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国有企业改革来说，首要的问题还是进一步解放思想，以突破国有经济实现形式单一化的僵化观念的束缚。不过当时的阻力已不如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叶那么大了。一是因为国有经济的效益差，不仅与个私经济没得比，即使与集体经济相比亦要逊色很多，而且国有经济对顾客、消费者服务的态度差，人们普遍不满意国有经济的存在状况；二是因为国有经济改革的提法更为巧妙，它不涉及国有经济公有的抽象本质，其一，只讲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其二，不否认国有经济的主体（导）地位，只讲将主体地位的含义从数量上占大头变换为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占主导性地位，变换为控制国民经济命脉。
其次，国有企业改制的推进与全省的经济格局的调整紧密联系在一起，以抓大放小为枢纽，国有企业有退有进，大量的中小企业被拍卖、租赁、兼并，每年盘活存量资产200～300亿元。同时，深化国有大企业的改革，着眼于制度创新，积极培育多元化投资形式，积极发展国有独资、控股、参股等多种公有制实现形式，建立和推进现代企业制度，重点扶持15家大企业、518家“五个一批”重点骨干企业，实现国有资产布局和和结构的重大调整：（1）国有资产向省属企业和大城市集中；（2）向基础性、公益性、特殊性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及主导产业集中；（3）向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大企业大集团集中。到2005年底，全省基本完成国有企业改制。至此，全省形成多元所有制经济主体共同竞争、共同发展的格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浙江，多种所有制经济主体共同竞争共同发展的格局中有三大鲜明的特点：其一，个私经济成为发展中最为重要的力量和增长点。其二，国有经济总量快速增长、活力增强。其三，个私经济与国有经济相互支撑、共同发展，一方面个私经济的发展为国有经济改革提供良好的示范效应、市场环境和就业条件（解决下岗工人出路）；另一方面，国有经济为个私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保障（如交通、水电供给）和技术先导环境。从而，使得全省的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内生的自我发展良性机制。
三、发展市场体系，构建主体自由活动空间（一）计划体制与浙江区域性差异
如果说个私经济的崛起，集体、国有企业的改革，从本质上讲是人的主体地位的确认和人的本性的复归，那么市场经济体系的培育和发展则在为实现人的主体性提供必要的社会条件的同时，又直接地是人的主体性的社会实现形式。经济活动过程中微观主体自由独立的活动与市场交换体系的存在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说微观主体是独立的自由的，而外部经济环境是计划“统制”的，这是不可想象的。微观主体只有在市场体系的社会环境中，才能成为独立而自由的主体，才有主体能动性得以发挥和实现的空间，只有在市场体系中，微观主体才有可能作出独立的判断、自由的选择，并通过与他人的交换实现自己的主观意志。因而，在发展个私经济、改造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必须改革传统的宏观计划体制，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为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微观主体铺设独立、自由活动的社会平台。同时，人的主体性的首要表现形式是需要及其需要的满足和实现，而市场体系的神奇之处就在它既为既有需要的满足提供最为便利的途径、最为节约的成本，又每时每刻刺激着人的新的需要的产生，从而不断地激发起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人的主观能动性。
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经济社会之所以能快速发展根本的就是靠两条，第一条是广大人民群众成了经济活动的主体，第二条是市场化程度高。市场体系较之于计划体制，它不需要计划体制得以运行的必须具备的“完善的信息”和“价值偏好完全一致”这两个前提条件。市场与独立的主体互为条件，相互支撑。在市场体系中，所有微观经济决策均由家庭和企业各自依据经济利益和价格信号作出，价格作为买者和卖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形成于市场之中，当买者和卖者的各自决策通过价格波动导致市场供需均衡时，要素资源的最佳配置得以实现。当然市场配置资源也有两个要求：“高度灵敏的价格信息”，“（企业）规模适度的竞争”。不过这两个条件，与市场体系是否健全及健全的程度说的是同一回事。问题的关键是怎样构建起市场体系呢？
