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荡调”据我所知唱京韵大鼓的联幼茹会唱，她是跟她父亲联辑五学的。联辑五是唱莲花落的老前辈。民国初年，他曾经和着名文明戏演员张笑影，在一起演过文明戏。据传早年在“十不闲·莲花落”里掺杂有唱“荡调”的。在“十不闲”挂乐器的“天平架”上挂着的“霸王鞭”，便是演唱“荡调”所用的道具。“霸王鞭”是用水磨竹制成的，长约2.5市尺，演员攥在手中，鞭的两头各挖有五个空洞，洞中用铜丝作轴，里面装上铜制钱。演唱时，演员手持鞭子的中部，摇动时铜钱在竹筒内刷刷作响。随着时代的前进，“荡调”的内容不符合时代精神，便逐渐被淘汰了。
走堂会
“走堂会”当时我们行话叫“做家买卖”。当时堂会大致可分三种：
大型的——官僚、富绅、巨商人家办喜寿庆日，为了招待亲友，有的在有舞台的大饭庄里举行，如：金鱼胡同的福寿堂、西单报子街的聚贤堂、什刹海北岸的会贤堂、隆福寺街的福全馆……有的在自家院里搭棚，搭个临时舞台举办。
这些大户人家的管事人，事先和我们这行专门组织堂会的“承头人”（即负责人）联系好，依着主人的意图，组织演员和安排节目。演一堂“八角鼓”（当时北京人对曲艺节目统称八角鼓），其中包括单弦八角鼓、拆唱八角鼓、联珠快书、各种大鼓、小型杂技、魔术、抖空竹、踢毽子、花坛、相声、双簧……有的指名要女演员参加，这类堂会多是本家主人指名点的某某演某个节目，自然价钱很高，一般百十银元左右，而且本家管两顿饭。一般从中午一点左右开始，演到午夜散场。个别的从上午开始，一直演到深夜一两点钟。一般开场头三个节目都是以喜庆为内容的，如：群曲腰截《八仙庆寿》、《万寿香》、《天官赐福》；梅花大鼓《层层见喜》、《百鸟朝凤》；单弦《自猿偷桃》之类的节目。
前三个节目演完便是各种大鼓，中间夹杂着变戏法、相声、空竹、毽子等，有时本家还临时点某某演员唱某某段子。那时候艺人的社会地位低，属于“下九流”一类的人，所以到那些富户人家演出，后台人都要给本家贺喜拜寿，见着本家还要请安，有时本家另外赏给些钱。
中型的——中上等富户人家办喜寿事，在院内搭棚临时建一个小型舞台，邀一堂“八角鼓”不带杂耍的，演出时间和节目内容与大型的基本相同。
小型的——中等人家办喜寿事，为了招待亲友，组织一堂“八角鼓”，在院子里或一明两暗的堂屋演出。演出时间一般是从下午一点开始，演到晚上十二时结束，节目与以上所述大致相同。
我首次演唱梅花大鼓，便是随师父走堂会演出的，我记得唱的是《层层见喜》：
山长青云，云罩山，
山长青松，松靠庵。
庵观正对藏仙洞，洞旁松柏甚可观。
观只见，古庙盖在山中间，
涧下水响雷一般。般般果品树上长，
长在树上甚新鲜。仙人摘果树下走，
走进修行洞里边。边山一带好景致，
雉鸡鸟飞腾绕满天。天边俊鸟来回穿，
穿花蕊粉蝶坠玉兰。蓝桥以下龙戏水，
水底鳌鱼难把身翻。翻江搅海鱼虾蟹，
獬豹纵横来往蹿。蹿山跳涧白额虎，
虎要发威人怎担？单人不敢行此路，
鹿叼灵芝口内含。寒风阵阵天降雪，
雪里玉兔似银丸。弯弓别箭人射猎，
烈烈轰轰进深山。山上豺狼跑得快，
快狗急追在后边。鞭鞭打马急似箭，
箭射宾鸿坠云端。端枪打来火狐狸，
立时拿来马后拴。拴猎之人进山口，
口中念层层密密山套山。
山上写万寿无疆四个字，
字写的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这段每句的头一个字都是前一句的最后一个字。这叫“顶针续麻，借字抽音”。
我随师父走堂会，不仅学会了不少曲牌如《石榴花》、《梅花鹿》、《柳青娘》、《柳叶锦》、《靛花开》等，而且也从其他老前辈的演唱中学到不少吐字、发音和演唱技艺，真是：“百学不如一练，百练不如一见。”
