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静之后来在回忆湖畔诗社时说：“湖畔诗社的爱情诗和剥削阶级的艳体诗不同。封建地主阶级把情人视作奴婢，彼此之间是主奴关系，他们的诗是对情人的侮辱；资产阶级把情人视同商品，彼此之间是买卖关系，他们的诗是对情人的玷污；湖畔诗人把情人看成对等的人，彼此之间是平等关系，诗里只有对情人人格的尊重。”这种爱情观，不仅是一种人生观，更是一种价值观。潘漠华曾自称为“现代爱恋者”，这“现代”的特征便体现在对女子的人格、尊严、价值的肯定与尊重上。
湖畔诗人的爱情诗通过歌咏纯真的爱情来表现五四时期反封建、争取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或者说，时代精神的热流在湖畔诗人的作品中是通过对爱情“放情的唱”找到了一个喷火口。五四时代给了湖畔诗人的爱情诗以生长的机遇，湖畔诗人的爱情诗正是五四时代特有的诗性记忆。这也就是湖畔诗人爱情诗的思想价值之所在。正如陆耀东先生在《论“湖畔”派的诗》中所论：爱情是与人类社会同在的。在不同时期，一方面，不可否认，它有着共同的成分。故而爱情诗的生命力，不能仅仅从它的时代特色中去寻找；另一方面，它又必然有着特定的时代特色，而且在不同历史阶段，即使爱情诗水平相等，它们的历史地位也不尽一样。可以设想，如果“湖畔”派的爱情诗晚出十年那它就不会如此受人重视，今天，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必然会降低。
二、情的超越：作“纯洁真诚的恋爱诗”
宗白华先生在论述中国爱情诗的发展状况时曾经指出：“中国千百年来没有几多健全的恋爱诗了（我所说的恋爱诗，自然是指健全的、纯洁的、真诚的），所有一点恋爱诗，不是悼亡，偷情，便是赠妓女。诗中晶洁神圣的恋爱诗，堕落成这种烂污的品格，还不亟起革新，恢复我们纯洁的深泉么？”所以他“尤愿多多提倡”“纯洁真诚的恋爱诗”。
作“纯洁真诚的恋爱诗”，中国诗文化要行进到这一步，道路漫漫。
中国古代，爱情诗在四个时期集中出现过。一是《诗经》时代。编成于春秋时代的《诗经》是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一部脱去了虚伪与俗气的情爱宝典。《诗经》的情歌摆脱“非人”的镣铐，回到人之为人的真实境界，它表现了那个时代男女爱情生活的幸福与痛苦，坦诚而真挚。它的开篇之作《关雎》就是爱情诗，也是中国爱情诗的开山之作。成双成对的水鸟的阵阵鸣叫，激发了热恋中的情人对心上的“窈窕淑女”的无限深情。《蒹葭》、《静女》、《江有汜》等等，也都是力作。
《诗经》时代之后，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与巩固，使得“诗言志”、“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观念流布深远，“诗经体”的质朴率真不复存在，爱情在文学中的地盘日渐缩小。直到了汉末，人的觉醒和文学自觉的态势才使爱情再次在文学中复苏。特别是南北朝民歌表现爱情的浓重，开了情诗新篇。于是，中国爱情诗的第二个时期——汉乐府时代到来了。这个时期的爱情诗在表现爱情心理上比《诗经》更复杂和深入。《孔雀东南飞》便是汉乐府爱情诗艺术特征的集中体现。
爱情诗的第三个时代是唐诗时代。离别意，相思情，是唐代爱情诗的常见主题。情欲，是爱情的基础，而又不是爱情本身。与前两个时期相比，唐代爱情诗由于疏远“情欲”而显得高雅和纯正。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提高了古代爱情诗的格调，有超凡脱俗的气质。白居易“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长恨歌》、“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琵琶行》，等等，许多佳作都流传久远。尤其是李商隐，常将爱情诗取名《无题》，以至后人就将无题诗作为爱情诗的别称。
当柳永、苏轼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倡导“以诗为词”、诗词一体时候，中国爱情诗的第四时期——宋词时代来临了。柳永的《雨霖铃》以“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冷落秋景，衬托别离的悲伤心情。李清照笔下《一剪梅》、《凤凰台上忆吹箫》、《鹧鸪天》等流传甚广，而陆游以爱情悲剧为题材的《钗头凤》则更是世世代代打动了有情人的心。
在这个进程中，几千年的中国情诗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含蓄委婉，与“情欲”保持着矜持的距离，刻意地筑造着情感的“净地”。
当中国新诗序幕拉开的时候，爱情这一永恒的主题在五四大潮的簇拥下不可能退避。胡适、刘半农们是写过一些情诗的，但拘谨是任何人都看得出的。只有湖畔诗人勇敢地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负累，在爱情诗的基本素质——“情”的培养上达到了纯真、纯美的程度。他们对爱情的“放情”歌唱，使爱情这个本属于人性不可分离的东西在诗歌中不再羞羞答答，而是坦然、坦率地亮相在中国诗坛。可以想见，它对中国诗歌所产生的超越意义非同小可。
湖畔诗人的爱情诗，视爱情为人之天性，坦诚地宣示爱的欲望，以立志建立“纯洁真诚的恋爱诗”为文体目标，突破了中国传统爱情诗过于隐晦婉曲的局限。在湖畔诗人的作品里，那种内心处最隐秘的情愫总能真实、大胆、直白地表现出来。
例如汪静之的《换心》：
伊笑得不可遏止，
忸怩地伏在我胸前，
双手箍着我底颈，
晶莹的眼看进我底眼说：
人要你和我换一颗心啊！
汪静之的另一首情诗《别情》表达更为大胆、直率：
你知道我在接吻你赠我的诗么？
知道我把你底诗咬了几句吃到心里了么？
你从诗中送我的情爱，
更醉得我醺醺然了。
我昨夜梦着和你亲嘴，
甜蜜不过的嘴呵！
醒来却没有你底嘴了；
望你把你梦中的那花苞似的嘴寄来罢。
在这充满了思念之情的诗里，没有丝毫的假饰，没有丝毫的顾忌，大胆地表现性爱，直率地袒露心曲，一切都是“真”的告白，“真”的火辣感情的流露。
湖畔诗人这样的诗作不少。他们对恋爱对象亲昵关系的描写与赞颂，在顽固的旧道德那里是“兽性冲动之表现”，是必须围剿而扼杀的。
在庄重的传统爱情诗中是必须转换话语方式的。然而，爱情关系是审美关系，由对美的直观或意识，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正是常态。湖畔诗人这样的诗句，也正是现代精神的观照，非但正常，而且标志着新道德的建立。
“湖畔诗人热衷于情爱、性爱，实际上是试图用一种新的姿态、新的眼光，去剖析和表现人的生命中所包孕的情欲问题。从诗作内容来看，湖畔诗人明显受了西方人道主义特别是卢梭‘返归自然’思想的影响，主张个性解放，主张人的一切合理欲求的自由发展，认为‘性爱’作为人的自然天性是应该在艺术中得以正视和表现的。”同时，湖畔诗人在诗歌的艺术表现技巧上也受到了西方现代情诗的影响。比方说他们的情诗大多比较奔放直露，明显与西方诗歌“过从甚密”，关系暧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