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总是基于千百万人的生活和命运之上的。
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出现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壮观景象。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全国流动人口为14735万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为4779万人。又据2000年国家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农民工占全国工人总数的50%以上，其中在中国产业工人中农民工占到57.5%，在第三产业工人中农民工也占到了37%。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认为，目前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2亿人左右，如果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数大约为2亿人。浙江省是吸纳农民工就业的大省，据浙江省统计局2006年统计数据显示，浙江省农民工总数已达1783万，其中本省农民工约1260万，外省农民工约523万，农民工已经成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力量。
事实上，近30年来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极大地提高了农村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的动力。世界银行（1997）估计，1980-1997年的中国经济增长中，农村劳动力部门转移的贡献率占16%。
蔡昉、王德文（1999）指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1982-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0.23%，并且农村劳动力由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的流动还将继续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成长的重要源泉。
毋庸置疑，农民工作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特殊范畴，已经构成我国在社会转型期必须高度重视的一个新型群体。这些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不仅因为最早进入真正的劳动力竞争市场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也因为真正承担起中国制造的主力军角色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
实际上，农村劳动力从乡村向城镇的转移是伴随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过程的必然现象。从英国、美国等早期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工业化是农民脱离农村的加速器，工业化直接推动农村人口向城镇的集中，而且工业化与农村人口的转移几乎是同步的。从德国、日本等稍晚的工业化国家的城镇化过程来看，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顺利完成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除了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相得益彰，农民的兼业经营和非农化转移也是重要的辅助途径。
韩国、我国台湾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与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对比表明，虽然这些地区都保持了高城镇化率，但是韩国和我国台湾通过选择符合自己比较优势的工业化与城镇化战略保持了正常的农村劳动力加速转移；而巴西等拉美国家却出现了畸形的“过度城市化”现象，长期陷入“拉美陷阱”的泥潭。因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国际经验告诉我们，一方面，工业化是这一过程的最终推动力量，兼业和非农化是积极的辅助手段；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道路，世界上不同国家人口迁移表现为不同特征，也形成了不同的人口迁移效应。
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深刻的体制根源和现实的资源约束，我国农民工和城市流动人口呈现出显着的不同于其他国家流动人口的特征和状态。其一，农民工量大、质弱、价廉。量大、质弱决定了农民工在相当程度上处于“刘易斯模型”中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在劳动力市场上谈判能力低下，只能成为低工资水平的被动接收者。其二，农民工退出农业难，融入城市状况差，市民化进程更是缓慢，最终游离于城市经济的体制之外，逐渐被“边缘化”。其三，农民工兼业性流动特征鲜明，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社会身份世袭难变，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方式变革十分困难。其四，农民工就业不稳定，待遇不公平，家庭难以团聚，进而使我国进城农民市民化进程呈现差异化特征。其五，农民工和城市流动人口流向过度集中于东南沿海，过多流向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流动方式具有很大的自发性。其六，农民工阶层不断分化，素质退化，地位弱化，流动人口对城市的融合进程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态势。
