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叉形器：因器物上端有并列三叉的造型而得名。下部半圆，上部伸出三叉，有的两边刻有鸟纹，中下部则刻蹲踞状兽面纹。坠多椭圆形，柄端有孔。目前只出土于浙北，尤其集中于良渚遗址群。三叉形器出土时，一般都有玉管与之配伍，玉管大多较长。有时又与玉梳背紧邻出土，如普安桥11号墓。推测其作独立性法器的可能性不大，应是与头饰有关的物件。
锥形器：是良渚文化中最常见而又富特征的玉器，往往一墓多器，在一些小墓中亦有发现。形体多为圆柱形和方柱形，部分器面如琮，器表经高度抛光，明亮鉴人。出土时多位于墓主人周围。其起源可能与箭头有关。少量的“条形器”、“柄形器”之类玉器，出土位置往往在左右上肢部位，或单独或与锥形器一起，这些玉器的功能可能与锥形器类似或有关。
端饰：良渚文化玉器中用于组装的玉饰。大致可分为：卯孔端饰、榫头端饰、贯孔端饰和镶插端饰。大的端饰端部直径2厘米以上，而最小的仅0.5厘米左右。
组佩件
组佩件玉器的基本造型特征是有可供穿系连缀的钻孔，主要类型有璜、管、珠、坠、带钩、圆牌等。
玉璜：是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最富特征的组佩件玉器，从马家浜文化经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其器形经历了条形璜——桥形璜——半璧形璜的演变过程。在马家浜和崧泽文化时期，璜大多单独穿绳引线勒系于颈部作为佩饰。良渚时期，考古迹象显示璜的组佩方式和佩挂形式都较以往有了明显的改变，跟管、珠等组佩件玉器共同穿系连缀成组玉佩的现象已相当普遍，而一座墓葬中多璜共出的现象与后世多璜组玉佩间的关系也值得思量。反山16号墓透雕玉璜与瑶山11号墓龙首纹玉璜都是璜中罕见的精品。瑶山的玉璜均出于北列墓葬，这可能与墓主人的性别有关。
管珠：为玉管和玉珠的统称，是良渚文化玉器中出土数量最多、形态最复杂的玉器。通常把器物中心贯通钻孔、横截面呈近圆形、竖剖面呈近方形的称为玉管，竖剖面的两侧呈弧凸状的称为玉珠。玉管分为长玉管和短玉管两类，玉珠较复杂，有球形珠、鼓形珠、束腰形珠、竹节形珠等不同形式。它们大多属于缝缀件或吊挂件。
带钩：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带钩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带钩。短长方形，一端有孔可穿绳，一端有扁钩。出土于腰部附近，但也离开腰部位甚远的，推测后者可能是墓主被覆盖织物后，再行捆扎时的钩扣。带钩的出土也与墓葬级别有关。反山14号墓出土带钩正面雕琢有神人兽面纹。
圆牌：是组佩件玉器中较特殊的一类，器形常呈环或玦状。单件出土的圆牌往往没有系孔，出土位置有上身部位、头端部位等。其他的圆牌多与玉管、玉璜共同组成串饰，这类圆牌常有系孔。
穿缀件
穿缀件专指以穿绳引线缝纫、连缀为主要方法与其他器件复合成器的玉器，最基本的形体特征是平直或凹弧的粗糙底面上有牛鼻形隧孔。半圆形器、月牙形饰、半瓣形饰、半球形或球形珠、牌饰、鸟、龟、蝉等大多属于此类。
半圆形饰：一种只出于等级很高墓葬中的穿缀件玉器，形体有大小之别，外形与半璧璜相似，有的还雕饰有神人兽面图像，大多有系孔，当为系缀之用。大者多出于头前，反山4座墓葬各出1套，每套4件质料与形制大小相同，以大致相等的间距围成一圈。小的半圆形器都成组出在腹部下方，数目也不拘于4件，从出土状况分析应是一种有机质立体对象侧面的缝缀件。
镶嵌件
镶嵌件专指那些与其他对象在平面上采用镶嵌形式完成复合的、以粒状和片状为形体特征的玉饰件。与穿缀件玉器复合的对象主要是皮革帛缯类的软性有机质物件不同，镶嵌件玉器复合的对象主要是木、骨、牙等硬性有机质物件。良渚时期，后代玉器镶嵌工艺中流行的玉漆镶嵌、玉与象牙或骨器的镶嵌、玉石互嵌等技术都已出现。镶嵌技法主要有平面粘贴和凹窝粘嵌两种。在瑶山9号墓发现一件朱漆嵌玉高柄杯，在杯身和圈足的结合处以及圈足的近底处有镶嵌的玉粒。这是中国迄今已知最早的嵌玉漆器。
