，付给他们些报酬。父亲来到北京，通过祖父的关系，给唱八角鼓、莲花落的艺人徐狗子当伙计挑拢子（“拢子”是当时装乐器和场面上应用器物的圆笼，两个圆笼为一挑）。徐狗子真名徐维亭，与当时髽髻赵、奎星垣、联辑五（联幼茹的父亲）齐名，他在什么地方演出，父亲就把“拢子”挑到那里，演罢再挑回去。后来由祖父给父亲些本钱，便在我们家附近街头摆个小摊子，卖各季应时水果。当时我们是六口之家，大哥是个裁缝，二哥生来痴呆，母亲和两个姐姐在家里帮人家做些针线活，协助父亲维持生活。
我生于清宣统二年（1901年），作为大清国末朝的一个“子民”，降生在朝阳门里南小街大雅宝胡同。我的出生给父亲肩上挑的那副沉重的生活担子，又加重了负担。童年的我，是大雅宝胡同里所谓“野孩子”队伍中的一员。我每天和穷街坊家几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伙伴们在一起玩耍，穷人家的孩子有穷人家孩子的乐趣。春天，我们自己扎个“屁股帘”式的小风筝在街上放起，比赛谁的飞得高；夏季，我们拿根竹竿，弄些松香去粘“知了”；秋天，我们一起到朝阳门外庄稼地里去逮“蛐蛐”，逮回来装进各自的瓶或小罐里，凑到大树底下斗蛐蛐，谁输了就弹他几个“脑锛儿”；冬天，我们捉迷藏或堆雪人、打雪仗。一年四季总有的玩，真是海阔天空、无拘无束。童年生活给我留下终生难忘和极度欢快的印象。
从祖父不在王府当差后，一到晚上小伙伴们都爱凑到我家，围绕在我祖父身边，听老人家给我们讲故事，讲的不外乎是《三国演义》、《封神榜》、《西游记》、《水浒》这些书里的片段。老人家虽然七十多岁可记忆力很好，讲得生动有趣，像一块磁石吸引着我们，使小伙伴们特别感兴趣的是《西游记》里花果山、水帘洞、孙悟空大闹天宫等内容，小伙伴们没有一个不佩服齐天大圣手里那根金箍棒的。有的说：“把那根金箍棒借给咱们多好啊，咱们可以用它和禄米仓那群孩子们打仗去，那多棒！”有的问爷爷：“爷爷，孙悟空为什么只能七十二变啊？不能再多变吗？那不就可以把二郎神压倒了吗？”每一个故事都启发着我们的心智，培养了我爱好文艺的兴趣。我对说唱艺术的喜爱，便从这时候萌生，爷爷是我的启蒙老师。爷爷那刚强、健壮、诙谐、乐观的神情，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上，直到今天还不时浮现在眼前。
我七岁那年，祖父离开了我们，我和小伙伴们都哭得像个泪人似的。父亲把老人家的棺木运回老家，埋葬在生前居住过的土地上，不久我家便迁移到前门外观音寺里抬头庵胡同。这里是一条穷苦百姓居住的小胡同，住户大多是做小本生意的摊贩或走街串巷的流动商贩，还有的在妓院里当伙计。父亲还是摆摊卖水果，尽管生活很清苦，为了让我学文化父亲把我送到石头胡同一个庙里的私塾读书。先生姓巴，是个清末科考上的失意者。他年近七十，为人清高，家里很穷。生活虽苦，却苦中求乐。为了混口饭吃，他开了这个私塾。一进私塾我这颗满天飞的野心被收拢到书本上，同学有四五个人，都是石头胡同附近的孩子。我们每天早晨到了书房要先给孔夫子的神位作揖，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上午读几行，下午再读几行，死记硬背。有时先生还教我们写“仿”（临墨笔字）。巴先生教我们念书的时候，总是摇头晃脑地拉长腔，我觉得声音好听，内容乏味，这和我们这些孩子的心情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我只好勤学、多读，不然背书的时候总背不下来，还要挨板子。这啃骨头的工夫没有白下，到现在有些课文还能背得出来。因为家里穷，每天放学以后还要帮助父亲做买卖。夏天到了，父亲把西瓜切成若干船形的块儿，放在铜茶盘里，每个茶盘装二十块叫我托着茶盘在观音寺一带去卖，吃的人还不少，生意很兴隆。有时我一个人卖不过来还要找几个穷邻居的孩子来帮忙，卖一茶盘给他们两个铜板的报酬，就这样边念书边帮父亲做生意，度过了五年的时光。在这五年里，大哥积劳成疾结束了生命，二哥不久也去世了，两个姐姐相继嫁了出去。生活的折磨和老来丧子这不幸的遭遇，使父亲苍老的脸上刻满了生活艰辛的皱纹，眉宇间写着他内心的忧伤和迷惘，他变得目光呆滞、行动笨拙了。他以前的那种健壮、皮实的劲头，似乎都消失了，只剩下坚韧、宽容和对命运屈从的悲哀。看着父亲的样子，我心中产生出一种说不清的痛苦，我不敢当着父亲流泪，表面装做若无其事，可一到晚上便躲进自己的被子里，蒙起头来以泪洗面。我真想马上就帮父亲挑起家庭生活的担子，可是我才十三岁，能干些什么呢？我只能多做些家务劳动，买菜、洗衣服、替父亲照顾货摊……心里想：只要父亲幸福、健康，我怎么都行。
后来我看到很多和我年岁相仿的穷人家的孩子，走出家门去做些临时性的劳动，帮助父母养家。于是我向父亲说：“您这么大年纪了，受苦一辈子，从来没享过一天福，我该替您分担点儿了，我不想上学了，您看我干点儿什么好？”父亲听了感到很突然，他猛地抬起头来，瞪着一双老眼，直勾勾地望着我；母亲也放下手里的针线活发愣。过了好久父亲才吐出一句：“你说什么？”我说：
