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间老人以每秒钟30万光年的流逝速度将我们带入21世纪时，中国当代文学也日益明显地置身于由全球化、技术化和市场化合力打造的跨世纪文学生存的宏观境遇中。这既让文学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危机，也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在文学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文学批评，同样既面临压力与挑战，又充满机遇与可能。M.H.艾布拉姆斯曾在《文学术语汇编》中将“批评”分为“理论批评”与“实用批评”，认为前者的宗旨是“在一般批评原理的基础上，确立一套统一的批评术语，对作品加以区分归类的依据，以及评价作家和作品的标准”；后者即“实践批评”、“应用批评”，“注重对具体作家与作品的讨论”。笔者以文学批评为观照对象，借鉴生态学理念，对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批评现状进行探析与反思，以期充分发挥文学批评的生态功能，积极营建充盈生机的文学生态环境。
文学界对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现状的认识和评价存在着较大分歧：一方面，众多批评家高举批判旗帜，痛陈文学批评的失语与乏力；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批评家质疑这种“失语”说，认为这种观点漠视了批评家的努力和批评实绩，是夸大其词和危言耸听的。黄浩在《文学评论》1990年第2期发表的《文学失语症》一文，首先在当代文论领域使用“失语”一词。此后，“失语”这个原指语言的功能性障碍的词语便频频见诸文学批评的话语场，并大致形成了三类涵指：一是黄浩、陈晓明等人用以批评与分析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锋小说的“语言革命”；二是王安忆、韩少功等人指出的在以北方语为书面阅读语的情况下，南方方言区的一种语言表达的困境和障碍；三是曹顺庆等人用以批评与反思当代文论中遗弃传统话语而大量借用西方理论的西化倾向。孟繁华则指出，所谓失语，并不是知识分子真的丧失了他们学术表达的话语能力，重要的是，他们丧失了对自己生存方式和价值的自我解释能力。南帆也摆脱了在中西二元对立的前提下言说“失语”的窠臼，认为文论的失语与否要看它是否具有阐释现实的能力，是否形成“自洽的阐释系统”。
白烨认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文学批评因种种原因面临诸多困境，表现出分散、滞后与失语等不景气现象，已越来越多地失去了在新时期曾经拥有的辉煌与地位，进入新世纪后，这一基本状况一直未有根本改变。在一些批评家就当代文学批评的失语提出批评的同时，也有批评家对“失语说”进行了批评。夏中义在《文艺理论研究》1994年第6期撰文《假说与失语》批评“失语”的滥用。吴义勤也提出，文艺界忽视一大批青年批评家的成长，一再以“失语”、“缺席”来指责文学批评是有失偏颇的。戴锦华则站在更高的层面审视流行一时的“失语”观，指出，“90年代初年的中国文化跌入了一份苍白的窒息与失语之中”，“一种深刻的挫败与无力感弥散在这份社会文化的沉寂之间”，“一个颇为怪诞的情形是，对于90年代的中国文化界说来，失语却并非无言。整个90年代，所谓‘文化失语’的命题被不断地提出并讨论。但事实上，一种躁动的、有如精神病患者的谵妄式的语词涌流，是90年代文化‘失语’症的主要表征”。笔者认为，世纪之交，文学批评的确存在失语现象，这种批评的失语既指文学批评在西方话语的冲击下丧失了自己的传统批评话语，也指面对纷繁芜杂的文学现象，文学批评失却了有力的阐释与批评能力。
客观地说，在跨世纪的转型期这一特殊时代文学语境的催生下，文学批评界不乏富有胆识、锐见与才气的批评家，他们提出了一些颇有创见的学术观点，有力地推进了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但总的来讲，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当代文学批评的疲软现状令人不禁要连问几个怎么了：当代文学批评怎么了？当代文学批评的主体怎么了？当代文学批评的机制怎么了？为了更好地从文艺生态批评视角透视跨世纪的文学批评，我们首先应把关注的视线投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批评界的一个突出的现象——批评的悬置与缺席。
第一节 问题意识的匮乏与批判精神的失落
在左翼文学批评多年的强势影响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有力钳制下，新中国成立以来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文学批评多为政治话语在艺术领域的摹本，是直接秉承官方意志的“传声筒”。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文学回归自身”思潮的兴起，文学批评更多地担纲起了与其预设职责相符的批评功能，文艺园地一度出现繁兴景象。