可以说，玉器构成了良渚文化社会生活中最精致的部分。温润光洁的玉器不仅愉悦着神灵，而且也滋润着显贵者的生活。以琮、璧、钺为代表的礼器已经独立分化出来，并成为良渚文化玉器的主体。与此同时，玉器成为普通人生活的渴望与追求。良渚平民墓葬中拥有玉器的比例并不太低，尽管一座墓中可能只是少量的锥形器、坠、管、珠等小件玉器。
3.良渚文化玉器的纹饰与内涵
良渚文化玉器的装饰纹样有龙首纹、绞丝纹、神人兽面纹、鸟纹、卷云纹等，此外还有人、鱼、鸟、龟、蝉等造型的玉器。纹饰表现手法有浅浮雕、镂空、阴刻线及圆雕等。为表现平面或立体效果，局部线条存在挪位、移植或添加、省略等现象。神人兽面纹、龙首纹、鸟纹在良渚玉器装饰图案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龙首纹
崧泽文化时期可能已经出现龙崇拜。这一传统在良渚文化时期被传承下来。
龙首纹是早期良渚玉器的主要纹饰，主要琢刻在圆牌饰、玉璜、镯形器、玉管以及锥形器的外缘，也有个别为圆雕作品。元代朱德润《古玉图》中收录一件琢刻5个龙首纹的玉镯，定名“蚩尤环”，并推定该纹饰是黄帝与蚩尤战争的孑遗。良渚文化有龙首镯，红山文化有猪龙形玦，安徽凌家滩墓地也出土过龙形玦等，三地在大致的同一时段中出现类似的玉雕品，其背景含义是深远的，是否暗示着远古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有待进一步探究。
良渚文化中期以后龙首纹逐渐淡出，代之而起的是神人兽面纹。从图案结构上看，龙首纹与兽面纹之间存在着紧密关系。良渚文化中期以后神人兽面纹很有可能直接从龙首纹发展而来的，且这一纹饰变化在时间上与琮、璧由类似镯、环的装饰玉器演化为具有神圣功能的特定礼器的过程恰好大致吻合。这似乎暗示了这一变化蕴涵着良渚社会的某种重大变革。
（2）神人兽面纹
神人兽面图像及其简化与抽象的图案，是良渚中晚期玉器上最普遍的纹饰题材，并且成了玉梳背等玉器造型的圭臬。作为玉器上最常见的纹饰，神人兽面图像在良渚中期早段以后就根据载体的不同而产生两种简化和抽象的形式：一种载体为琮、琮式管、锥形器等方柱体式玉器，完整的神人兽面图像首先简化为神人面居上、兽面居下的分节格局，然后进一步简化和省略，到晚期常见由弦纹凸棱、凸鼻和小圆眼构成的神人头像，有的甚至连神人的小圆眼也省略掉，反映出这些载体上纹饰的简化和抽象越来越强调神人的形象，而逐渐忽视兽面。另一载体为璜、三叉形器、玉梳背等扁平体造型和圆柱形器等圆柱体玉器，神人兽面图像的简化和省略恰好跟前者相反，最终突显兽面，而隐藏神人形象。
神人兽面纹在良渚玉器上反复出现，自然也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如何解读这一图案，目前存在不小的争议。
（3）鸟纹
良渚文化玉器中的鸟形象，大致可分为圆雕玉鸟和刻画鸟纹。圆雕玉鸟多为片状，鸟身较圆，两翅垂向尾部，鸟背雕刻细致，给人以俯视玉鸟之感。刻画鸟纹多为侧面，鸟身呈圆形，翅与头都很小，鸟形象较抽象或简洁，似乎处于衬托、从属地位。
在良渚晚期的玉璧和高节琮上，出现了一种隐秘的“鸟立高柱”图案符号。这种图案类似白描，轻描浅刻，若隐若现，需要仔细观察才能看清，仿佛是人神交流的密码。典型的“鸟立高柱”图案由立鸟、高柱、阶梯状高台和台内异形物质四部分组成，见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台北故宫收藏的玉璧以及中国首都博物馆、法国吉美美术馆收藏的玉琮。余杭安溪百亩山玉璧是目前唯一有明确出土地点的刻纹玉璧，所刻一面为省减版本的“鸟立高柱”图案，对称的另一面为一璋形图案。
4.良渚文化玉器的原料与工艺
