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2集群演进与企业集群化成长模式之间的四阶段匹配理论模型
企业集群化成长模式是指企业成长不仅仅依赖于自身的资源能力基础，还依赖于对同一区域内同一产业的其他企业以及相关组织的发展情况，集群外部的资源能力水平也是企业成长的重要支撑条件。这种模式强调企业通过在企业之间建立正式与非正式的网络关系获取资源能力和实现成长，已成为复杂的全球商业环境下企业成长的重要方式（Peng &； Heath，1996；Contractor &； Lorange，1998）。集群作为一种制度因素能够与儒家传统、转型体制高度匹配，故企业集群化成长在崇尚儒家文化的国家很具生命力（Biggart &； Hamilton，1992），已成为经济体制转型国家的企业成长主导模式（Peng，1997）。但以波特（Porter，1990、1998、2000）为代表的集群研究都是基于集群内企业同质性假设和以集群整体为分析单元的，无法深入剖析集群内企业的成长问题。事实上，不同企业在集群内的角色和作用是不同的，相互之间存在着能够主导集群组织能力和企业成长的结构性关系（Boari，1999）。
企业集群化成长模式会随着集群内在结构关系的演进而发生变化，表现为集群内各企业的角色与地位发生适应性调整，而这种结构关系演进是由焦点企业（focal firm） 的成长所主导的，现已经历了四个演进阶段（Solvell&； Zander，1998）。焦点企业具有很强的网络嵌入性和组织整合性，在集群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市场需求供给者、企业孵化器、创业支持者、成功典范以及变革代理者等角色，创造并维持着集群的整体竞争优势（Lorenzoni &； Baden－Fuller，1995；Dyer，1996；Uzzi，1997）。基于对意大利、美国等国家集群演进历程的考察后发现，集群应对经济全球化、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等环境变化依次经历了准纵向一体化阶段、纵向依赖关系阶段、纵横双向互动关系阶段以及网络层级关系阶段这四个典型演进阶段，焦点企业已经从最初的单独生产者演进为研发和信息提供者，其他企业也随着焦点企业的成长而改变着成长模式，由最初的随机接受焦点企业零星业务的纯粹生产者转变为与焦点企业建立了紧密联系的合作研发生产者（Boari，2001；Lipparini，1995）。
集群内在结构关系的成功演进要求企业具备较强的共同学习能力和行为协调能力，尤其要求企业家能力从社会网络能力、业务聚焦能力转向战略网络能力（Butler &； Hansen，1991）。此外，地方政府的支持与组织、区域内的技术学校、行业协会、咨询机构以及设计中心等中间组织的建设也是企业集群化成长模式顺利演进的重要条件（Schmitz，1995；Lazerson &； Lorenzoni，1999）。
引入焦点企业后，我们可以总结归纳出集群演进的阶段性特征，此时，集群内的企业需要根据集群内部关系结构的变化而进行成长模式调整。总体上，由于集群的形成和演变是产业专业化分工的结果，所以，无论集群内部结构呈现何种演变特点，集群企业的成长模式无非是横向边界和纵向边界的扩展。国外集群演进的经验初步证明，即使在传统制造业产业集群中，随着技术创新的加快，集群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呈现出不断深化的趋势。
当然，当产业集群演进到一定阶段后，产业组织还会高级化，集群内部结构变得相当稳固，此时，集群中会出现少数几家大企业。这在理论上也已经被斯蒂格勒的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和马歇尔的专业化分工理论所支持。
综上，我们可以构建起集群演进与企业集群化成长模式之间的四阶段匹配模型。
根据Lazerson 和Lorenzoni（1999）、Boari（2001）等人的研究结论，集群企业一般具有以下几种成长模式或角色定位：一是纵向一体化运营模式，也就是企业经营活动囊括了绝大多数的生产经营环节。二是单一零件的专业生产者，此时，企业力求该产品的规模经济性。三是复杂部件的专业生产者，此时，企业生产经营的产品类别有了扩展，而且零部件都是难以标准化的，否则会重新成为单一零件的专业生产者。四是成品生产者或供应商，这些企业往往从集群内的单一零件的专业生产者、复杂部件的专业生产者那里采购零部件，通过自身力量的组装形成成品。由于对成品概念的界定和理解不同，这类企业也可以分为不同类别，如一级供应商、二级供应商、三级供应商等，它们的出现会因为产业属性和技术特点的不同而异。五是焦点企业，它们随着集群的演进，逐步将标准化的零部件外包，最后脱离生产功能，而只从事研究开发和市场开拓等工作，即制造业“微笑模型”中的两个极端。