可以确认，中国的农民工问题，首先是一个人口问题，它映射着人类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普遍性。其次，是一个社会问题，它无疑饱含着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所存在的特殊性。中国的农民工问题并不是由于农民在城市就业而引发的问题，而是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的“三农”问题在城市的延伸或反映。再次，是一个政治问题，它能否得以尽快妥善解决不仅关系到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的命运，更关系到我国执政党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意志体现和执政基础。
二
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无疑是奉献最大、困苦最多、地位最低的社会群体。目前，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三农”领域和各社会科学领域学术研究的热点和前沿，农民工的生存状况也日益为人们所关注；同时，在农民工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也越来越多地发生形式多样、程度不一的良性互动过程。
多年来，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一直以高度的责任感，引导大学生关注、体验、研究“三农”问题（包括农民工问题）；以浙江大学学生三农协会为代表的大学生群体，也一直以极大的热情关注、体验、研究“三农”问题（包括农民工问题）。为此，在2007年，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组织浙江大学学生三农协会的同学，利用“五一”、国庆放假回家和暑期社会实践的机会，在包括杭州、宁波、温州、义乌等浙江省主要城市，对自己身边的农民工进行面对面的深入访谈。该活动前后历时一年，先后组织过4次调研活动，参与人数达到200余人。最后，在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祖辉教授的直接指导下，由徐旭初教授、钱文荣教授对众多访谈稿进行筛选，精心挑选出50篇深度访谈作品，将其汇编为本书。
对于这次大型调研活动的大学生而言，他们的旨趣是明确的：“（1）通过典型案例的搜集，从一个个鲜活的事例，反映浙江省农民工的整体状况，透过大学生的独特视角反映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凸显的问题，尤其是农民工群体利益缺失的问题。（2）通过调研活动，为参与访谈的大学生提供一个深入接触和了解农村的机会，锻炼他们的社会实践能力，体现大学生积极创新、开拓思路，从不同角度、不同形式来反映社会现象的时代责任感。（3）针对很多人对农民工群体的误解，提供一本让大家了解农民工现状的读物，希望农民工利益缺失的问题能够引起社会舆论的足够重视，形成一个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的舆论环境。”如其所愿，他们通过这次活动，收获丰硕，感触良多，深刻体会到了农民工群体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真切触摸到了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血肉关联、沉重脉动。这次大型调研活动，很好地佐证了温家宝总理2008年4月23日给浙江大学4位同学的亲笔回信中所言，“大学生开展农村调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回想六十年代我上大学时，几乎每个假期都到农村去，结识了许多农民朋友。在中国不懂农村就不会真正懂国情。对大学生来说，无论将来从事什么工作，了解农村都是不可或缺的一课”。
诚然，这次大型调研活动的访谈对象仅仅限于在浙江省打工的农民工，农民工的生存故事也只是单方面口述，受访者选择也比较随遇，最终入选本书的叙述也只是50个，但这50个活生生的农民工生存故事，依然为我们呈现了有关长三角地区农民工生存状态的真实的叙事样本，提供了深入解读农民工内心世界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三
尽管本书中50位农民工的生存故事大多不免表述简略，记录稚嫩，但仔细阅读，我们仍然不难发现许多具有共性的问题。
（一）农民工的权益保护和社会保障问题
在这些访谈实录中，我们首先随处发现的是这些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问题。
尽管近几年出台的一系列保障农民工权益和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的政策措施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不过，相当部分农民工的经济权益、政治权益、社会权益和文化权益依然得不到有效保障，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保障，这使他们成为一个具有经济收益低下性、生活质量低层次性和承受能力脆弱性的被“边缘化”了的特殊社会群体，从而引发了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矛盾。
农民工面临的权益保护问题首先集中在经济和社会保障问题上：
（1）工资偏低，被拖欠现象严重。农民工的工资待遇远远低于同工种的城市人，“同工不同酬”现象非常普遍，许多农民工的工资，甚至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水平。另外，被拖欠工资甚至拒付现象严重。
（2）劳动时间长，安全条件差，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尽管《劳动法》规定了劳动者每日不超过8小时的工作制度，但有相当部分企业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迫使农民工每天劳动8小时以上；更许多企业还以实行计件工资制为名，变相地延长农民工的劳动时间。另外，许多企业为了降低成本，不按规定为在高温、噪音、易爆、有毒的岗位上的农民工提供劳动保护用品和采取起码的劳动保护措施，导致农民工的职业病发病率上升及工伤或重大伤亡事故频繁发生。