良渚文化玉器在地下埋藏四五千年，大多因受沁而在质地和色泽上发生变化，有的成为表面光亮的黄褐色，有的变为鸡骨白。因而人们往往会提出这一样一个问题，这些玉器是不是真玉？
真玉在矿物学上包括硬玉和软玉两种，均为链状硅酸盐矿物。硬玉即翡翠，中国的翡翠制品出现较晚。软玉是致密块状的角闪石组角闪石类的透闪石-阳起石系列矿物，呈显微纤维结构，质地坚韧，比重2.96至3.17，摩氏硬度5.5～6.5度。
软玉是中国古代最常用玉材，其品种有白玉、青玉、碧玉、墨玉、黄玉等。
综观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发展，最迟在马家浜文化时期就开始了有意识地制作玉器，当时采用原料大多是石髓、玛瑙、莹石之类的美石，尚未发现透闪石-阳起石系列的软玉。对软玉的认识和利用，大致滥觞于崧泽文化。在崧泽文化墓葬出土的玉器中，软玉已占相当比重。发展至良渚时期，虽然莹石、叶腊石、绿松石、叶蛇纹石等似玉美石仍在使用，但数量已较少，且主要用于制作管、珠等小件的饰品，此时大部分玉器为软玉制品。这一点通过对草鞋山、张陵山、寺墩、福泉山、反山、瑶山等遗址出土的不同阶段、不同规格的玉器标本所作的矿物学比重测定、显微纤维结构分析、稀土元素特征测定、PIXE分析等，得到了证实。如南京矿产地质研究所郑建曾鉴定了良渚文化玉器59件，其中草鞋山5件、张陵山12件、寺墩33件、张陵山东山9件；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闻广曾鉴定了良渚文化玉器23件，其中草鞋山11件、张陵山4件、寺墩2件、张陵山东山6件。上述玉器中有14件由两位先生分别取样各自鉴定，故实际鉴定玉器为68件。除绢云母、纤维蛇纹石、玛瑙、硬水铝石5件外，63件皆为透闪石-阳起石系列的软玉。这表明良渚文化玉器是以软玉亦即真玉为主体。
良渚文化玉器的原料来源，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异地运输和就地取材两种观点。
就目前材料看，良渚人就地取材的可能性更大些。理由有二：一是如果把对良渚文化出土玉器标本所进行的矿物学测定结果，同其他地区的玉石标本进行比较的话，可以发现，良渚文化的软玉样品大都是接近平行的显微纤维结构，不同于新疆和田的软玉及河南淅川、四川汶川、辽宁宽甸等软玉，与已知的中国各玉矿所产软玉的典型显微纤维结构均不相似。这至少表明，良渚文化玉器的原料不是来自中国目前已知的软玉产地。二是1982年地质专家在江苏溧阳南部天目山余脉小梅岭地区发现了透闪石软玉矿床。经取样鉴定，硬度5.5～6度，比重2.98，质地细腻坚韧，色泽呈白色、青绿色，有较好的透明度，呈蜡状光泽。1990年，考古和地质工作者在江苏溧阳小梅岭联合调查，发现了产于中生代燕山期花岗岩与下二叠纪栖霞组镁质大理石岩接触带玉矿。这虽是迄今为止在江浙一带发现的唯一玉矿，但已能说明在矿物资源上，良渚文化人群有可能在本地区发现并开采玉石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良渚文化玉器所用软玉大致分为两类：一类质地细腻，含杂质和杂色较少，未受沁时呈半透明的淡湖绿或绿色，受沁后则呈“鸡骨白”或“象牙黄”。这类玉料多用以琢制琮、钺、璜、玉梳背等器型。另一类所含杂色和杂质较多，未受沁时呈墨绿色，受沁后呈现出纹理与浓淡不一的斑杂画面。此类玉料主要用来琢制玉璧、高节玉琮等器物。这种人为造成的玉料差异可能体现了玉材品位与不同等级的某种联系。
人们特别感兴趣的问题是：在既没有青铜、更没有钢铁的良渚文化时代，对硬度超过一般岩石和金属的玉料，是怎样进行加工使之成为品类多样、纹饰繁细的精美玉器的呢？
当时制作玉器的各种工具，至今几乎没有发现确切实物，因此人们只能主要根据玉器上遗留下来的各种加工痕迹和弃料，并借助于明清以来有关琢玉工艺的文献记载和遗留实物来进行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