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研究构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意大利北部的“第三意大利”奇迹引发了学者们对企业集群的关注和研究。集群网络被认为是对中小企业缺乏资源的重要补充（Falemo，1989；Gibb，1993），能够提供信息、资金和精神支持这三类资源（Birley，1985；Butler，Hansen，1991），并为一方的资源被另一方使用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手段（Uzzi，1997）。在集群中，中小企业采取着集群化成长模式，即一个企业的成长同时依赖于在同一区域、同一产业的其他企业以及配套企业的发展，同时，政府的支持和组织、合作制度的营销、供应、融资以及设计中心等中间组织的建设也是企业成长的重要条件（李新春，2002）。集群化成长的关键在于企业有效地从本地网络中获取成长资源（DuiJnhuwer，1994），因为外部资源非常有助于企业开发新产品和扩张市场（Falemo，1989），由网络提供的各类信息对于中小企业识别成长机会和保证成长都是有必要的（Brown and Butler，1993）。
由于集群具有“本地网络”和“根植性或嵌入性”两大基本特征（王缉慈，2001），以嵌入性为理论出发点和网络分析作为基本分析工具的社会网络理论被广泛运用于解释中小企业集群化成长现象。根据Hakansson（1987）的基于资源依赖的网络模式，集群网络是由个人、企业、政府、金融机构、中介组织、教育和培训组织等组成，集群内企业、组织间的互动会引起企业间传递内部知识和开展交易活动、企业与地方组织间的信息、知识、技术等资源和生产要素也随之流动。中小企业一般会在集群内建立起两种形式的本地网络：一是基于共同社会文化背景和共同信任而结成的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如企业家个人的家庭网络关系、亲友网络关系以及其他非正式网络关系；二是发生在市场交易或是知识、技术等创造活动中的商业网络（businessnetwork），如市场交易网络、合作研发网络等。其中，商业性网络又分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第一级（first order）网络和企业与其他经济社会组织之间的第二级（second order）网络（Johannisson and Ramirez －Pasillas，2001）。
为了分析网络特征对行为主体活动及其成果的影响，Burt（1982）总结出了一种包括关系分析和结构分析两种方法的网络分析模型，前者用于分析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强度，分析时不考虑其他关系的影响，后者用于分析行为主体在关系体系中的位置，必须考虑各种相关关系的影响。社会网络理论学者还提出了“弱关系的力量”（Granovetter，1990）和“结构洞”（Burt，1992）等着名论断。前者认为，虽然高强度的关系可以培育和增强信任和合作，但由于弱关系的行为主体之间在知识、社会文化背景方面差异较大，因而可以提供丰富的新鲜信息，有助于企业创新和发现成长机会；后者认为，处于“结构洞”位置的企业由于具有控制信息流动和收益分配的优势而能够获取更多有价值的资源。受这些研究启发，学者们从网络结构和网络关系两个维度分析不同网络特征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代表性的研究有：①网络结构方面，Johannisson 和Ramirez‐Pasillas（2001）调查了瑞典Lammhult 企业集群的36家中小企业，实证发现在集群内占据中心位置与企业成长之间显着正相关。Liao 和Welsch（2001）运用美国国家中小企业研究小组的数据资料，实证得出通过网络结构对技术型企业的成长愿望没有显着影响，但非技术型企业从网络结构中受益更多。Batjargal（2001）对俄罗斯企业家社会网络结构与企业成长之间关系的分析得出，网络结构对企业成长没有影响。
②网络关系方面，学者们主要从关系的范围（range）、强度（intensive）、密度（density）和类型（type）等方面展开分析。Zhao 和Aram（1995）以中关村六家企业作为样本，实证分析得出高成长企业比低成长企业有更大的业务关系范围和强度，而且在企业不同成长阶段都存在着这种关系。Rickne（2000）的研究表明，多种技术来源关系对企业成长有积极影响，从先前组织转移得到较多技术的企业实现了较快的成长。Mazzola 和Bruni（2000）以意大利和英国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得出订单生产、转包等企业间合作关系对企业成长具有重要作用。但是，Reese 和Aldrich（1995）研究发现网络关系的范围与中小企业成长之间没有显着相关性，Sedaitis（1998）研究得出低密度的网络与更好的销售额相关。可见，网络结构和网络关系对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关系目前还没有统一，有待进行国别和产业的差别检验。