但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巨大冲击、西方批评话语的强势渗透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文学批评在进一步回归审美批评的本位的同时又似乎疾病缠身，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看似热热闹闹的论争过后，并未留下多少真正富有启发性的理论创见。
文学批评在作秀与喧哗中凌空高蹈，正在冷漠地游离于文学实践。
这也暴露出了批评主体问题意识的匮乏和批判精神的失落，批评越来越成为圈中人“在那遥远的地方”的自娱自乐。
世纪之交文学批评的悬置主要体现为批评主体缺乏人文知识分子应当持具的批判意识与反思立场，回避一些值得进行深入探讨的重大问题。譬如，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自由问题，文学批评自身的积垢与顽疾，现有文学批评机制的呆板乏力等。批评的悬置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批评的缺席，而批评缺席的背后又昭显了批评主体精神立场与文化批判意识的缺失。我们需要的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之类貌似一团和气的粉饰文学界的廉价赞歌，而是勇于正视纷繁多变的文艺现状，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和理论的制高点回眸跨世纪文学的历史生成语境，并以前瞻性眼光眺望新世纪文学星空的批评话语强音。
世纪之交出现的失语性贫弱批评现状与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红色批评”的长期影响不无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批评舞台上，“红色批评”如火如荼地激情演绎着，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这与中国数千年的载道文化传统，尤其是近现代文学语境有着紧密的血脉关联。而文学批评中战争思维的深重影响更是导致了批评理念的简化与批评话语的苍白，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红色批评”，都深受战争思维浸淫。文学批评领域内，战争思维影响的直接后果就是机械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盛行，集中表现为“香花”-“毒草”式批评模式以及“棒杀”与“捧杀”两种批评方式。近些年时兴的所谓“酷评”，很大程度上正是“棒杀”的变形，而人情批评、金钱批评则是“捧杀”的典型形式。
可喜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开始努力挣脱负载多年的政治锁链的羁绊，奋力向文学草场跑马。当然，文学批评同精英文学一样，虽然“开始从主流政治权威话语中裂变出来，获得了自身的话语权，并且逐渐成为相对独立的话语系统”，却仍“远未摆脱主流权力话语的联系乃至操纵与干预”。不过，这种倾向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庸俗社会学批评的弊端，改变了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唯政治马首是瞻的附庸境况，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王国维倡导并践行的审美批评的大张旗鼓的延续。自此，我国的文学批评开始发生“一场重大的文体革命”，通过改变文学批评的语言符号，开创新的概念范畴体系，转换“包括思维结构、思维方式和批评的基本思路”等在内的“基本思维格式”。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批评文体实现了“革命性转变”，即由“代言体”转向“自言体”，由“独断体”转向“独立体”，曾经盛行一时的“代圣贤立言”式的独断主义的批评文体逐渐被“为自身立言”的，具有独立个性的文体取替。
与此同时，我们的批评家一度壮怀激烈地走出学院，以高昂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使命感积极投身于文化启蒙。20世纪90年代，在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告别革命”后的批评家的心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表现出对现实和社会政治文化的冷漠和有意疏离，曾经激情四溢、豪情万丈、辉煌一时的批评风潮如黄鹤翩然杳逝。在此背景下，陈平原重提“学术独立”和“为学术而学术”，强调“首先是为学术而学术，其次是保持人间情怀”。他认为，“学者选择学科选择课题时不可能不受现实人生的制约，可一旦进入具体研究，从搜集资料、设计理论框架到撰写论文，都要依循理性和科学的原则，尽量避免因为政治见解或现实需要而曲学阿世”。