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交子的分界
北宋交子是比较原始的纸币，现无实物传世，我们无从知晓，只能从史籍资料上略知端倪。纸币的发行办法是分界，每界交子有一定的行用期限，两年换界，到时以新交子换旧交子。交子的币值，开始是临时填写，1贯到10贯不等，后改为10贯和3贯。到神宗熙宁时改为1贯和300文两种。交子以铁钱作为折算本位。交子既然是纸币，就具备了纸币的基本特征，宋朝人称纸币为“折阅”，即贬值之义；另一种称呼为“称提”，即是保持币制稳定。交子的分界和到期回收制度，是政府为了控制纸币发行量，也为了防止纸币伪造所实行的一种措施。
交子的分界始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据章如愚《山堂群书考》后集卷62记载：“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始祥符之辛亥，至熙宁之丙辰，六十五年，三十二界，虽至巧不能易。”又戴埴《鼠璞》卷上《楮币源流》记载：“祥符中张咏镇蜀，患铁钱之重，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使富民十六户主之。”
这里所指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既是大中祥符辛亥年，也指富民16户连保作交子之时。所说交子三年一界，根据所说时间推断，从大中祥符辛亥到熙宁丙辰，六十五年应该为二十二界。那么，就有个疑问，章如愚在《山堂群书考索》后集62引《神宗宝训》之说是三十二界，按照时间推断应该是二十二界才对。日本的加藤繁认为，《神宗宝训》所记“三十二界”的“三”字实为“二”字之误。交子应该发行二十二界，是三年一界制。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6《四川钱引》中说道：“四川钱引，旧成（都）豪民十六户主之。天圣元年冬，始置官交子务（十一月戊子），每四年两界，印给一百二十五万。”在同卷《钱引兑监界》中也说道：“自天圣立川交子法，每再岁一易。”这是说自天圣元年起，实行两年一界。交子到底是二年一界还是三年一界，为了澄清这个问题，彭信威先生这样说道：“所谓三年为一界交子应当是指官交子，而且所谓三年只是说挂带三个年头，并不是说满三年。中国人算岁一向是不算足年的。所谓三年一换，实际上就是两足年一换。”彭先生的说法比较合理，得到了学术界普遍认同。
关于交子私营阶段和官营阶段的界分问题，着名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王曾瑜先生这样认为：交子私营阶段应该是在天圣元年之前，那时交子就开始分界发行了。唐人魏了翁在《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89中记载：“蜀之楮币，旧号交子，随闰更易，曰兑界。”按照北宋历法，一般每隔三年即有一闰年，所谓“随闰更易”，就是每隔三周年一更易。从大中祥符四年即大中祥符辛亥年（1011）开始推算，为交子私营发行阶段的第一界，到大中祥符七年（1014）为第二界，天禧元年（1017）为第三界，天禧四年（1020）为第四界，天圣元年（1023）为第五界。但发行的第五界并没有到期，就被官府废止了。按照历法推算，北宋初闰年是大中祥符五年（1012），大中祥符八年（1013），天禧二年（1018），天禧四年（1020）和天圣元年（1023），交子最后两界是在闰年发行的。如果把私营阶段发行的五界加上官营阶段发行的二十七界加起来正好是三十二界。那么，章如愚引《神宗宝训》中的三十二界是正确的，而《湘山野录》和《宋史·食货志》记载的“二十二界”应该是“三十二界”之误。王曾瑜先生的看法不无道理。
