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之（1927- ），天津人（生于北京）。话剧表演艺术家。因扮演《龙须沟》中的程疯子而蜚声剧坛。主演作品有《茶馆》、《长征》、《青春之歌》等。
一
我出生于一个完全没有文化的家庭，跟着寡居的祖母和母亲过日子。
“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她们都绝对地一字不识。那时形容人们无文化，常说他们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出。家里的藏书每年一换，但只有一册，就是被俗称为“皇历”的那本历书。她们只能从书里的图画中数出当年是“几龙治水”，借以预测一年的天时。至于全年二十四个节气都发生在哪一天和什么时辰，编书人未能制为图像，她们也就自然辨认不出了。直到我上了小学，家里上两代人的这个困惑才算解决。“皇历”也才得到了比较全面的利用。
真的，不要小看小学生。在我住过的那个杂院里，出个小学生，就顶得上个知识分子。比如同院拉洋车的老郝叔，孩子多，拉了饥荒要“请会”（一种穷人之间的经济上的互助活动，但要出利息），这就找到了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叫我帮他起草一个“请会”的“通知”。其中包括本人遇到什么困难，为什么要发起这么个活动，将要怎么办等等的内容。那时我顶多不到三年级，怎么写得了！但老郝叔鼓励我：“你照我说的写，他们都懂。”我于是拿了毛笔、墨盒伏到老郝叔的炕上——他家无桌，炕上只有一张席，硬而且平，伏在上面写字是极方便的——就这样，他说，我写，不大会儿的工夫，居然写出来了。
随后又抄了若干份分别送出。“凡着诸竹帛者皆为文学。”讲起文学的定义来，是有这么一说的。那么，我替老郝叔起草的这篇“通知”，就无疑是一篇为人生的文学了。何况还分送出去，也算是发表了的呢！
“照我说的写，他们都懂。”这篇出自老郝叔的心与口，“他们都懂”的好文章，可惜我现在竟一点也记不起来了。老郝叔又早已作古。他无碑、无墓，所有的辛劳都化为汗水，洒在马路和胡同的土地上，即刻也就化为乌有。他奔波一世，却仿佛从未存活过人间。
说也怪，人过中年，阅人遇事也算不少了，但对老郝叔，我老是不能忘记。
总觉得再能为他做些什么才可以安心似的。
二
现在可以说些有关读书的事了。
一个人的读书习惯，依我看，总是靠熏陶渐染逐步养成的。压、逼、打、骂，都无济于事。这就需要一个稍微好些的文化环境。我的家庭和所住的杂院，自然教给我许多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但就培养读书习惯而言，那不能说是好的环境。我正经上学只念到初中，且功课不好。虽然读了《苦儿努力记》，也没收到立竿见影的效验。一题稍微繁难的算术作业，我憋住了，能找谁去？杂院里是没有这样师资的。我以后所以还喜欢读点书，全靠我幸运地遇到了许多良师益友。有的在校内、在课堂上，更多的是在校外和课外，在日常的生活中。
三
开始叫我接近了文艺的是孔德小学的老师们。
孔德小学，在我的记忆里是一所办得很好的学校。设备齐全，学费却低。
老师们也都像是些很有学问的人。比方有一次，一位眼睛近视得很厉害而又不戴眼镜的老师，把我们几个同学招呼到他的宿舍里去，给我们诵读《罪恶的黑手》。他屋里哪儿都是书，光线显得很暗，所以他需要把诗集贴近鼻尖才能读得出。他的读法，也与时下的不同，不洪亮，无手势。虽然书挡住了他的脸，但从夹缝里看过去，还是可以看见他脸上的肌肉都是很安静的。他的这种读法，听上去，比听现在的某些朗诵受用，孩子们都被他吸引了，打动了。
长大以后，虽然我再没去读这首诗，然而当时听着它所留下的印象，却始终记得。这位老师不久就不见了。当时，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兴致叫几个孩子去听这首诗呢？我至今也不明白。每当路过孔德旧址，我还常常想起他来，我总觉得他或者是一位诗人，或者是一位革命者，老幻想着有一天会碰上他。虽然我依旧不知道他的名字。
但是有一位美术老师我却记得清楚，他是卫天霖先生。这当然是一位大画家。可那时我们却全然不懂他的价值，竟因他出过天花，脸上留下了痕迹，背地里称呼先生为“卫麻子”。足见“师道尊严”是破不得的，不“破”尚且如此，何况号召“大破”呢！
孔德学校有一间美术教室，小学部、中学部共用，无论大小学生一律要站在画架子前上美术课。先是铅笔画，铅笔要六个“B”的，还要带上橡皮。“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当然是要准备的。后是小学生也要学用炭条作画，炭条消耗大，向家里要钱时，已从大人的脸上窥出几分难色；待知道了擦炭笔画不能用橡皮而必须是烤过的面包时，我便不再敢回家去说了。忘记了是我个人没学着炭笔画，还是卫先生更换了教法，反正是这个阶段不长，后来就变了画水彩——不管我是否买得起炭条和面包，但卫先生这种在一两年内，多种画法都叫孩子们尝试一遍的做法，我是拥护的。孩子们的求知欲是极强的，精力是非常饱满的，那是压抑不了的。当批评孩子“好高骛远”时，至今我仍觉得要慎重些。二十几岁有大成就，我以为完全符合人的智力发展，是很正常的事。相反，四十多岁的人，还被称为年轻艺术家、年轻学者、年轻教授，倒是不大正常而且令人痛心了。
