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子落》是陈楚淮所有剧作中最显得凄厉阴森、也最有抒情味的一部人生悲剧。它诉说了一个穷苦人家，父亲、哥哥、姐姐都死于天灾人祸，母亲久病在床，弟弟为母亲到二十里外的镇上去买药，漫漫冬夜，风雨交加，还未归来。小女儿一边照料母亲，一边不时地去窗口盼等弟弟。而母亲已在弥留之际，神志恍惚，一忽儿觉得已死去的两个儿女浸在冰水中，冷得向她讨棉衣，一忽听到小儿子回来的声音，一忽儿又总感到室外“的嗒”的两声是桐子落地了。每一丝的幻觉都有一种不可言喻的隐示性，而幻觉的瞬间性跳跃又造成一种神秘的氛围，起着阴森恐怖的渲染作用。后来，大路上突然出现了一盏红灯，向这里走来，旋即又消失，又出现，又消失……在一种莫测的悬念中，室内墙上忽见许多影子撩乱着，而大路上竟有一排红灯向这里走来。
小女儿和邻妇在无比恐怖中看着这排神秘的灯亮到门口时，小女儿冒雨狂奔出门又哭着回来，向母亲喊着：“孩子来了！”而此时母亲也刚好断气。这里“童子”落或“同子”落的谐音隐语。全剧颇有人影鬼影难分的气氛，昭示着人生就像随风而落的桐子，无法驾驭自己的生命之船，一种宿命的悲感笼罩全剧。这是一部有社会批判深度的剧作，内中大量渲染几个人之间神秘莫测的感应关系：无论是一再提起的桐子落地的凄凉声，红灯来而又去、去而又来的神秘性，或者母亲对死去亲人的幻觉性回忆，昏迷中的呓语，女儿和邻妇在人影撩乱中的怪异感觉，都使人产生一种阴森恐怖感，仿佛进入莫测而又无法抗拒的死的宿命境界。显然，作者强调的是旧世界在底层劳动者身上施加的无边苦难，而出路只有走向死亡。剧中社会批判的凄迷心境来自于对被侮辱、受损害者的同情。这些都表明了陈楚淮创作思想中占主导的始终是民主主义。
但同时，他的审美追求又集中于捕捉这些被侮辱、受损害者对生存世界的直觉印象，展示潜意识流程。或者说致力于超越外在世界而去发掘人物的内在感觉、潜意识。这种超经验的感觉印象显示出如下的特性：存在世界给予人的只是一片绝望的阴森、死亡的恐怖和宿命的神秘。面对人物内在世界中的感觉印象作出如此致力的审美追求，显示出陈楚淮话剧中的超现实的倾向。
如上所述，新浪漫与超现实是现代派构成的两个方面。综合考察陈楚淮在《骷髅的迷恋者》和《桐子落》中所显示的创作倾向，可以发现，这是20年代中国话剧创作中相当典型的现代主义文本。这两个剧本虽然反映了作者对人生的严肃思考和对社会的无情批判，我们没有理由说它们只是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之作。但它们受了西方世纪末的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新浪漫与超现实的追求，从完整全面地表现人的要求看，毕竟是先进的；就文学是人学的角度看，它们具有高品位的创作艺术，无论在陈楚淮个人的话剧创作，还是在20年代中国的话剧创作中，《骷髅的迷恋者》和《桐子落》都堪称精品。可惜的是：陈楚淮只写了这两个而已。
陈楚淮已89岁。作为一个作家，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已中断了他向世界作心灵倾诉的方式——话剧创作，今后想重操旧业，可能性也已不大。但我们对他在现代文坛的贡献，是不该遗忘的。前些时，有人访问了这位住在浙江大学求是村、行动又很不方便了的老人，当问到他后半生专门从事外语教学而不再搞创作，自己是否有点遗憾时，老人认为既遗憾又不遗憾，并作了这样的解释：“遗憾的是你们来访问我这个剧作家，可是我已搁笔多年，实在当之有愧，虚名空挂哪！不遗憾的是：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并不因为我后半生只为浙大的外语教学作贡献而把我忘掉。”是的，陈楚淮作为一位浙江籍的20世纪中国文学名人，应该定位。
（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1996年第二期）
一个不应被遗忘的剧作家——评闻一多的学生陈楚淮及其作品
彭耀春
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闻一多的学生陈楚淮是一位努力的，然而又是被长期遗忘的剧作家。
