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官票和宝钞的贬值
官票和宝钞同时发行，清政府本意是挽救国家财政危机，让纸币带动银钱相辅流通。户部在咸丰三年五月发行户部官票时立下钞制：“官票即是实银，钱钞即是制钱。”规定京城各官署俸饷经费领到银票，到官银钱号兑换白银，或按当日市价付给钱文或钱票；规定公私出纳皆以五成搭收搭发。凡民间地丁杂粮及一切课税款项的应纳捐税者，到官银钱号购买银票上缴，以钱钞两千，抵银一两。这样既可以省却白银的倾销费，还没有白银平色增减，一时商民踊跃争购，宝钞迅速流通全国。由于清政府印发纸币是国家财政行为，官票和宝钞是不兑现纸币，政府在印发之初就没有制定回兑制度，也没有考虑市场的承受能力，以至发放过度，加上官吏营私舞弊自坏币信，遂使钞价大跌，物品上涨，形成恶性通货膨胀。
户部一度以每月俸饷经费发给官银钱号折成现钱，用以收换银票。当时户部规定只允许官银钱号以银票兑换现钱和钱票，不准取银，对民营钱铺则是强迫其兑现钱银。在实施过程中，不但民营钱铺拒绝收买兑换，官银钱号也不愿意承领银票，好拖则拖，要么照数兑换，兑完即止。市场的排斥使户部在咸丰四年奏请朝廷，不准民间以银票兑换宝钞。此后银票除了作为捐项纳税外，已不能兑换现钱或钱票。咸丰七年（1837）三月以后，户部仿造宝钞“掣字”即抽签办法，来决定恢复票钞互换，规定银票“掣字”中者可以兑换宝钞。此种办法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票钞币值日益跌落，到咸丰十年（1860）官票被迫停造。
宝钞于咸丰三年（1833）十二月发行后，最初只用在官俸兵饷方面，并没有在市场上流通。咸丰四年（1834）年底，户部为了促使宝钞流通和维持钞币，批准五宇（即宇昇、宇恒、宇谦、宇泰、宇丰）官银号代为收兑宝钞，允许持钞人到官银号支取钱票现钱。事实上这五个官银号并没有充足的现金准备，只是依靠发行“京钱票”来维持，也就是以票兑钞。此后户部进一步扩大发钞数量，陆续增添了3000文、1万文、3万文、10万文票面大钞，并发往外省府库让其加盖后解缴回户部，作为发放官俸兵饷的钞票，同时又规定官绅商民买钞后必须到外省兑现。宝钞发行后不久，户部即限制发钞，并采用“掣字”作法，即抽签中者兑换，每20天抽一次，但新增的四种大额宝钞不在此之列。每次以10万串为率，以后延长至隔月一次，或本月收钞，下月发钱。此时五宇官银号肆意发行“京钱票”，发行数量毫无节制。到咸丰八年（1838）秋，京钱票信用难以维持，民间更是拒用钱票，以至后来发生“五宇”挤兑事件，户部这才开始清查五宇官银号。为了使宝钞得以流通，户部强使京城民营钱铺收兑宝钞，由户部刻制该钱铺印章，加盖在宝钞上，让人们拿着盖有该钱铺印章的宝钞到此店兑换取钱。但此举还是行不通，人们到民营钱铺取钱者寥寥无几，政府也无可奈何，户部只好宣布民营钱铺停止收兑宝钞。
本来，清政府规定官票、宝钞出纳皆以五成为限，民间完纳地丁、关税、盐课等交纳官税都以票钞与钱银相辅而行。但是政府官吏在收钞时往往少收或拒收票钞，在支付时多搭或全搭票钞，然后用规定比例上缴国库，从中营私舞弊，侵吞国帑，以至票钞信用丧失。官票在发行后7个月、宝钞发行后10天，即咸丰三年十二月，纸币在京城就壅滞不通，民间则叫苦连天。有的地方府库在抵付经费款项时，玩弄手段按二成搭发票钞，对州县解交税款则不允许搭收票钞。百姓持票钞购物时，商人拒绝收纳或抬高物价，只收金银铜钱；商人持票钞向政府机构申请兑现银钱，也只能换到大钱；外国商人也趁机压价收买票钞，按五成搭发去缴关税，逃避应交税款。