（3）缺乏社会保障。农民工与城市工人最大的非市场化差异或身份差异，集中在社会保障状况方面。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工社会保障程度很低，只有很小部分农民工有1～2项非均衡的、水平很低的社会保障。就社会保险而言，农民工参加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保险的人数很少。此外，农民工享受不到最低生活保障等城镇社会救助，在因失业、疾病、意外伤害等生活陷入困境时，往往孤立无助。即使在农民工社会保障工作开展较好的浙江省，有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农民工中，社会保险一是覆盖面较窄，参加社会保险的农民工仅占37.1%；一是险种覆盖不全面，参保农民工大多数只参加了五项社会保险中的一项社会保险，同时参加五项社会保险的农民工仅占27.5%。同时也发现，本省户籍农民工参保率明显高于外省户籍农民工，这与社会保险在省际间转移较难有关。
其次，农民工的文化教育权益也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1）农民工自身文化、技能培训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由于劳动报酬低、工作强度高，农民工很难通过继续教育和培训来提升自我。同时，由于户籍原因，城市的免费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也往往把农民工排除在外。
（2）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得不到有效保障。由于管理体制和教育投资体制的原因，农民工子女入学得不到和城市居民子女同等待遇，进入城市公办学校往往需要缴纳高额的借读费，迫使一些农民工子女只好辍学。
尽管在这些农民工的叙述中从未提及其政治权益，但我们并不能忽视农民工政治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问题。
（1）由于农民工生活、工作的流动性，户口所在地与就业地的分离，多数农民工不能很好地行使法律赋予的政治权利，成为被动的“无政治群体”。一方面，由于长期远离农村，无法正常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权利；另一方面，由于农村户籍，农民工在就业地也无法正常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在政治上无奈地扮演着局外人的角色。
（2）由于临时工的身份，许多农民工不能参加用人单位的工会组织，缺乏表达自己意见的正规渠道，即使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也只能忍气吞声或采取极端方式处理。
可以认为，农民工的权益保护和社会保障问题集中反映着农民工在我国经济社会结构中的底层地位、我国经济社会政治制度中的人文缺失以及遥距宪政国家的漫漫前程。
（二）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市民化问题
在这些访谈实录中，我们时时感到的是这些农民工对城市融入的渴望和无助、对社会排斥的愤然和无奈以及对身份认同的痛苦和茫然。
城市融入过程大致可分为经济、社会和心理等诸多层面。目前，我国农民工城市融入度很低，表现为农民工与城市的关系还仅仅限于经济上的交换关系，即农民工付出劳动然后获得相应的报酬。而从城市社会的其他方面来看，农民工实际上还是被拒于门外的，这就是城市对农民工的“经济吸纳，社会拒入”的现状。农民工在职业、居住条件等方面，大多数处于明显的劣势位置，这直接导致了他们在社会层面与城市居民接触、交往的困难，而交往、接触的困难又直接阻碍了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价值认同观念的形成，最终造成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很低。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农民工作为整体必然要在城市生存下去，并向市民转变。如何加快实现转变，使他们尽快在城市扎根，是摆在政府、学者以及社会各界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标志的城乡分割制度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最大障碍。户籍身份制度是中国社会特有的“社会屏蔽”制度，它将社会上一部分人屏蔽在分享城市的社会资源之外。其直接后果是造成城市农民工身份与职业、角色的背离，农民工通过职业非农化的过程完成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职业角色转换，但从身份上看，他们依然是农民。“市民”和“农民”仍然是区分社会等级的一个重要标准。除了户籍制度的制约，城市社会的各种组织团体对进城农民工的关注和容纳不够也是造成农民工城市融入度低的重要原因。无论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行政组织、职业组织和社会团体等，还是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建的社区组织、文化团体、福利组织等，农民工都很难进入，最突出的是工会组织和城市居民社区没有对进城农民工必要的承纳与整合。同样，城市社会歧视也制约着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诸多政策性歧视和市民歧视阻止了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加深了农民工与城市和市民的“鸿沟”。当然，农民工群体自身因素也是阻碍其城市融入的直接原因。农民工的社会交往网络是围绕着血缘、地缘和业缘等同质关系构成，并影响农民工生活世界的建构过程。同样，农民工的文化素质低，思想价值观念落后，生活方式传统也不利于其融入到城市社会生活中去。
在这些访谈中，我们发现，农民工似乎对社会生活和文化认同等方面的排斥反应强烈，而对经济（劳动力市场）排斥并没有太多的怨言。当然，这并不表明没有经济排斥，而是农民工自身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他们所从事的大多是城镇劳动力不愿做的工作。还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在这些访谈中，不少收入和经济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农民工，却意外地具有比较积极的社会态度。这提示我们要全面认识农民工的真实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取向。