笔者认为：史书记载关于交子私营阶段的界分比较笼统、模糊。《宋史·食货下》简单的论述为六十五年二十二界，且在真宗哪一年都未写清楚。《湘山野录》记述地比较详细，从真宗祥符辛亥年到神宗熙宁丙辰年，共六十六年为二十二界。但两者都认为交子在私营阶段与官营阶段一样界分是三年。事实上官交子第一界是在仁宗天圣元年（1023）七月开始发行，到神宗熙宁八年（1073）七月时，已发行了二十七界，这样已经超过了史书记载的二十二界了，加上私营阶段发行的交子、界数肯定超过三十界。所以交子在私营阶段的界分如唐人魏了翁所说的：“随闰更易”，则更符合私交子的特点，且界分为每三周年一更易。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朝廷设置益州交子务，并于次年二月发行交子，交子正式成为官方发行的流通纸币。据费着《楮币谱》中说：始置益州交子务，时天圣元年十一月也。自二年二月为始，至三年二月终，凡为交子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其后每界视此数为准。交子旧以二月二十日起界，清献公（赵拚）为记时，已迁至七月也。熙宁五年，续添造一界，其数如前，作两界行使，从监官戴蒙之请也。
官交子第一界是从天圣元年（1023）到天圣三年（1023）二月止，第二界应是从天圣三年二月到天圣五年（1027）二月。每界交子要经过三个年度，这就印证了史书上描述的三年一界的说法。交子自神宗熙宁五年（1072）改为两界同时行使，即每界交子的使用期限，由两周年延长到四周年。第二十六界交子始于熙宁六年（1073）七月，到熙宁十年（1077）七月止，第二十七界交子应始于熙宁八年（1073）七月，到元丰二年（1079）止。
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政府下令将交子改名钱引。虽然名称改变了，但发行的界分并没有改变。《宋史·食货志》卷181中记载：“大观元年，诏改四川交子务为钱引务。以四十三界引准书放数，仍用旧印行之，使人不疑扰。”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6《四川钱引》中记载：“大观元年夏，改交子为钱引（四月甲子），旧交子皆毋得兑。”按交子每两周年发行一界，每界流通四周年推算，到大观元年七月，是第四十一界交子与第四十三界交子同时流通之时。《宋史·食货志》记载：“政和元年，户部言：成都漕司奏：又请四十三界引俟界满，勿换给，自四十四界为改法之首。而户部详度，欲止行四十四界，其四十五界勿印。”反映出当时因将交子改为钱引，通货膨胀而造成币制混乱。大观元年（1107），宋朝政府开始发行第四十三界钱引，到大观三年（1109），发行第四十四界钱引，到政和元年（1111），是第四十三界钱引和第四十五界钱引同时流通之时，所以成都府路转运司上奏，主张将这界钱引当作废纸，不予兑换。
从费着《楮币谱》记载上看出，自大观元年交子改为钱引后，严格遵守两周年一界的原则。《楮币谱》中分别记载了钱引自第七十界到第七十九界，计十界的发行年月，都为两周年一界。第七十界的发行时间为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至第七十九界的发行时间为孝宗淳熙六年（1179）。由此看来，北宋交子在私营阶段，大致每三周年一界，自天圣元年改为官营后，重新设界，每两周年一界。到大观元年，虽然改交子为钱引，但是界分仍然保持连续性，两周年一界的制度一直延续到南宋。
第四节 钱引、会子等地方性纸币
北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以后，交子恶性膨胀迄始。交子发行为两界并行，以至“界率增造”无度，发行数额越来越大，政府难以控制。宋徽宗大观元年政府把交子改名为钱引，把交子务改名为钱引务，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广等地仍沿用交子外，其他各路均改用钱引。宋室南渡后，政府屡屡以钱引补给财用，供给军需，以至钱引发行界分拖沓延展，发行数额急遽升腾，直至理宗宝佑四年（1236）政府改钱引为会子。
钱引
宋徽宗大观元年政府把交子改名为钱引，除蜀、闽、浙、湖、广外，钱引通行于各路，接着把四川交子务改为钱引务，并以铁钱五十万缗为钱引务本钱。李心传在《朝野杂记》甲集卷16《四川钱引》这样记载：“崇观间，陕西用兵，增印至二千四百三十万缗，由是引法大坏，每兑界以四引而易其一。蔡京患之，大观元年下，改交子为钱引。旧交子皆毋得兑。三年秋，诏复以天圣年额为准。”李心传说大观元年把交子务改为钱引务，是指四川交子改名比其他地区迟二年。接着朝廷又下诏：“川蜀四十二界以后钱引，访闻官司奉法不谨，纵民减价，慢令失职，莫此为甚。令逐路转运司分析闻奏。自今如纵而不治，与同罪，仍当重行黜责。”此时政府加强了对钱引的管理，但钱引贬值的趋势已无法扼制。《宋史》记载道：“（大观）二年，而陕西、河东皆以旧钱引入成都换易，故四川有壅遏之弊，河、陕有道途之艰，豪家因得以损直敛取。乃诏永兴军更置务纳换陕西、河东引，仍遣文臣二人监之。”不久朝廷撤销了陕西、河东两路的钱引务，但钱引增值并没有起色。最后朝廷宣布第四十一至四十三界不再收兑，第四十四界依天圣年间数额发行。此时钱引由天圣年的120余万缗增加到2000多万缗，为始发时的20倍，不贬值已不可能了。
