俸禄太低，宝钞又没价值，使明朝官吏特别是中下级官吏生活困难。正统元年（1436）副都御史吴讷述说钞俸太薄：“近小官多不能赡。如广西道御史刘淮由进士授官，月支俸米一石五斗，不能养其母、妻、子女。”由于生活窘迫，使得官吏们顾不上什么尊严廉耻、什么官箴道德，据史记载宣宗去史馆路上，常撒金钱于地上，“诸司臣俱为争从地上拾取”。与市井百姓没什么两样。宝钞不断贬值，使士风愈下，廉耻丧尽。王廷相上疏道：“臣观今日朝野之风廉静之节尽丧，贪污之风大行。一得任事之权便为营利之计；贿赂大开，私门货积，但通关节，罔不如意。湿薪可以点火，白昼可以通神。是岂清平之世所宜有乎？在先朝岂无贿者，馈及百两人已骇其多。今也动称千数或万数金；岂无贪者，暮夜而行，潜灭其踪犹恐人知。今也纳贿收赂公行无忌。”
官吏所受的贿赂多置了田产，当时有这样的说法：“今日士夫，一登进士或以举人选授一官，便以官户自鸣苞且富厚、囊橐充盈，多置田产。寄庄别县仍以官名立户，中亦多受诡寄。”官吏如此腐败、贪得无厌，与俸禄底薄不无直接关系，政府想维持钞值也几乎不可能了。
第四节 大明宝钞的消亡
明太祖朱元璋是元末起义的群雄之一。早在建立明朝以前，就开始发行铜钱，设立宝源、货泉两局，并铸造“大中通宝”铜钱。明朝建立后，又颁行“洪武通宝”铜钱。明初铜源十分紧张，而商人习惯用元朝纸币，用铜钱有诸多的不便。鉴于此，朱元璋决定恢复用钞。
洪武七年（1374），政府设立宝钞提举司，第二年颁布钞法，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宝钞沿袭元钞形制，分为六等，与铜钱并行流通。洪武二十二年（1389）规定严格禁止使用金银实物作货币流通，商税课征一律用钱钞缴纳。每钞1贯，兑钱1000文、银1两。明成祖朱棣即位后，户部尚书夏原吉建议在宝钞上改用成祖年号“永乐”，成祖不同意，仍尊崇太祖朱元璋制定的钞法，此后明朝历代皇帝发行宝钞都沿用洪武年号，并且最大面额始终为1贯。
宝钞发行后20年时间里，币值基本上稳定。随着宝钞发行量的增大，到了洪武二十六年前后，一些地方的宝钞开始贬值。
特别是南方的两浙、江西、福建、两广一带，民间重钱轻钞，钞1贯换铜钱160文，此时物价上涨了6倍。民间开始私用金银交易。政府虽然再三重申不准私用金银交易，但禁令已无任何威慑力可言，特别是大宗交易几乎全用金银进行。全国初行宝钞时，米1石值钞1贯，到成祖永乐二年（1404），已上涨到30贯。
此时人们普遍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宝钞发行太多，而没有及时回笼。于是政府实施“户口钞盐法”，用配售食盐方式强制收钞，每户成人配盐1斤，收钞1贯，小孩减半。但效果并不理想。仁宗时（1423），政府又增收“门摊课程”，即凡市肆开店商人小贩，都要用宝钞交纳门摊税。凡此种种，政府想尽了办法推行宝钞，而百姓生活却得不到一点改善。宣德初年（1426），米价已上涨到1石抵宝钞30贯，政府又把门摊税增加了3倍。正统九年（1444），米价上涨到1石米值宝钞100贯。物价飞速上涨，而宝钞直线下跌，此时政府只得撤销用银禁令，民间又恢复用金银交易。成化年间（1463-1487）宝钞1贯只值1文钱。到了弘治（1488-1303）、正德（1306-1321）年间，宝钞已基本上不流通了。
大明宝钞退出了流通领域，民间交易中已不再行用宝钞，国家征税时也很少用钞，但皇帝仍然将宝钞赏赐给大臣和前来朝贡的外国人。明人陆容说到：“今宴赏路费皆给钞贯，而各处钞关及先课司专收银两，或兼收钱钞。只此一事间，有利者皆归官府，无用者皆及下人。”朝廷继续用宝钞封官赐赏，使得人们在大明宝钞退出流通领域后，仍无法与它摆脱关系。自从宣德三年（1428）六月停止印钞后，朝廷已用完现存的宝钞，国库已无宝钞可存。由于朝廷继续用钞，使明朝中后期出现了一种“屯钞之家”，即囤积、经营宝钞的商家。他们利用国家突然规定某项税收必须用钞交纳的机会，促使百姓用铜钱向他们买钞，当国家需要用钞而国库无钞时，他们便可以高价向国家出售宝钞。