票钞发行后，在京城很快就壅滞不通。咸丰四年（1834），宝钞1000文兑换制钱400～300文。咸丰六年（1836），官票1两换到制钱800至900文，而此时银价每两可以兑换制钱2700～3000文，官票币值已大幅度下跌。咸丰九年（1839），官票每两仅值京钱400～300文，合制钱200～300文，而银价此时每两值京钱1.2万文，20两银票才抵白银1两。咸丰十一年（1861），在民间宝钞贬值惊人，每贯仅值当十大钱百余文，后来每贯只值制钱10余文，人们拒绝使用宝钞。在发行纸币当初，清政府在各省设立官银钱号用来推行票钞流通，在官票发行一年多以后，经户部一再催促下，只有福建、山西、陕西三省照办，天津则由商人承包执行，其他省份一概没有实施。待咸丰十一年清政府清理票钞时，官票早已绝迹，宝钞跌到每贯值26文，最多时值32文，几乎成为废纸。到同治初年（1862），清政府征收各省课税款项时只收实银，不收票钞，政府财政的各项开支也不搭用票钞，民间更是唾弃如恶，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在流通了10年后终于寿终正寝，从此也结束了中国古代财政性借政权而推行纸币的历史。
第五节 清朝中后期有关行钞主张
王瑬（1786-1843），着有《钱币刍言》，后又着有《钱币刍言续刻》、《钱币刍言再续》。《钱币刍言》是我国货币思想史上最早的一部专着。王瑬继承了明末倪元璐、蒋臣的货币思想观点和行钞主张，构思了一套为封建王朝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作辩护的理论和具体方案，他在中国货币理论史上具有代表性。
王瑬的行钞主张是极力鼓吹国家无限制发行不兑现纸币和铸造大钱，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他把发行纸币看做是政府解决财政经费的万灵药方。他这样说道：“世有言开矿者，夫矿之有无不可必，而骚扰民间，取之有尽，不如行钞之安也。又或谓裁减浮费，专务节省，然今州县办公竭蹶，节之而无可节，不如行钞之大也。又有谓行海运可岁省漕费数百万，然粮艘之水手，沿途之短纤无以为生计，且万一失事，使谁偿之，不如行钞之常也。又有谓严禁鸦片可岁省出洋银累千万，然闽广滇省之人，嗜者十而六七，未易猝禁。但使行钞，则中国银皆易钞，外洋无所得银而自止，则禁以严刑不如行钞之要也。”他认为人们提出的开采银矿、裁减浮费、改革漕运、严禁鸦片等建议都是难以实施的，只有发钞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王瑬详细拟出了行钞的具体办法：
第一，钞分七等，从一贯到千贯。要选上等纸张作钞纸，同时禁止民间买卖此等纸张。钞币上加印密信，严禁伪造。钞币各省流通，钱粮关税一律收钞，一贯以下征钱。
第二，钱分三等：当百、当十、当一。当百钱工本费为九十文，当十钱工本费为九文。
第三，用钞收购民间铜器，同时禁止民间铜器买卖和设立铜器铺。设立官营铜器铺打造乐器等日常器皿，以便民用。
第四，政府将钞币与大钱发放给钱庄，禁止钱庄发行会票、钱票。令钱庄凭票取银，以一分之利让利钱庄。此外，百姓来钱庄交银易钞，一年内来兑换的给予一分之利；两年内来兑换的给予五厘之利；两年以外来兑换的照时价不加利。百姓用钞完粮纳税时，每钞一贯作一贯一百文用。五年或十年后钞币流通顺利，则禁银为币，但银可当作商品买卖。十年或二十年后，许商人用钞向政府半价买银，来打造器皿。民间遗留藏银，则按半价当商品买卖。钱、钞可互易。
第五，行钞初始，官俸加倍，本俸用银，加俸用钞。
钞法通行后，官俸加数倍，一律用钞发给。
第六，对外贸易只许以货易货，或会外国人，以银先易钞，再用钞买货。