陈楚淮，别号江左、阿淮，1906年出生于浙江省瑞安县林垟乡一户富裕人家。自幼喜读古文杂书，1919-1923年就读于家乡瑞安中学，1923年考入南京东南大学预科，1924年-1928年就读于南京东南大学（后改名为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为学习英语他阅读了大量欧美国家的戏剧文学作品，并对戏剧产生兴趣。1927年秋闻一多任中央大学外文系主任，陈楚淮在闻一多先生的指导下学习写作戏剧，发起组织戏剧社，以文会友。1928年秋陈楚淮毕业后赴江苏连云港东海中学任英语教师。这时，《新月》月刊1卷5号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剧作《金丝笼》。1929年闻一多介绍陈楚淮去山东济南，在赵太侔、王泊生创办的山东济南试验戏剧学校任教，同时兼任山东省第一中学英文教师。次年因苏鲁军阀战争，山东济南试验戏剧学校难以为继，陈楚淮离济南绕道青岛至上海，准备回浙江老家，被闻一多劝阻，并介绍至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任助教，当时梁实秋任外文系主任。不久梁实秋离沪去青岛大学，陈楚淮原拟随往，洪深劝他留下继续任教。同年12月，陈楚淮的戏剧集《金丝笼》作为徐志摩主编的“新文艺丛书”之一，由中华书局出版。
1937年底上海沦陷，陈楚淮回浙江老家，先后接受温州第一中学、丽水联高之聘在青田、碧湖任教，1941年在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担任教职。这期间陈楚淮受聘为《战时中学生》特约撰稿人，并发表4部抗战戏剧，其中《血泪地狱》多次排演。1946年抗战胜利后随浙江大学迁回杭州，在浙江师范学院教授英文和中文。全国解放前夕惊悉恩师闻一多遇害，陈楚淮万分悲痛，在家里设酒坛祭师，写祭文一篇、对联一副：“正气冲九霄拍案而起，直声振四海视死如归”。解放后浙大校长刘丹指示陈楚淮改教俄语，并任命他为浙大俄文教研组主任。1960年由于中苏关系的转变陈楚淮转教英语，1971年自浙江大学退休。
闻一多不仅数次帮助陈楚淮在动荡的社会中谋求职业，而且关心他的戏剧写作，扶持他走上戏剧创作的道路。1928年5月25日，闻一多专为陈楚淮剧本的发表致信《新月》月刊编辑饶孟侃：
子离：……现有一篇两万字以上的三幕剧《金丝笼》，是我们一个学生作的，虽不十分好，总还在水平线上。这剧本他已寄给《东方杂志》，许久不见披露出来，他不耐烦了，又因我的怂恿，便决计给《新月》。这里有一封信，可着书店派人持去向《东方杂志》索回原稿。剧本我和昭瀛都看过，尽可发表。只是如果前面有《打破……的笼子》一类的三句引言，万望删掉，一则无意思，二则恐惹起某种嫌疑。我所见的初稿里有这样几［句］话，昨天忘记问作者本人，复稿里有没有。无论如何，有，你就给他删掉。此人又有一篇独幕剧《药》，已寄给上沅。《药》比《金丝笼》强些，但是为凑篇幅起见，只得先登长的。
陈楚淮在闻一多、梁实秋、徐志摩、洪深等人的鼓励扶持下连续发表、出版了《金丝笼》、《药》、《韦菲君》、《幸福的栏杆》、《桐子落》、《浦口之悲剧》、《骷髅的迷恋者》等剧作，成为新月派后期戏剧创作的一枝独秀。被《中国戏剧概论》称作“后起的一个努力的作家”。
他在《新月》上的最后一篇剧作《骷髅的迷恋者》转向表现主义、象征主义，因而抗战初期，又有“唯美派的剧作家”之称。在新时期，他被话剧史的研究者认为是30年代探索试验现代派戏剧的少数人中的代表。陈楚淮的这种“探索”正反映了新月派文学创作向着现代派文学演变的趋向。
中国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的主题，从第一个十年个性解放的张扬转到阶级意识的觉醒。作于1928年的《金丝笼》，父与子的矛盾，已不复见趣味和轻松，而是青年在社会与家庭的压迫下的抑郁、烦躁，“悲哀的河流”与铤而走险。省政府委员杨荣藻的长子茹心与表姐薛浣芬相爱，可姑妈却将浣芬秘密嫁给一个军长的儿子。浣芬抑郁不欢又无力解脱，茹心为了寻找浣芬的灵魂将爱心转移到丫头小苹身上，可父亲将小苹送给盐务署长作妾。茹心所参加的“少年同志会”也被查封，茹心思之再三，终于下决心枪击盐务署长，救出小苹，俩人相偕“向着光亮的地方走去”。阶级意识的觉醒使反抗家庭与反叛社会融为一体，茹心与父亲的矛盾不仅在婚姻观，也在于社会观上，他与父亲争吵常常是因为他参加“少年同志会”与“不三不四的人”谈论国事，散发传单，宣扬“打倒陈旧阶级，建设光明的社会”。“少年同志会”最终为政府所不容，其中23名成员以“共产党”罪名被捕。茹心参加进步的社会活动，思想日益觉悟和激进，终于走上反叛社会的道路，这是剧本中与爱情悲欢并列互补的第二条线索。在中国现代文学那些多愁善感，负重挣扎的长子形象中，茹心大概要算比较刚强有力的一个。《药》也是被迫抗争的主题，剧作家以同情的笔触真切地描绘了郑大婶一家在失业、贫病、儿子被打伤等一串打击下艰难无告的生活，郑大叔被迫以极端的方式反抗生活的压迫被警察抓住，郑大婶绝望地喊出：“教我怎么办啊？”