改革前浙江的经济体制总体上与全国一样，属于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体制。它具有如下特征：（1）国家所有制或准国家所有制作为财产占有主要形式，非国有经济成分甚微。1978年，全省全民和城镇集体工业产值在全部工业中占84%，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和集体商业占96%。（2）投入和产出基本上实行计划分配。（3）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以指令性实物计划为主要工作指标。到1980年，全省列入国家和省指令性计划的工业的产品仍有146种之多，这些产品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37%，加上中央和省级主管部门的计划产品，约占工业总产值的60%。（4）绝大部分产品由国家统一定价，并且固定不变。改革前，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销售价格省管品种分别达218种和188种，统一定价的工业消费品种类多得难以统计。（5）积累机制与整个经济体制相适应，政府通过财政预算筹集资金是积累的主要渠道。到1978年，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全民占53%，集体占37%，个人占10%。
而在全民基建投资中，国家预算投资占到77%，各级地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自筹投资仅占23%。
不过由于受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人文背景以及经济发展历程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同全国相比，浙江在经济成分、计划与市场比重等方面，均有明显不同：（1）非国有经济比重较高。1978年，浙江乡村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16%，比全国比重高出约7个百分点，城镇集体工业产值比重也比全国高出9个百分点以上。商品零售额中，国营份额（42.7%）比全国低11.9个百分点，集体和个体份额则分别比全国高10个和1.9个百分点。（2）中央企业和大中型企业少，1953-1978年，浙江全民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仅占全国的1.5%，因而中央直属企业和大中型企业不多。至1978年，在全省乡及乡以上工业总产值中，中央企业占2.6%，大中型企业占16.0%，分别比全国份额低4.2和27.4个百分点。（3）企业供给、生产和分配的指令性计划范围较窄，由前两点所决定，浙江数量多、规模小的国营、城镇集体和乡村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多为一般工业消费品和小农具。这些企业，计划既不紧，也不硬，市场或准市场机制在其投入分配中起一定作用，少数产品可以由企业自销和定价。（4）经济活动主体的商品意识较强，能工巧匠和富有创新精神的人比较多。
上述差异对1978年之后的经济改革有着一定的影响。例如，游离于政府及其指令性计划之外的非国有经济使市场经济部分能够较快起步和发展，并对国有经济运行机制的转变形成有力的推动作用；小企业多，易于各种简单生产要素的重组，使其能对市场变化迅速作出反应，而且有助于局部竞争的形成，经济主体追求市场利益的动机较强。为引入市场机制的改革提供了原动力；能工巧匠和富有模仿创新精神的人多，易于低技术转移和邻里效应的实现，加速了市场化经济的扩展。此外，浙江地域狭窄、人口密度大、自然资源贫乏，这些虽是经济发展的负担，对经济体制改革却不无起某种促进作用。
（二）市场体系在温州自发兴起
浙江走出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构建起相对发达的市场体系，起步于温州农民的自发性选择，同时亦得益于温州各级领导机关的“放任”。中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改革，使广大农民获得了择业和流动自由、决策和财产权利。温州农民基于集体经济的薄弱基础、人多地少的突出矛盾和务工经商的人力优势所作出的选择，是（1980年前后）大规模地创办家庭经营的工商企业，于是小商品生产经营异军突起。到1985年，家庭工业从业人员达30多万人，产值10亿元左右，别开生面地拉开农村工业化帷幕。温州因此名扬遐迩。
随着温州土生土长、完全没有纳入计划、没有固定物资供应和产品销售渠道的民间企业的发展，一方面使生产资料市场应运而生，另一方面则导致由民营企业所生产的工业消费品市场的相应兴起。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商品市场发展依然势头不减，在城乡商品交换中的地位不断提高。1992年温州全市拥有50个摊位以上的商品市场（包括生产资料市场）480个，总成交额达43.90亿元，比1985年增加了3.14倍，其中年成交额超亿元的11个市场销售额共达20.19亿元。这些商品市场不仅是小商品的交易场所，而且调节着绝大部分生产资料的供求关系。
由温州特殊的非农产业结构和社会分工结构所决定，遍布城乡的专业市场特别发达。1986年温州专业市场达267个，占市场总数的56.57%，到1992年这一比例进一步上升到64.58%。专业市场的主要功能，一是连接生产与流通、供给与需求的中介。二是连接社会现生产全过程的各个环节以及生产过程中不同市场主体（农户和企业）进行专门化分工的纽带。三是连接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以号称“东方布鲁塞尔”而扬名天下的永嘉县桥头纽扣市场为例，当地的供销员和商人在1985年前后开始到全国城市去承包柜台经营。到1993年11月，在全国各大中城市承包（租赁）商场的柜台、楼层的有6000多家，有的甚至承包整个商场来经营纽扣等产品，纽扣、拉链等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日本、独联体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