在浙江企业集群中，正泰、德力西、卡森、方太等一些集群企业通过构筑有效的本地网络实现了快速成长，现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现代化大公司，但有不少中小集群企业由于被所处的本地网络锁定，企业成长中的“3000万”或“5000万”现象非常普遍，持续成长面临着资源和能力瓶颈。许多国外学者也指出，本地网络与集群企业成长之间有着互动的关系。如Berger（1995）指出，在一个与其他组织交互作用的开放环境中，集群企业和本地网络处于共同演化之中，这种演化为企业成长创造了机会；Schutjens 和Stam（2001）发现，新建企业的产品销售更多地依赖于社会关系，随着企业的成长，企业网络会从社会网络转向业务网络，上游关系变得更为商业化，但下游关系变得更为社会性。可见，本地网络对集群企业成长的影响是多重的，既有促进企业成长的积极作用，又有锁定企业行为的消极影响，同时，本地网络不是静态的，而是随着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动态演化的。所以，在浙江省企业集群化成长过程中至少有两个基本问题需要解决，一是什么样特征的本地网络有助于集群企业成长？二是与不同成长阶段的集群企业相匹配的本地网络具有哪些基本特征？本书运用网络特征分析方法，以浙江集群企业为实证对象，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7.2变量选择与测度
本研究主要分析企业集群化成长的网络机制，也就是探究不同成长速度和不同成长阶段集群企业的本地网络特征，所以将主要采用均值比较分析等统计方法。借鉴Delmar 和Davidsson（1998）等人的研究经验，我们将快速成长定义为企业创建到2002年间销售额年均增长不小于35%且同期企业雇员数目年均增长不小于20%，一般成长为创建到2002年间销售额年均增长小于35%但大于0或同期雇员数目年均增长小于20%但大于0。根据Burt（1982）的关系分析和位置分析两层面网络分析模型，本书中集群企业的本地网络分为网络结构和网络关系两个方面，网络结构用企业是否为焦点企业（focal firm）来测度，处于网络焦点位置的企业应该是创建10年以上、销售额规模居本地同行企业前10位以及各种网络关系数目大于行业平均数的企业。网络关系从网络范围、网络强度和网络类型三个维度考察，网络范围用企业间网络关系（一级网络）种类数目和企业与本地相关机构（二级网络）的关系类数来测度，前者包括企业间的产品购销、合作营销、合购原材料、培训工人、代为加工、提供技术信息等八个项目，每个项目取值1，所以第一级网络关系范围值为0～8，二级网络关系包括企业与相关组织机构的贷款、信息服务、政策服务、中介服务等八个项目，值域同样为0～8；网络强度用一、二级网络的关系紧密程度来测度，问卷中用五级变量来表示，1表示没有关系，5表示关系非常紧密；网络类型分为社会网络和商业网络，后者包括一级网络和二级网络。根据丘吉尔和刘易斯（Churchill and Lewis，1983）提出的企业成长阶段判定标准，运用聚类分析方法确定样本企业的不同成长阶段。
7.3资料来源与基本情况
本研究所采用的133份有效问卷的构成比重中，企业的产业分布为：台州泵业企业占15.8%、台州汽摩业企业占17.2%、海宁皮革业企业占21.0%、慈溪家电企业占23.9%、柳市低压电器企业占22.1%；2002年底企业雇员500人以上的大企业占8.4%，雇员50至500人的中型企业占63.2%，雇员50人以下的小企业占28.4%；有限责任企业占49.7%，非上市股份企业占32.7%，合伙企业占7.9%，民营独资企业占7.3%，其他类型企业占2.4%。
7.4研究的基本发现
以浙江省133份有关集群企业成长的有效问卷数据为基础，运用均值比较对问卷资料进行统计处理后，可以初步得出如下结论。
7.4.1企业集群化成长的本地网络特征
（1）本地网络的位置影响着集群企业的成长速度。处于本地网络焦点位置的集群企业取得了快速成长，有18%的快速成长型集群企业属于焦点企业，而一般成长型集群企业中焦点企业只占6%，两者在统计上存在着显着差异。这与国外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如Johannisson 和Ramírez －Pasillas（2001）的调查也发现本地网络的中心位置与集群企业成长之间显着正相关。对浙江省集群的调研发现，德力西、正泰、雪豹、惠康、新界等集群企业都扎根于本地发展，已经在本地形成了稳固的产业协作关系，这些企业创立时间较长、企业规模较大、本地合作伙伴较多，已经成为对地方集群发展具有明显带动作用的龙头企业，它们的成长速度总体上要快于其他企业。这意味着，本地网络的中心位置可以促进集群企业实现快速成长。
（2）本地网络关系的范围与集群企业成长速度之间有着反向关系。一般成长速度的集群企业比快速成长型集群企业拥有更多的一级网络关系种类和二级网络关系种类，但两者之间没有显着差异。这与国外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如Zhao和Aram（1995）实证发现高成长企业都比低成长企业有更大的业务关系范围，Rickne（2000）发现具有多种技术来源对企业成长具有正向影响。可能的解释有，快速成长型集群企业为了将有限的资源能力用于发展企业，会将关系建立在特定的有限几个具有丰富且高品质资源的相关企业、地方组织上，否则冗余的低水平网络关系不仅难以为企业提供有用的资源，反而会消耗企业的资源能力，减弱了企业成长的动力。现实中，奇迪、蒙努、卡森等快速扩张企业都维护着固定的“老关系”，适度开拓新伙伴，使得企业可以集中全力提高内部生产管理，从而促进企业快速成长。这意味着，过多的本地网络关系并不能为集群企业快速成长提供足够的资源支持。
（3）过度依赖本地企业提供的市场信息制约了集群企业的成长。一般成长型集群企业比快速成长型集群企业更多地从本地企业处获取市场信息，而且存在着显着差异。其原因可能是，本地企业之间的市场信息具有较高的同质性，企业很难在集群中获取新的理念和知识，很可能因此陷入低水平的知识陷阱而被本地网络锁定。按照潘罗斯的观点，异质性的资源才是企业成长的基本动力，所以，过度依赖同质性资源的集群企业可能难以实现快速成长。调研也发现，有些企业抱怨自己难以在本地找到合适的伙伴而无法进行集体创新，导致企业成长速度缓慢。这种情况已经在慈溪家电产业集群、台州缝纫机产业集群、绍兴轻纺产业集群中较为突出，并不断涌现，导致许多大企业不得不实施纵向一体化战略，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因此消退，甚至产业集群将逐步衰落和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