当然，以上对集群企业成长模式的分类并非是完善的，因为在现实中，一些企业可能同时采取着多种成长模式，尤其是那些一体化经营的企业。
但是，根据对集群本质的理解，其经济性在于通过专业化分工实现外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其社会性在于企业间构建的本地网络成为彼此学习和协作的重要条件。因此，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可以进一步将集群企业的成长模式或角色定位分为两种，一是零部件生产者，二是成品生产者。这种分类方法同样遵循了集群对经济、社会特性的要求，同时也具有现实意义。
因为集群企业的成长基本上沿着两条路径进行，一是专注于零部件坚持做大做强，二是通过扩展企业的产业或成品生产环节实现成长。因此，本研究将企业集群化成长模式细分为专注零部件成长模式和成品扩展成长模式两大类，它们之间会随着市场空间大小、技术创新要求等条件的变化而进行转化，即有些企业从零部件专业生产者转变为成品生产者，有些企业则从成品生产者转变化零部件专业生产者。这种成长模式的转变正好符合产业生命周期理论的论断。
特定的企业成长模式需要特定的能力要素进行匹配。Boari（2001）专门对焦点企业的能力要素进行了分析，认为随着其在集群中的地位和角色的不同，从演进阶段1到演进阶段4分别需要社会网络能力、业务聚焦能力和战略网络能力，以识别市场机会、形成企业业务和构建战略性关系网络。虽然针对该问题的研究相当少，但是，我们将集群视作一种特定的网络组织、将企业集群化成长视作企业网络化成长的特例时，我们就可以采用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如网络组织理论和网络能力理论等。事实上，专注零部件成长模式和成品扩展成长模式都是企业的网络组织和网络能力的变化。
8.2集群演进阶段与企业成长模式的适应性调整
8.2.1浙江省集群经济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乡镇工业和民营经济高速发展，已发展成为国内重要的制造业大省。浙江全部工业增加值从1978年的全国第14位上升到2002年的第4位，年均增长速度比全国高出5.7个百分点，增长速度位居全国之首。2002年浙江制造业中实现利润占全国同行业18%以上的行业有12个，其中，纺织、服装、皮革、化纤四个行业的利润总额分别占全国同行业的30%以上，有56种产品产量居全国第1位，53种产品产量居全国第2位。
浙江制造业快速成长是与其以“一乡一品”、“一县一业”为特色的区域经济密切相关的，这种区域经济特点还被广泛描述为“块状经济”。由于这种“块状经济”模式在产业类别、企业规模、区域产业文化和本地生产系统等方面与“第三意大利”的产业集群有惊人的相似性（王缉慈，2000），所以，产业集群这一新术语被广泛用来描述和分析浙江经济的发展。由于集群概念本身并没有企业数量、地域范围等方面的量化指标，导致对浙江省产业集群数量的准确统计很困难（朱华晟，2003）。浙江省区域特色经济发展研究课题组曾于1998年对全省66个县（市、区）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共有年产值超亿元的特色产业集群306个，其中10亿～50亿元的有91个，50亿～100亿元的有13个，100亿元以上的有4个。据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2001年的调查资料，在浙江省88个县（市、区）中有85个县（市、区）形成了集群经济现象，年产值超亿元的有519个，广泛分布在工业中的175个大小行业，涉及工业企业23.7万家，集群的平均规模达到11.5亿元。集群经济占据了各县（市、区）工业经济总量的很大比重，其中，占50%～70%的有17个县（市、区），占70%～90%的有12个，占90%以上的有2个。截至2001年，浙江省产业集群的数目和分布情况。
8.2.2研究样本集群的选择