宋朝廷南渡后，金兵不断南下骚扰挑起事端，边境战事不断。日益激增的军费开支使朝廷头疼不已，政府只能用增印钱引来充当军费。李心传这样说道：建炎初，靳博文为漕，以军食不继，始以便宜增印钱引63万缗。其后张忠献、卢立之、席大光相继为帅，率增印矣。绍兴七年夏，诏四川不得泛印钱引。然边备空虚，泛印卒如故。十年春，用楼仲辉议，诏印钱引者徒二年，不以赦免。未数月，以赡军钱阙，又命印300万缗。十二年，郑亨仲复奏增400万缗。
绍兴七年（1137）钱引三界并行，发行额达到了3780多万缗，绍兴三十一年（1161），钱引发行了4100多万缗。此时钱引的发行量已远远超过了北宋末期。
孝宗乾道四年至宁宗庆元年间，是钱引发行相对稳定时期。
乾道四年两界通行共4300余万贯。之后10多年中，钱引发行量没有增加。据《楮币谱》记载：“自（绍兴二十九年）后累增五百余万，凡两界共为钱引四千六百四十七万二千六百八十。”至庆元三年，因旱灾减收，朝廷增发了100万缗。这样前后两界共书放了钱引4937万2680缗。在27年中钱引数额由4300万增至4900万，相对来说这个发放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
在宁宗开禧年间（1203-1207）政府动用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进行北伐，最后仍以失败而告终。为了弥补财政空阙，政府发行钱引的数量急遽增加，由二界并为三界行使。李心传这样记载：先是，四川钱引以二年为界，每界书放之数止于一百二十五万建炎初，张魏公浚出使复以便宜增印。
自后因仍不已，至嘉泰末，两界书放凡五千三百余万缗，同三界所书放视天圣祖额至六十四倍。嘉定初，每缗只直铁钱四百已下。议者患之。
嘉定元年（1208），朝中就钱引贬值议论纷纷，提议用金银提称钱引。魏了翁这样记述：又念蜀之楮币，旧号交子，随闰更易，曰兑易。近岁以二千五六百万为界，惟两界并行。今乃增印至八千万缗，渐不可继。与宣抚司、总领所共请以帑金三万两、银一百五十万两，更自朝廷卖度牒收回增数。
政府是想用金银收兑半界九十界钱引，其中用金收兑180万贯，银收兑930万贯，这样共收兑钱引1110万贯。嘉定三年（1210），四川制置史安丙提议兑收九十界剩余半界，随后又拟收兑九十一界钱引。李心传记述了这件事：“既而遂欲尽收九十一界钱引二千九百万缗，其千二百缗合诸司之力，千七百万缗令民间每百引贴纳三十引收兑。逢儒谓三年三兑，失信于民，且贴头太多，民有折阅之患，不如量力止毁九十三界新引千二百万缗。如此即止余两界通行，公私皆受其利。”
政府收回了第九十至九十二界钱引后，相对控制了钱引贬值。但宋、金在嘉定八年（1213）后又开战，钱引的发行量失去平衡。嘉定十一年，“命四川增印钱引五百万以给军费”。到了端平元年（1234），大臣李鸣复奏请：“今京出之楮至二十千万有零矣，而印造未已；蜀楮之出至十七千万矣，而用度未足。万一楮价益贱，艰于支谴，又何以为策。”此时钱引发行量已达1.7亿贯，远远超出了市场承受能力。
此时朝廷上下都在关心楮币折阅问题。《宋史》记载：（淳佑）九年（1249），四川安抚制置大使司言：“川引每界旧例三年一易。自开禧军兴以后，用度不给，展年收兑，逐至两界三界通使，然率以三年界满方出令展界，以致民听惶惑。今欲以十年为一界，着为定令，则民旅不复怀疑。”从之。
这里是说自淳佑九年以后，钱引改为十年一界。宝佑四年（1236），朝廷命官李曾伯上奏陈述对四川交子的看法，他说道：“楮之所以贱者，以多故。楮之所以多者，以自造故。蜀自比年以来，造楮之权尽付制司，虽据其言曰，某年某界印造若干，多寡在手，得而问？竭西山之楮，易陆海之珍，往往多以虚取实而去。”他建议朝廷收回纸币发行权。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将四川纸币发行权收回朝廷，停止在川地发行钱引、银会，并由朝廷发行新的四川会子。这样，行用了100多年的钱引退出了历史舞台，被四川会子所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