我随师父从走堂会开始上场演唱，后来在天桥落子馆也唱个开场或给人家垫场。最初挣两吊钱（二十个铜板），当我第一次拿到这二十个铜板时，心里可高兴了：这是自己挣来的。我马上跟师父请假回了一趟家，在路上给父亲母亲买了一包点心，走进家门告诉父母亲这是我挣的钱给您买的，两位老人家高兴得淌下了眼泪。一年以后老板又给我长了两吊钱，除去孝敬师父的两吊，还剩两吊，我全攒起来，攒到十吊钱回家交给父亲。又过一年，我可以拿到半个份儿了（按当时如果整份儿是一元，我便可以拿到五角钱），这在当时就很不容易了。
跑码头
1926年（民国十五年），当时奉系军阀张作霖和张宗昌，又在南口、张家口跟冯玉祥的国民军打起仗来。局势动荡，人心浮动，天桥落子馆的生意很不景气。这时青岛一个小杂耍园子的管事人来北京找班底，有人请师父去，师父跟我说：“眼下买卖不景气，到外面走走也好，常言说‘人挪活，树挪死’。
咱们去吧！你也出去见见世面。”于是我们就到了青岛。那个小杂耍园子都是女演员，有唱山东落子的、有唱梨花大鼓的。我唱开场梅花调，有时也唱段京韵大鼓，唱了两个多月，生意还算不错。济南劝业场青云阁茶社又邀我们去济南，那里也都是女演员。我仍然唱开场，唱完了还帮着“打钱”，生意很好。不久军阀张宗昌做寿，除了伴奏的，其他男演员一个也不要。师父参加了，演了三天，有京戏、杂耍、大鼓等。师父凭他一手好弦子，挣了不少钱。本打算在济南多呆些日子，然后去天津在劝业场搭班。不料国民军北伐，济南每天晚上戒严，我们只好返回北京，继续在天桥中华落子馆唱，晚间“串巷子”。北京正值奉系军阀张作霖当政，那些兵痞们野蛮得很，张口就骂、举手就打，当时有这样几句童谣：
“头戴大檐帽，腰里掖着盒子炮，后脑勺是护照，妈拉巴子是免票。”
这几句童谣非常形象地描绘了他们。有一天驻扎在西珠市口宪兵九中队的几个宪兵，进园子坐在“弹压席”（当时负责维持园内治安的专座），把我叫过去，点一位女演员唱一段。当时园子里有负责“递活”的（专门拿着一把折扇，扇面上写着每个演员演唱的节目，观众点一个节目交两角钱，哪位演员被观众点的多，自然挣的钱也多，园子也从中提成）。况且园子有规定，不准穿军衣的点，因他们点是不会付钱的。
我一听他们要点，肯定是白听，便说：“我不是‘递活’的，您等一等，我给您叫‘递活’的去。”他开口就骂：“你他妈拉巴子的说什么？”我说：“我不是‘递活’的，我给您叫他去。”他说：“不行，你不让我点吗？”我说：“不敢。”他说：“你等着瞧吧！”说着站起来带着他们一群人走了。他们走后，我马上跟师父说了这件事，师父立刻找园子的管事人，管事的也很为难，大家都很担心，不知明天会有什么大祸临头。第二天开场不久，就来了很多宪兵，带队的是位熟人姓沈，我一见他进门，马上迎了过去递烟递茶，随后我对他说：“沈班长，昨天得罪您弟兄了，实在对不起，您替我美言几句，下次不敢了。”他问了问经过，然后对我说：“你甭管了，下次不要这样了。”
事后我想，干这一行受气、挨骂到什么时候算完啊！为了吃口饭只好忍气吞声。
在天桥又混了一年多，我十八岁便开始挣“整份儿”了。这对我说，真是不容易，这完全是靠自己的真本事混出来的。干我们这一行，特别是到各处走堂会，要拿“整份儿”必须什么活茬都拿得下来，有句行话：“平打米赛吃饭。”意思就是：人人都一样干活，人家能干多少，你就得干多少，谁也不能偷奸耍滑占别人的便宜。我拿整份儿以后，凡事我主动抢先去干，哪个地方缺人，不等人说话，自己就顶上去。待人接物谦虚谨慎，对前辈先生们，恭恭敬敬；对同行同辈人，以诚相见。因此，大家对我都很照顾，老先生们也都喜欢我。