陈平原在其主编的首份具有民间色彩的学术刊物《学人》的“后记”里，不无悲壮地袒露了退守书斋的批评心迹：“与其临渊羡鱼或痛骂鱼不上钩，不如退而结网。文化决策者的价值取向是否值得欣赏是一回事，知识分子自身的选择和努力又是一回事。借助于民间的力量寻求学者经济上和思想上的独立，而不再只是抱怨政府对学术支持不力。”戴锦华认为，1991年《学人》的问世是世纪之交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文化事件——“‘兼济天下’理想的深刻破灭与绝望，驱使知识分子选择了重返书斋，‘独善其身’的内在流亡之途”。用陈思和的话说，这种姿态即是从“广场”退回了“岗位”。陈思和强调“知识分子应该有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在商品经济社会中，知识分子应该‘提倡返回自身’”，找到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传统”，“创造一套能够与我们这个社会相适应的人文科学的体系”。
这种弥漫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文坛的批评心态虽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凉与无奈，但就保持学术的相对独立性、沉潜致力于学科建设而言，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对文学功能寄寓了超负荷的期许：从曹丕《典论·论文》中的“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到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倡扬的“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从传统文学到五四新文学，从“文革文学”到新时期文学，文学与政治始终扭结缠绕在一起。“中国文学就这样自觉地拒绝了休息和愉悦。沉重的文学在沉重的现实中喘息。久而久之，中国正统的文学观念就因之失去了它的宽泛性，而渐趋于单调和专执。”文学的功能就这样既被无限夸大为救国拯民的药饵，又被极度窄化为徒具教化宣传功能，娱情悦性的审美功能则渐趋消殆。文学批评又何尝不是遭遇了同样尴尬的命运？批评家们负荷着社会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等多重使命，我们确需为文学批评减负卸载，以促进文学批评功能的更好实现。赵园也直言应“放弃‘明道’、‘救世’一类夸张的使命感，重建学术文化的价值自信”。然而，这种批评情怀有可能导致丧失与现实民生的共振，变成批评自留地里的管好自己“一亩三分地”、不越矩突规的谨小慎微。
新时期以来，批评家的职业化趋向日益明显，文学批评已成为被特定人群垄断的一种业务行为，文学批评逐渐形成了“学院派”批评、“作协-文联”系统的批评和“大众-媒体”批评三大系统。媒体批评的异军突起是跨世纪文学批评的新生事物。媒体批评不单纯是传统的纸媒形态的平面批评，而且是随着高科技的武装，以及媒质的进一步多样化、立体化，变成了音像合一的形象化批评，对普通读者的影响力也急速升级。在媒体批评制造的看似热闹的批评场中，究竟提出了多少有力度的问题，又解决了多少有深度的问题？如果只是一种浮华，那么也不过是新添一种批评的悲哀而已。传媒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无边影响力使媒体批评成功僭越为批评的首席代言人，“学院派”批评、“作协-文联”系统的批评则处于被遮蔽的状态。
陈思和认为，今天的文学批评已不能脱离传媒，传媒批评已成为当下的强势批评，传媒会销蚀与同化文学批评的个性，而真正有个性的批评家必须勇于发掘传媒热点以外的东西，展现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声音和自己的作为。可以说，在表面浮华与热闹的文学批评界，真正的批评是缺席的，批评家的角色是尴尬的。在文学和传媒双重市场化引发的媒体批评风暴的冲击下，“学院派”批评的积弊也得到了愈来愈充分的暴露。坚守学术品格并不意味着只是退回专业化、职业化的书斋、校园，那将会逐渐失却批评的话语权，也不能真正有效地实现批评的功能。文学批评进入大学教育体系是必要和可行的，有利于文学批评的发展。但批评不能经院化，批评家不能学究化，不能囿于文学与校园的双重象牙塔踽踽独行，那样的文学批评只能是暮气沉沉的。只有在鲜活的批评实践中张扬批判精神、强化问题意识，才能葆存文学批评的生机与活力，批评也才不再只是沉醉于一种自言自语、自娱自乐式的“卡拉OK”。世纪之交，一些批评回避了应该承当的责任，导致文学的批评主体失语，对世纪之交乱象丛生的文学景观无力作出有效的批评与省思，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惑迷惘和躁动不安。文学批评问题意识淡薄、阐释能力贫弱的现状，使批评难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提升文学品质、促进文学健康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