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法治浙江”与“平安浙江”建设相辅相成
“法治浙江”建设会推动“平安浙江”建设；建设“平安浙江”会促进“法治浙江”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法治保障，只有实现全体干部都能依法办事，全体公民都能遵法守法，社会才能出现安定有序的环境，才能真正建设起“平安浙江”，构建出和谐浙江。同时，“法治浙江”也离不开安定、稳定的治安环境、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和公正高效的法制环境，“平安浙江”建设为“法治浙江”提供了工作内涵，指明了工作方向，使各执法单位、司法单位、全体公民明晰了价值追求。
2.促进区域和谐，建设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就其最基本的涵义而言，就是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化，其构建的核心是正确处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市民社会内部的关系。与道德、政策等其他社会治理手段相比，法治在处理这些关系时具有更明显的优势。法律通过其明确的、可预见的、普遍的、稳定的强制性规范，为社会的安定有序提供了保障；法律通过权利义务双重、双向的指引机制指引和评价人们的行为，给人们以明确的选择机会和自由，保证社会的自主、自愿的生活选择；法律通过划分国家权力，设置权力运行机制，为民众的民主政治奠定基础；法律通过不断的创新逐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律诸多优势的发挥，为促进区域和谐，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有力保障。
目前区域发展中，不和谐问题很明显，尤其是作为经济先发地区的浙江，不和谐的矛盾更加突出。随着城乡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村社会公共产品供应不足，引起城乡之间矛盾；人口结构不合理趋势不断加剧，老龄化程度逐年增高，就业结构性矛盾和整体矛盾同时存在；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土地征用、集体上访事件不断等社会不安定因素仍然存在；政府责任和市场作用的划分不够确定，政府“缺位”、“越位”、“错位”现象并存。
建设“法治浙江”，就是要运用法律的优势，协调、解决发展中的不和谐问题。通过加强区域社会矛盾和纠纷的解决机制、体制建设，建立完善相应的制度，使本区域内所有社会矛盾和纠纷都能得到及时解决。各种解决矛盾和纠纷的机制都能相互衔接和配合，各种解决矛盾的纠纷和程序都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所有社会矛盾和纠纷的处理结果都要体现公平正义和效率，绝大多数纠纷处理结果都能得到有效的遵守和执行。正如学者们所期待的：“通过法律的适用，使公民不仅在理智层面上认同并接受司法权威，而且在情感上尊重并信仰司法权威；在利益救济机制中，要让公民体会到不仅是实体公正，而且享受到程序的公正，不断地追求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和谐一致，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
（五）文化价值：为“文化大省”建设提供法治保障
推动文化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文化要素的竞争力，不仅是全面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充分发挥法律的调整和规范文化领域的整合作用，推动文化发展走上法治化轨道，就成为“法治浙江”建设的重要任务。“法治浙江”要在浙江“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上，对浙江文化大省建设起到法治保障作用。
1.“文化大省”建设为浙江法治建设提出新课题
充分发挥文化作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内源动力，是浙江历届党政领导班子都予以重视的问题。早在1996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就开展了全省文化发展战略的研讨，制定了《浙江省文化发展规划（1996-2010）》。1999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提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宏伟目标。2000年，制定了《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1-2020）》。2001年，出台了《关于建设文化大省的若干文化经济政策》。2002年，召开了全省文化工作会议，并制定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003年，浙江省被列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制定了《浙江省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总体方案》，注重“文化大省”建设的宏观构架，特别是强调文化体制改革。通过一系列文化发展战略的实施，使浙江“文化大省”建设拉开帷幕，文化体制改革初见成效。2005年，浙江省委又出台了《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制定《浙江省文化建设“四个一批”规划（2005-2010）》，加快了“文化大省”建设的步伐。文化大省建设，离不开法治保障。建立完善浙江地方文化保护和发展法律制度，强化文化管理立法，严格文化市场执法就成为“法治浙江”建设的重要课题。
2.“法治浙江”建设为“文化大省”建设提供法治保障
建设“法治浙江”，可以从文化法律制度的健全、执法体系健全、执法行为规范等方面起到推进作用，保证文化建设依法运行，有秩序、有规则操作。
要在地方文化立法方面走在前列。浙江目前关于文化法治建设尚显薄弱。从浙江地方文化立法现状看，全省仅制定、完善了地方性文化建设法律8部，政府规章7部，文化立法无论从数量上看还是从质量上看都显不足。
建设“法治浙江”，首先就是要彻底改变文化领域工作中无法可依现象，要紧跟文化发展需求，制定地方立法，适应浙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需要。要彻底提高文化法治效率，完善浙江地方性文化法律法规体系。从国家的立法进程看，国家的现行立法既要考虑先进地区的立法需要，又要考虑后进地区的实际状况，“这种居中立法状况暂时还难以根本改变”。因此，浙江有必要进行先行立法，制定与本地文化事业发展相适应的地方性法规，为国家立法提供实践经验，待条件成熟后，带动后进地区、后进领域的立法发展，最终实现国家法制的统一。
深化文化执法，保障地方文化事业健康发展。完善的法律制度，必须有完善的运行机制予以保障实施，否则，法律即会成为一纸空文。这就要求立法机制、执法机制必须三位一体，互相协调、有效运作，这是加强和改善执法工作的制度保障。建设“法治浙江”，就是要完善文化行政执法体系，通过完善各项监督机制，使文化行政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处于有效的监督之下，限制自由裁量权，防止和纠正有法不依、违法不纠和滥用行政权力的现象，保障浙江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健康发展。
小结
回顾浙江法治建设30年历程，不难看出，浙江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引，正确解读邓小平法制建设理论，党的十五大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论，以及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积极进取，与时俱进，在全国率先提出“依法治省”，建设“法治浙江”等重大举措，对深化国家整体法治进行了积极探索，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经济发展为主线，从开始的探索起步，到后期的大胆推进，在经济立法、民主政治立法、文化发展立法、社会事业发展立法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表现出地方法治先行特点，为国家立法提供了宝贵经验。尤其是近年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社会保障立法取得重大突破；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渐趋形成开明、规范的善治局面。不断完善各项政治机制，注重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发挥民众主体意识已成为浙江法治建设良性发展主流；政府法治建设经历了多年的探索已经形成规范运作的模式框架，基本形成了依法行政、执政为民的良好机制和机关文化氛围；司法机构始终坚持追求“司法公正”理念，在国家司法体制整体框架下，努力强化自身的改革和完善。在广大司法人员队伍中树立起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构建了司法为民的实践模式；经过多年探索和努力，浙江形成了法治文化培养机制，民众法治意识明显增强。
当然，浙江的法治建设仍然是国家整体法治建设的组成部分之一，在整体进程中受到国家法治统一的规范，所以，国家法治的渐进性也决定了浙江地方法治的渐进性。我们只能在现行国家法治框架下进行积极探索，做国家法治建设的排头兵，大胆尝试，努力创新，为国家法治建设提供经验和教训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