行钞是王瑬货币思想的核心。王瑬在他的《钱钞议》中，提出了“足君尤先”的观点，作为他行钞主张的理论基础。他说：“必君足而后民足，犹父母富而子孙亦免于贫焉夫欲足民，莫如重农务穑，欲足君莫如操钱币之权。苟不操钱币之权，则欲减赋而绌于用，欲开垦而无其资，何以劝民之重农务穑哉，故足君尤先。”“或曰：用钞但利国耳，于民可预。答曰：国用既足，则官加俸，吏增禄，田赋可减，关税可轻，鳏寡孤独皆养之。由是兴水利，垦荒田，积义仑，修学校，将使天下无一夫之不获，岂止利国已哉！”“今钞法欲造百万即百万，欲造千万即千万，其为富国固不待言。国家既富，则必有善政之施，而钱粮关税皆可以减，而谋生之途亦日宽矣。”“天下之财，止有此数，损上则益下，损下则益上。故计臣言富国之道，未有不病民者。惟行钞则取之不尽，而非取于民也。”王瑬认为，只有国家富足，才能实施兴水利，垦荒田，减赋税等善政，使民亦足，所以必须足君尤先。而足君尤先必须操钱币之权，要操钱币之权，必须行钞。“今欲操钱币之权，必也行钞以收银，使银贱而不为币，行钞以收铜，使铜多而广铸钱，则国用常足，而民财同阜矣。”他还认为：“凡以他物为币皆有尽，惟钞无尽操不涸之财源。”在他看来行钞之利不像其他财政税收那样，取之于民，而是取之于天地，用之不涸。因此，行钞是“富国富民第一策”。
那么，王瑬主张发钞的具体数量是多少呢？他认为：“造钞约以足天下之用，则当停止”，“造钞之数，当使足以尽易天下百姓家之银而止，未可悬拟。若论国用，则当如《王制》‘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使国家常有三十年之蓄可也”。也就是要让国家用钞币换回老百姓家里的白银，以此来储备国家三十年的积蓄。
钞币取之不尽，怎样保证它一直流通下去呢？王瑬认为：第一，凭借国家的权力。他说道：“且国家之行钞，于富家之出钱票亦异。国家有权利以行之，而富家无权势，故钱票亏空而行钞无亏空也。百姓信国家之行钞，必万倍于信富家之钱票矣。若谓民乐用钱票，反不敌一富家之权势，岂有此不通之情理矣！”王瑬主张“以钞易银，以钱易钞”。但他回避了这样一个问题：他建议行钞的面额很大，最大面额有1000贯，用1000贯面额纸币换易铜钱就需要有1万文铜钱，那需要多少铜钱来维持兑换呢？
所以这种纸币绝大多数是不能兑换的。不能兑换的纸币需要靠国家的“权势而行之”。它最后是否能流通，单靠国家的权力是行不通的，前几朝纸币流通结果都证明了这一点。王瑬夸大了国家权力的作用，他认为只要“钞文书明定数，虽欲上下其手而不能，则绝胥吏之侵渔。钞直有一定，商贾不得低昂之，则去民心之诈伪”。“行钞则价有一定，虽书生、农夫、黄童、白叟、妇人、女子皆可按文而辨，无所用其欺矣。”王瑬解释纸币对国家财政的支付能力，这样说道：“宋孝宗谓会子‘少则重，多则轻’，此名言也。然亦不患其出之多，而但患其入之少。苟收敛有术，流转于上下而无穷，奚至于多而轻哉？”什么是“收敛有术”呢？“国赋皆令纳钞，此即收之之妙用，胜于孝宗之以金银买钞矣。”王瑬认为用钞纳税，就可以保持币值长久的稳定。
对于历史上纸币流通的最后失败，王瑬把它归于钞法屡更、纸币制造不精、易于霉烂伪造、昏钞倒换收费等方面。他强调要从不更改钞法、选上等纸张精工制作、多加印信、严防伪造、少用倒钞法等方面去弥补，而回避历代纸币流通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发行过多，不从实质方面加以论证。
按照王瑬的理论，纸币可以由国家任意发行，又能保持流通稳定，其数量与物价无关，那么行钞就成为封建君王的点金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