实际上，我们还不难发现，这些访谈对象大多居住在城郊结合部。这就涉及一个很容易为人们所忽视的社会排斥问题，即居住空间隔离问题。现实中，随着旧城改造与城市空间不断扩张，越来越多的城市农民工从原先栖身的“城中村”被挤到“城郊村”，城市农民工住居边缘化与空间隔离现象越来越明显。这种居住边缘化给农民工城市生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即交通成本越来越高，居住环境不断恶化，社会隔离感也越来越强；好处也有，租金低廉，同乡聚集，子女教育容易得到解决。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管理缺位，城郊农民工集中聚居区正向贫民窟方向发展。
农民工市民化，意味着农民工的社会角色、社会关系、社会权利、文化行为方式、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等的转型、衔接或适应，其内涵包括农民工如何由从事农业生产转变为从事非农业生产，并且由城市次属的、非正规的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转变为首属的、正规的劳动力市场上的非农产业工人；由居住在农村社区转变为居住在城市社区；由农村户口转变为城市户口以及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高和文化层面的转化；等等。从这个意义讲，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还任重道远。
（三）农民工的社会支持与社会交往问题
农民工离乡背井来城市打工，由于脱离或部分脱离了原先农村社区的社会关系网络，但又难以在城市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不能满足正常的社会心理需要，以及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发展资源，难以融入城市社会。而很多时候，他们往往又遭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排斥与压迫。在这些访谈实录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农民工的社会支持和社会交往对于支撑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
社会支持一般包括实际支持、情感支持和社会交往支持（Vandel Poel，1993）。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而言，非正式社会支持关系如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地缘关系以及其他社会关系，一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关研究表明，农民工社会支持网具有规模小、紧密度高、趋同性强、异质性低、网络资源含量较低等特点。
从这些访谈中我们不难发现，农民工家庭自身的支持对农民工的打工生涯是非常关键，尤其是家庭的实际支持和情感支持。夫妻之间、父母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亲戚朋友之间的相互支持与相亲相爱是相当重要的，它在很多时候能减轻农民工的被排斥心理，从而让他们在城市中获得一种归宿感。在很多情况下，尽管生活是艰辛的，但他们不曾抱怨，相反，夫妻的相亲相爱、家庭的和睦安定让他们感受到了生活的快乐与满足。
然而，也应该看到，当社会关系网络成为农民工得以流动的主要社会机制，强关系虽有助于农民工获得信息、经济和精神的支持和帮助，但是却难以使他们实现更大的社会地位的跃迁和提高，这也是农民工大多停留在水平流动上的一个主要原因。
还可能为人们忽视的是，不论什么样的人口学特征，农民工社会支持关系很少，社会讨论关系更少。就社会支持而言，农民工在实际支持和社会交往支持方面较少，在情感交流方面就更为缺乏。造成这种情况的可能原因是，农民工交流主要发生在流动地带出的以血缘、地缘为主的初级关系，以初级关系为基础的次级关系还没有完全建立。农民工的社会讨论主要发生在有社会支持关系的小群体间，而且不同工作环境、不同性别农民工讨论的关注点大概也不尽相同。
（四）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与技能培训问题
在这些访谈实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农民工整体素质不高，是造成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能力、就业能力和维权能力不足的重要原因。
社会流动理论认为，个人地位的变迁与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有关。
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社会地位的获得主要依靠先赋性因素，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社会地位的获得更多地依靠自致性因素。我们在这些访谈中也发现，农民工的向上流动受先赋性因素影响较少，个人的文化程度和技能往往是决定其向上流动的主要因素，换言之，农民工通过教育和技能培训能够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能够更大程度地实现向上流动。农民工向上流动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通过学习专业知识，比如在业余时间通过学习营销、法律、机械、电子等专业知识，获得大专或更高的文凭；二是凭借个人良好的个性品质和能力，比如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等个性品质，或者具有某一方面特殊的技艺和能力；三是善于把握机会，比如结识上层人士，理顺“人脉”等；四是通过婚姻关系或者其他途径。但从总体来看，真正实现向上流动并得到城市社会认可的农民工在总体中所占的比例很小。
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大部分农民工缺乏职业技能，缺少基本技能和技术操作规程的培训，日复一日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干着低附加值、低回报的工作，无法提升人力资本。大多数农民工只能以现有的技能去找工作，没有技能便无法工作，即使在工作也是很难得到企业提供的培训，更不用说企业为他们提供职业发展规划，他们的发展前景非常渺茫，也没有正常的上升机制，大多数人只能在低层的岗位上不断换工作来求得生存。不难发现，农民工进入城市后，他们已有的人力资本（包括性别、年龄、来源地）已是先赋因素了，而文化程度、务工年限也很难改变，这就造成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的不足，只能从事技术含量低、工资低、福利少的狭窄职业。因此，职业技能作为农民工人力资本的自致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直接关系着他们在城市社会中就业机会、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的获得。