为了保证所选集群的典型性，我们事先听取了浙江省经济贸易委员会、浙江大学专家学者对浙江省典型集群的评价，并重点参阅了浙江省人民政府于2003年8月27日发布的《浙江省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规划纲要》（浙政发〔2003〕25号）、于2003年9月17日发布的《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的若干意见》（浙政发〔2003〕31号）以及浙江省经济贸易委员会于2003年11月26日发布的《关于推进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的实施意见》（浙经贸办〔2003〕1182号）等重要文件。在《浙江省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规划纲要》中明确了浙江省力图重点发展的产业集群，选择这些集群的主要标准是：市场前景好、特色明显、国内领先的优势产业，集群以核心区块为主体、产业集聚规模大、专业化协作水平高、功能配套完善，产品市场占有率达到全国前三位。同时，为了分析集群演进与企业集群化成长，选择集群时需要分析集群所处的演进阶段。根据上述要求，我们选择慈溪家电产业集群、海宁皮革产业集群和温州柳市低压电器产业集群进行研究。
8.2.3样本集群的演进阶段界定
由于集群本质上就是区域产业，所以，对集群演进阶段的界定可以依据有关产业生命周期的相关理论。产业生命周期理论（Industry LifecycleTheory）或产业演进阶段理论（Industry Evolution Stage Theory）是对产业动态变化的分析和描述，是产业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西方学者以企业成长和产业演进为主题，对产业内企业的进入、成长、退出、死亡以及整个产业从萌芽到成熟演进的规律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自战略管理学家波特教授（1980）提出竞争的五种力模型或菱形模型后，对企业成长和运行绩效的分析一般都会置于特定的产业框架内，其中产业的不同发展阶段是企业战略分析的重要变量。
对于产业阶段性演进的动力体系，施蒂格勒、纳尔逊（Nelson）、弗里曼（Freeman）等人都将劳动分工和制度安排的变化视作产业阶段性跃进的根本原因之一。劳动分工和制度安排的变化主要包括：个人职业专业化、机器化生产和标准化以及在生产和交易活动中降低监督费用的制度创新的难易程度等。劳动分工、交易成本与产业的演进的密切关系，同时交易成本本身也影响着分工情况。理由在于：产业演进的轨迹从本质上看表现为大脑的开发应用轨迹，因为大脑的开发和应用程度越高，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就会越细化，产品和生产逐渐标准化，产品和产业门类就会越多，产业之间的关系就会越为复杂。如较高的交易效率会加快分工演进进程，而分工的演进会直接推动产业中间品的增多，意味着产业门类的细化与增多；市场交易成本的降低，企业组织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领域就会较小，企业规模会缩小，这就会增加中间产品交易的层次，意味着产业就会分解成更多产业。
以施蒂格勒产业生命周期假设为基础所形成的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是有关整个产业从出生到成熟的过程中，产业内企业数目、需求结构、市场结构、产业组织结构、产品创新动态变化的理论。该理论将产业演进的特征作了如下分析和描述：在产业初创与成长期，产品以及产品的生产过程都尚未标准化，还缺乏可靠的产品信息，产业相对而言还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由此引起该阶段资金产出率较低，生产管理难度较大，而且生产计划短期化，经常不得不承担小批量生产而不能实现专业化，难以或不可能采用连续生产的方法，导致生产技术经常处于变化之中。而到了产业成熟与衰退期，产品以及产品的生产过程标准化程度较以前有较大的提高，大规模生产和销售方式替代了小批量生产与销售，资金产出率大为提高，企业逐步达到最小效率规模。特别在成熟阶段，由于产业内企业数量在产业震荡中趋于减少，产业组织关系发生很大变化，组织结构趋向于大企业主导、中小企业共存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