“我想替您分担生活负担，不想上学了，找个活儿干或是去做学徒。”我望着父亲，只见他身体瑟瑟发抖，嘴唇哆嗦，泪水从眼眶里淌了下来。母亲和我也不约而同地哭了，父亲说：“好小子！有志气。我本想再供你念两年书，等到十六七岁的时候，让你去学点手艺，不想你自己今天提出来了。也好，我给徐狗子当伙计的时候就曾经这样想过，等你长大叫你学唱曲儿去。唱好了能挣大钱，也改换改换咱家的门风；唱不好，就是要饭去，会唱两句也比不会唱的能多要些，这就看你自己了。”父亲答应了我的要求，我非常激动，顿时觉得一种新的生活将要开始，一种责任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拜师学艺
民国十二年（1923年）秋天，父亲好不容易托人征得尚福春先生同意收我为徒。
我记得那时正是直奉战争，北京城里兵荒马乱，政局动荡不定。直系战胜了奉系，曹锟赶走了黎元洪，演出了一幕“贿选大总统”的丑剧。当时我听父亲说：“选举大总统的票价每张高达大洋五千元。”我听着感到很奇怪，问父亲：“为什么选大总统还卖票啊？”父亲也说不出所以然来。我抱着疑惑不解的心情跑到巴先生家去问。巴先生说：“你小孩子问这个干什么？”我说：“不明白怎么回事儿，您告诉我吧。”巴先生听了也笑了，他说：“你这孩子还总爱刨根儿问底儿，好，我把我听到的告诉你，可不准出去乱说，否则会找麻烦的。”我说：“您放心，我一定不乱说去。”巴先生就像讲故事一样对我说：“黎元洪被曹锟赶走以后内阁七零八落，暂时由内务总长高凌蔚兼代总理支撑门户。黎元洪任职期间的众议员，任期已满，选举新总统就产生了问题，因为选总统必须由国会选举。这时有的参议员便提议延长参议员的任期。这本是一件没有理由的事，也是不符合当时选举法的，可是有一部分议员已经被曹锟收买了，所以就通过了。但是，按当时法律规定选举总统时议员出席的人数必须达到五百八十一人才能够开选，由于反对直系军阀一派的议员很多离开北京南下，议员不够法定人数。曹锟为了急于登上大总统的宝座便施行利诱和仗势逼迫两种手段来对付参议员。利诱的办法是凡参加一次会的发给‘出席费’大洋五十元，后来又增加到一百元，投选举曹锟票的，发给大洋五千元。仗势逼迫的办法是，先派侦探调查不出席议员的住所，然后派汽车到每个不出席议员的家里，强迫议员乘车去参加选举，形同“绑架”，可是反对直系的那派，也采取“利诱”的对策。他们规定，凡是不出席会议的，一次发给‘不出席费’四十元，如果愿意离开北京去上海的，可以先到天津报到，报到后发给大洋三百元作为旅费，到了上海还会受到更优惠的待遇。一时北京议员都趁机打捞外财。有的先在反直系派那边领不出席费，然后又到曹锟这边领出席费；还有的到天津领了反直系派的离京旅费，返回北京再领选票费。如此明争暗斗，闹得乌烟瘴气，其实都是搜刮老百姓的民脂民膏。”最后，曹锟以四百八十票当选。“好景不长”，不久直系内讧，冯玉祥倒戈，把曹锟幽禁在中南海延庆楼。这段事直到今天我还记忆犹新，可见当时军阀们的腐败。
拜师那天，父亲带领我到天桥山涧口老虎洞十五间房的一间小屋。这里是穷人聚居的地方，房租一天一交，每天傍晚房东便提着个布口袋收房租。
当我们走到尚先生房门前，只见一位四十多岁中等身材的长者，浅褐色方圆型脸庞，前额宽阔，一双眼睛细长而炯炯有神。他笑容满面地迎了出来，父亲和他彼此抱拳，互致问候。他连声说：“欢迎！欢迎！”走进屋里，房间虽然不大，但摆设简朴、整齐干净，墙上挂着一把三弦儿、一幅旧画。父亲对我说：“这就是师父。”我叫了一声随着跪下来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师父把我扶起，顺手拉我在他身边，上下打量我说：“为什么不求学却干这一行？”
我说：“家穷，父亲供不起上学，我想学点能耐将来好养家。”他点了点头又问：“你喜欢唱吗？”我说：“我从小就喜欢。”他说：“学这行可不容易啊！得不怕吃苦，还得有耐性、韧性，能行吗？”我毫不犹豫地说：“我是穷里生穷里长的，不怕苦。”
他笑了说：“好！只要有决心，肯用心就行，今后全靠你自己喽。”父亲从旁插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你要听师父的话，用心学。”说着父亲举着事先写好的字据递给尚先生说：“这孩子就交给您了，有什么不到的地方，您该管就管，越严越好。”尚先生说：“您放心吧，咱们都是受苦人啊！”说罢俩人都笑了起来，尚先生对父亲说：“您看看，眼下咱们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简直是‘踩钢丝绳’的日子，每天提心吊胆。这些日子园子里（指天桥一带的落子馆）总有些散兵游勇闹事，不是辱骂坤角（女演员），就是打骂伙计（服务员），动不动就砸园子。特别是‘奉派’那些当兵的，蛮不讲理，不但白听唱白喝茶，还要找茬闹事，叫人喘不过气来，真是料想不到会出什么事啊！”我静静地站在一旁听老人家坦率地、无拘无束地和父亲推心置腹地谈话。第一次见面师父就给我留下襟怀坦荡、心地善良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