卫先生还有一种教法，我们当时也很喜欢。美术教室里，有许多石膏坨坨：圆球形、正方形……他没有叫我们画这些，开始就是静物写生，画小瓶小罐之类。过了一阵以后，又叫我们到户外去，先画校园里头，后来就去东华门外的筒子河。孩子们对跑出去画画快活无比。我们画，卫先生跟着看，他也好像很高兴。一次写生，我画的地方前边是许多树，后边是一排矮松，再往后则是满墙的爬山虎。当时只知道看见的都要画上，哪里懂虚、实、疏、密这许多深奥的道理！结果，我画的画面上是绿树、绿蔓、绿叶、绿茎，简直绿得不可开交，一塌糊涂了。谁知这时候卫先生正站在我身后看。我扭头看见他，笑了；他看着我和我的那幅绿色作品，也笑了，而且还称赞了我。到底是称赞我的什么呢？是有几处画得好？还是勇气可嘉，什么都敢画？或者根本就不是称赞，只是一种对于失败者的无可奈何的安慰——当时我可没想这么多，反正是被老师夸了，就觉得了不起，就还要画。
此后，我画画的兴趣越来越浓，差不多延续到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
对于卫天霖先生，我并不是为写这篇文章才想起他来的。时间还要早十来年。那时，首都剧场附近有一阵颇贴了一些所谓“揭露”卫先生“罪状”的印刷品。大家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都学会了一种本事，就是能够在通篇辱骂的文字里看出一个人的真价值来。我也正是从那些印刷品里才知道，原来第一个引导我接近艺术的竟是这样一位大人物，我不禁骄傲了。
前两年，美术馆举办了先生的画展，我去看了。我在先生的自画像前，伫立了许久。他并没有把自己画得如何的色彩斑斓，还是他教我们时的那样的平凡。我不知道美术界里对他是怎样评价，我只觉得他曾是一位默默的播种者，他曾在孩子们的心田里播下过美的种子。而美育，我以为，对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四
从十五岁那年起，我就上不起学了。
我的上学，是由本家供给的。那时祖母已殁，只剩下母亲和我。本家们有的给钱，贴补吃喝；有的给我们间房住；有的灵活些，告诉我们“什么时候缺吃的了，到我家去，添两双筷子总还可以”。而有一家就是专门供我一年两次学费。十五岁以前，我受到的就是这么一种“集体培养”。但是，就在那年的冬天，一位本家来到母亲和我的屋里——“干什么呐？”他问。
“温书，准备寒假考试。”我答。
“别考了。现在大伙都不富裕，你也不小了，出去找点事做吧。”
我沉默了，母亲也无言。吃人嘴短，还能说些什么呢？我于是合上了我的笔记本和书，也就从此结束了我的学生生涯。
“找点事做”，那时很难。先是买些“履历片”回来填写。内容无非是姓名、性别、年龄、学历之类。然而字，要绝对的毛笔小楷。写得好坏，据说对于是否能被录用关系极大。我自然写得十分小心。写好后再托本家、亲戚四面八方找门路，呈送上去。请不起客，送不起礼，再加上并没有过硬的门路，回音，自然都是没有的。但是仍要等待。母子两个茫茫然地等着，等着一个谁也不愿多想的茫茫然的未来。
茫然中还是有事可做的。子承母业，去当当。比每天上学稍晚的时间，我便挟个包去当铺。当了钱出来径直奔粮店买粮。家底单薄，当得的钱，只够一天的“嚼裹儿”，计：棒子面一斤（可蒸窝头四个，一天两餐，每餐母子各一个），青菜若干，剩下的买些油盐。我毕竟是读过书的，早懂得玉米、青菜的营养价值高，所以每天吃着不腻。当得无可再当了，便去押“小押”。那是比当铺低下了许多的一种买卖。样子先就没有当铺威严。当铺都是一色青砖到顶，磨砖对缝的高大而结实的建筑。外面堂堂正正地挂着黑地金字的匾额，里边的柜台也高得令人生畏。小押店则不然。它就座落在一个随便的破院子里，没有字号，因此外边无需挂匾，里边也不设柜台。不是赤贫者或近乎赤贫者是不会到那里头去的。所以，当铺式的讲究对它就成了多余的奢侈了。
何况它们都还兼理贩卖“白面儿”的缺德的营生，那就更不便张扬了。到那里押东西倒是很“方便”的，甚至可以不拿实物，只把当铺的“当票”押给他们就可以换钱。当然，押期、利息和押得的钱，比起当铺来那就苛刻得多了。押得无可再押了，仍旧有办法，就是找“打小鼓的”把“押票”再卖掉。卖，就更“方便”了。每天胡同里清脆的小鼓声不绝如缕，叫来就可以交易的。一当二押三卖，手续虽不繁难，我和母亲的一间小屋里可就渐渐地显露出空旷来。与老郝叔的家日益接近。趴在炕上也是可以写字念书的了。
是的，在这段时间里我并没有停止读书。
“头悬梁”、“锥刺股”那样的故事，还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听说过的。但我不喜欢，甚至有些不信。一定要那么苦吗？把头发拴在房梁上，用锥子扎到胯骨里头去，非那样不能成材？未免太可怕了。幸好，我所碰到的良师益友们，无论在我辍学前或者以后，都没有逼着我做那样的蠢事。因此，我至今还能感到读书的快乐。
想起我辍学前后的师友们，我恨我不会写“赞”，不会写“铭”，不会用极简约的文字写出我对他们的谢忱。在那样难熬的岁月里，他们的影响曾决定了我的前途和命运。我真希望为他们立传，但是不能，一个十三四岁、十五六岁的孩子，怎么能够了解老师们的那么多事情。我现在所能想起来的，只是他们的片片断断的音容。然而这些却是我毕生不能忘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