如果说《金丝笼》的主导戏剧动作是“冲出去”，那么《韦菲君》则是它的负命题。上海附近小镇上一位“没有一点尘世的痕迹”的少女韦菲君，为了替父亲还债，在金钱的诱惑下来到上海当电影演员，以致陷入都市社会金钱的泥淖无力自拔。《幸福的栏杆》又回到了正命题，大学教授高一华渐渐厌倦了一位落入困窘的朋友，富有同情心的妻子竭力替他装饰，可没能装饰好，高一华“又出来破坏了”，妻子愤然离家出走。她与韦菲君的鲜明对比使人想起了娜拉，剧本的独特处在于创造出一个象征性的意象，这意象实在可看作是戏剧集《金丝笼》的创作母题：对于社会压迫、贫富对立，金钱罪恶的揭露和攻击。《金丝笼》刻画在家庭和社会牢笼里挣扎和反抗的青年，《药》描写“下层社会的不幸”和极端的反抗，《韦菲君》叙述纯洁女子在金钱为中心的都市文明中的沉沦，到了《幸福的栏杆》则进一步将前三篇的题意归结到具有象征意义的由金钱所建构的“幸福的栏杆”上——“你是幸福的，我是不幸福的，中间隔着一堵栏杆”。剧作家对我补充说：“中间也是不幸福的”。这表明，新月派第二代剧作家的批判目光已从对封建礼教的嘲笑转向了对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金钱罪恶的揭露。陈楚淮显然是在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基础上受到阶级意识的影响，他描写金钱造成贫富对立，使朋友疏远、父子反目、夫妻离异，“使善良的人变成恶毒的人”，使纯洁的少女沉沦，使年青的生命被扼杀，使贫苦无告的人铤而走险，他把现代都市喻作一个精致的“金丝笼”，同时，也描写了一批在这笼里挣扎，陷进去或冲出来，或者沉沦，或者抗争，走向光亮的年轻的生命。
陈楚淮戏剧集《金丝笼》以后的剧作，除了承续《药》的写实的社会问题剧《浦口之悲剧》外，向着写意与象征急速发展。《桐子落》是童子落（水）的悲剧，但剧作家有意淡化世俗生活的真实表现，在一个远离市镇的落花山下，在窗外“滴滴冬冬”的雨声中，女儿给母亲讲了一个“彩云仙女”的故事，纯朴的心肠和美丽的幻想将这个悲剧的不幸成分滤去许多，剧作宛如一幅水墨画显得有些空灵。《骷髅的迷恋者》则从写意的象征走进了表现主义的象征世界，田本相猜测它“似曾受到斯特林堡的《鬼魂奏鸣曲》的影响”。这时的剧作家俨然一位哲学大师，他让死神手执黑纱径直走上舞台，走到诗人身边告诉他“当月光照着骷髅的时候，你就死了”。窗前的骷髅是事业或理想的象征，而终身迷恋骷髅的诗人在被死神带走前的片刻却感到有些缺憾。剧作家以诗人与死神对话的超经验情境将读者的思想引向形而上的层次，去感悟人生与死亡、爱情与事业、生命的有涯与欲望的无限。诗人无法抗拒死神的宣判，但他突然产生了“生之留恋”，“诗人也需要人安慰他”，他终于唤来一位孤女，在她的歌声中“慢慢地……离……去”。
“表现派戏剧在某种意义上是象征主义的，它善于创造富有象征性的环境和人物，也富于某种哲理的探索。”陈楚淮在中央大学读书期间广泛地阅读过西方戏剧原着，接受摄取其戏剧美学思想，又直接在宗白华、闻一多、赛珍珠（Pearl Buck）等文学、美学教师指导下写作戏剧，他的戏剧创作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象征的意味，从象征性的道具、景物，到象征性的立意和氛围，至《骷髅的迷恋者》，舞台形象已经没有了姓名，不是作为一个有个性的生命，而是以人类中的一类或超人类的意念，以超验的情境表达对人类人生的形而上的思考。在《骷髅的迷恋者》以后，这种现代派戏剧的探索就消隐了，新月派作为一个流派不久也因徐志摩遇难而趋于解体。1933年6月《新月》无声无息的终刊，陈楚淮就以这出富有哲理意味的象征戏剧为新月派的戏剧创作圈上了一个饶有兴味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