明朝中后期宝钞流通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没有什么积极作用，然而对于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吏和善于投机钻营的商人来说，只要宝钞仍在流通，就有利可图，从中大发横财。成化年间（1463-1487）市场上钞价每千贯只值银4.3钱，而“在京势要殷富之家往往载于各部政司及府州县，公行嘱托，每钞千贯征银五两，其利十倍”。京城里投机之徒则“驾称权势，强卖钞贯，多取人财”。对于这种现象，宪宗曾下令今后依势卖钞者，重罪不宥，违者巡城巡按并该地方官捉拿参奏。朝廷屡屡申明禁令，但依势卖钞事件仍时有发生。武宗正德年间（1306-1321），宠臣钱宁遣人卖钞于浙江，钞敝价重，盘剥于当地百姓，后虽被告发于官府，但聚敛财物不胜举数，百姓深受其害。
明朝末年，政府面对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朝廷中又有人提出重行钞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崇祯十六年（1643）任户部主事蒋臣，蒋臣这样说道：“桐城生员蒋臣言钞法可行，且云岁造三千万贯，一贯直一金，岁可得金三千万两。而户部侍郎王鳌永专管钱钞，亦以钞为必可行，且言初年造三千万贯，可代加派二千余万，以穷民，此后岁造五千万贯，可得五千万金。所入既多，将金与土同价，除免加派外，每省值发百万贯，分给地方各官，以佐养廉之需。其言甚美，然实不可行也。”对于蒋臣的主张，崇祯帝表示同意，他说：“钱钞兼行，原属祖制，宜万事永遵。因未画界期，致年久昏烂。今率由旧章，务期裕国足民，上下通行。
敢有阻坏假造等弊，照律重惩。奏内颁榜文，工制造，开铸局，信倒换，俱如议，界期改为四年，就宝钞司准照新颁样式，仍着在内行造。应用物料，该司奏议。其行使姓名，侍郎兼管，及用堂印，俱不必行。提举司照旧仍将督捕阻坏诸法，察照律列，确议申明。其余未尽事宜，卿还广询博采，续奏。”崇祯皇帝赞成行钞，并任命官员着手操办，但朝廷的大多数人反对行钞，其中包括内阁大臣蒋憬德、大学士王应熊等人。他们认为，行钞在当时的情况下难以实行，如果坚持要实行的话，也是弊大于利。由于多数大臣的反对，崇祯皇帝只得作罢。对于行钞利弊，御使大臣白抱一上奏皇帝书时很精辟地分析道：窃惟今天下处处用兵，处处需饷，则生财为今日第一义。皇上虑地方残苦，闾阎匮竭，特下制钞之令，以济时事之艰。其虑非不周，而意非不善，大小臣工自当遵行惟谨，何敢复生异议。然臣揆度时势，实有难以聚举，敢备为我皇上陈之。从来钞法与钱相副而行。今出铜地方，如两广、山、陕、河南等处，见遭寇患，则铜、铅势不能办，云、贵诸处，道路梗阻，即有铜亦无路可达。铜概不足，则鼓铸万万不能充溢。鼓铸穷，则钱且不能遍布域中，而单单以易浥烂之楮币，令通行无滞，谁其信之？此其不可行者一。且钞完必颁之州县，令小民输银自领，然后或交易，或纳税，始可上下流通。
窃思小民纳银买钞，又复输钞作银，吏胥勒索，转折之间，不无亏折。彼以银输官，何等直捷，小民不思为便捷，肯乐此转折呼？此其不可行者二。且奉行之际，有司贤者上体国法，下顺民情，委屈调停，犹不为害，如遇不肖，籍可功令，以威驱民，强其所难，小民既不甘受，必生忿怒，激而成变，危害不小，此其不可行者三。且祖宗朝虽云制钞，然行之未久。今二百余年，百姓只知银钱为重，蓄贮、行使，皆是此物，一旦易钞，而与银钱并重，在皇上曰尊祖制，在愚民曰创非常。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此其不可行者四。至于皇上制钞，原欲遍行天下，始少获微息。今南北俱大寇盘踞，则行钞地方亦似无几，钞既不能遍及，利息似亦觉少。当此库藏匮竭之际，先费二三千万金钱造此不能通行之钞，未收难必之利，先费见在之金，何若留此金钱，济目前急需之为得计呼？此其不可行者五。且生财之道，前人无处不经算画使，此钞可垂诸永久，前人必有先得我心者，何至今日始议举行也？臣岂不知计臣为国苦心，皇上生财睿虑。臣揆度时势，实实见其难以骤行如此。伏祈皇上敕部与司臣、蒋臣从长再议，暂停目前，一敌寇平息，小民丰乐，然后举行，未晚也。