我有什么不会、不懂的，向他们请教，都是毫无保留地教授，就连各妓院的伙计们，都想方设法帮我找买卖。这替我后来学艺、卖艺，打下了基础，铺平了道路。不幸的是那年冬天，父亲患了重病，医治无效，离开了我们，只剩下我和母亲相依为命。每当我从师父那里回家看她，只见她一天比一天消瘦、憔悴，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白纸，两眼深陷，像两个黑洞。我望着她，陷入极度悲怆、惆怅中，我想她伴着父亲生活几十年，始终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饱尝了人间痛楚，从来没有半点埋怨，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养育我们和家务劳动上……多么善良、慈祥的老人啊！我顿时感到良心上的歉疚益发沉重。我当时还处在学艺阶段，只好尽力从感情和生活上安慰老人家。不想还不到一年，老人家也病倒了，我只好向师父请假回家来伺候她老人家。不久她也抛下我离开了人间。在我被刺痛的心上，筑起一道孤独的墙，生活对我太不公平了，人生的苦酒我品尝不少了，可是我获得的爱太少了。我把二老的棺木运回老家，安葬在祖坟的边缘。在那些日子里，师父对我特别关心、体贴。正当我走进新生活的怀抱时，学艺期满，又要离开师父。我当时真好像无依无靠的孤儿，心里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痛苦。师父拉着我的手说：“孩子！你该自己另起炉灶了，咱爷儿俩相处五年有感情了，我也舍不得叫你走。可是不能不走，你今后的路还长着呢！艺海无涯，学无止境！不管你将来出息得怎样，你要记住我平日嘱咐你的话。”师父说着，抽抽搭搭地哭起来，我也忍不住地哭了。突然，师父止住了哭，屋子里一时寂静得掉一根针都听得见。
师父缓缓地抬起头，从容地抹抹泪水，声音异常爽快地说：“你走吧，好好干！”
我给师父磕了三个头，跪在地上对师父说：“您只管放心，我不会忘记您的恩情，也不会辜负您的期望……”于是，我默默地站起来走出屋门。
另起炉灶
离开师父，我回老家和父亲生前给我订下的妻子完婚后，把她接来北京。
这时天桥中华落子馆已经停业，我仍靠“串巷子”卖艺生活。
当时有位师伯叫萧玉清，是同业中很有声望的老艺人。他专应城内外喜庆堂会和各妓院捧大鼓的生意。他自己有四五副“拢子”，做生意的堂号是“玉成堂”。他知道我随尚先生学艺时到各处做买卖不怕苦、不怕累、不偷奸耍滑、人缘好，他非常喜欢我，只要有生意总叫我去参加，我除唱外还干些杂活。
随着演唱机会的增多，我不但演唱水平有了进步，而且经济收入也日渐增加。当时和我经常在一起演出的还有一位八角鼓名手杜贞福师叔，他看我老实、勤快，在演唱上发音、吐字、用气等都很有功夫，认为我有培养前途。于是他经常主动在演唱技巧方面对我加以指导，还教我很多八角鼓拆唱的段子（中场拆活），如：《双锁山》、《赵匡胤打枣》、《拉骆驼》、《胡迪骂阎》等，这些节目都很风趣活泼。还有王贞禄、吴成林两位师叔，也常常指导我，这在当时艺人里是很难得的。因为吃张口饭这行的人，不论是京剧界，还是曲艺界的老艺人，都是封建意识相当浓厚、极端保守，从不轻易把技艺传授给别人门下的弟子。那时有一句谚语：“能赠一锭金，不教一句春。”这个“春”字就是技艺，这足以说明当时艺人把技艺看得多么贵重。这几位老先生给予我无私的教诲，为我后来能在“曲坛”上取得一些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