如此在理在义的利弊分析使崇祯皇帝恢复钞法的决议流产，这也证实明朝末年并不具备实行钞法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此时的明朝已岌岌可危，俟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克北京城，明王朝覆灭，明朝实施的钞法也随之消亡。
对于行用宝钞利弊，顾炎武有他的看法：钞法之兴，因于前代未以银为币，而患钱重，乃立此法。唐宪宗之飞钱，即如今之会票也。宋张咏镇蜀，以铁钱重，不便贸易，于是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天圣间，遂置交子务。然宋人已尝论之，谓无钱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日上下皆银，轻装易致，而楮币自无所用。故洪武初欲行钞法，至禁民间行使金银，以奸恶论，而卒不能行。及乎后代，银日盛而钞日微，势不两行，灼然易见。乃崇祯之末，倪公元璐掌户部，必欲行之，其亦未察乎古今之变矣。
议者但言，洪武间钞法通行，二十七年八月丙戌，禁用铜钱矣。三十年三月甲子，禁用金银矣。三十五年十二月甲寅，命俸米折支钞者，每石增五贯为十贯。
是国初造钞之后，不过数年，而其法已渐坏不行。于是有奸恶之条，充赏之格，而卒亦不能行也。盖昏烂倒换，出入之弊必至于此。乃以钞之不利而并钱禁之，废坚刚可久之货，而行软熟易败之物，宜其弗顺于人情，而卒至于滞阁。后世兴利之臣，慎无言此可矣。
《元史》云：世祖至元十七年，中书省议流通钞法，凡赏赐宜多给币帛，课程宜多收钱。于是陈瑛祖之，请通计户口食盐纳钞。又诏令课程、赃罚等物悉输钞。又诏令笞杖定等，输钞赎罪。又令权增市肆门摊，课程收钞。又令倒死亏欠马驼等畜并输钞。又令各欠羊皮、鱼鳔、翎毛等物并输钞。又令塌坊、果园、舟车、装载并纳钞。欲以重钞而钞不行，于是制为阻滞钞法之罪：有不用钞一贯者，罚纳千贯：亲邻、里老、旗甲知情不首，依犯者一贯罚百贯；其关闭铺店，潜自贸易及抬高物价之人，罚钞万贯，知情不首罚千贯。有阻滞钞发者，令有司于所犯人每贯追一万贯入宫，全家发戍边远，而愈不可行矣。
宣德中，浙江按察使林硕、江西副使石璞累奏：“洪武初，钞重物轻，所以当时定律，官吏受赃枉法八十贯律绞。方今物重钞轻，苟非更革，刑必失重，乞以银米为准。”未行。至正统五年十一月，行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议：“今后文职官吏人等，受赃枉法比律该绞者，有禄人估钞八百贯之上，无禄人估钞一千二百贯之上，俱发北方边卫充军。亦可以见钞直之低昂矣。”
有明一代，宝钞在多元化货币结构中，并不具备铜铁钱或贵金属货币的价值。在没有铜钱作准备金的前提下，实施不兑换的宝钞流通制度，给宝钞的滥发创造了条件，使宝钞的发行成为政府获取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即一种把财政危机转嫁给民众的卑劣伎俩。明朝政府实施的宝钞制度是在全国铜源缺乏的情况下采取的权宜措施，所以币制的改革决策往往得不到贯彻，使得宝钞发行二十几年后很快被逐出流通领域。虽然政府颁布禁银、禁铜钱法律十分苛峻，但民间还是大量使用金银、铜钱进行交易。实行宝钞制度结果证明：纸币作为一种符合经济发展的新币种必然会出现在流通领域，因为它有金属货币不可替代的优点；但纸币进入流通领域要符合自身的规律，如果违反了或破坏了这些规律，必然会走向消亡。宋、金、元流通纸币的结果印证了这一点，明朝宝钞也没有逃出这个劫数。明朝政府在纸币发行中采取不兑换的宝钞制度，使宝钞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埋下了先天的隐患，最后不可避免地走向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