目前，我国农民工迫切需要从“体力型”劳动者向“技能型”劳动者转变。
事实上，许多农民工主动承担了这种转变，他们也意识到“农民工也要学技术”，他们想通过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掌握维持生计和进一步发展的技术，做一个有知识、有文化、有技术、有理想的农民工。
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职业培训”对于农民工经济地位（乃至社会政治地位）的获得具有重要意义，是人力资本提升的主要内容，其重要性几乎不亚于正规教育的作用。因此，提高农民工职业技能不仅关系到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大局，而且也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城市化建设的重大问题。忽视农民工职业技能的培训和人力资本的投资，那么农民工收入低和农民工素质低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而且在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进程中，由于缺少职业技能，没有相应的职业身份，那么农民工被城市社会排斥和边缘化的问题也不可能解决。
（五）农民工的代际变迁与代文化差异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中农民工主体已逐渐由出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更早时期的“第一代农民工”向出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一代农民工”转换，从而也随之呈现出愈来愈显着的代文化差异现象。
在这些访谈实录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到新老两代农民工对于生存、生活以及精神寄托、未来期望等的迥然差异。
（1）在流动动机上，第一代农民工是相当明确的，就是为了赚钱，然后回家盖房子、娶媳妇、养孩子，他们大多没有留在城市的想法。而新一代农民工在考虑赚钱的同时，更多是出于改变生活状态和追求城市生活方式的目的。
（2）在思想观念上，新一代农民工开始关注个人价值的全面实现，他们对公正待遇的诉求比父辈更为强烈，对劳资关系调整的影响力比父辈大得多，表现出较强的“反叛”精神。相对来说，第一代农民工大多是逆来顺受的，对于不公正待遇往往只能忍气吞声，甚至采用消极的处理办法。
（3）在城市融入上，新一代农民工希望通过进入城市打工离开穷苦的农村，变成真正的城里人，打开新的生活局面。他们不那么在意户籍制度所赋予他们的农民身份，而趋向于看重社会对他们身份的认定。正是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把自己看成是农民，而是一个有可能融入城市的潜在城里人，因此年轻务工者普遍有强烈的融入城市生活的意愿。而第一代农民工就不是这样，他们永远融不进城市人的生活中，当然他们也不太想融进城市人的生活中，他们永远认为自己是农村的人，城市只是他们完成赚钱使命的场所，那个遥远的村庄才是他们魂牵梦绕的家园。
（4）在就业选择上，新一代农民工不再继续接受父辈那样的“低廉劳动力”的命运，议价意识和能力迅速提升。第一代农民工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新一代农民工则是从“差”的企业到“好”的企业，从“差”的城市到“好”的城市的转移，虽然后者并不一定是他们最后的归宿。新一代农民工已经越来越能够通过多种现代途径来选择职业、获取信息。
（5）在生活方式上，新一代农民工更不像第一代农民工。他们的业余时间去网吧、听音乐，或者偶尔看电影，甚至去图书馆；他们都有了自己的移动电话，除了老乡之外还有通过各种渠道认识的年轻人；他们的求偶标准也开始发生变化，不少人更是把城里姑娘变成了自己的新娘。
事实上，农民工群体的代际变迁是一个社会群体的人口更替变化问题，但其深层意义却在于它背后的社会变迁。这种社会变迁铭刻着社会进步赋予社会环境和社会成员的改变印迹。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不同农民工所呈现出的代际特征及其代际变迁过程的持续演进，或许契合了我国国民素质提高的基本要求。农民工主体意识的增强和价值观、行为方式的演进可能成为我国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的重要助推力量，并培养出和谐社会所必需的具有较高素质的建设者。
还应该看到，新一代农民工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从跨出农村的那一天起，就不准备回到农村去。如果他们无法融入城市，长期在现实中找不到理想位置，就会有被社会边缘化的危险，将会给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影响。因此，解决农民工问题，当前应有针对性地把新一代农民工问题作为重点，要认真研究，真正知道他们在想什么、需要什么，多关心他们的成长，找出他们理想与现实中的差距及存在差距的原因，帮助他们切实解决问题，使他们最终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实现新城市人的目标。
（六）农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
儿女永远是父母心中的痛。在这些访谈实录中，许多第一代农民工受访者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他们为儿女打工的宗旨和对儿女的牵挂（主要体现在儿女的教育、工作、择偶等方面，其中又以教育为重）。
农民工外出务工，这不仅在空间上直接解构了他们的家庭结构，而且使其子女教育处于“两难”境地：如果随父母到务工地就读，一方面由于户籍限制，不得不缴纳一定金额的借读费；另一方面，由于父母流动性较高，其子女不得不成为“流动儿童”，接受教育的连续性成了很大问题。如果在家乡就读，其子女则要与父母长年分离成为“留守儿童”，父母作为第一监护人在子女成长中长期缺位，无法实现持续的家庭教育，对子女的学习和心理健康都极为不利。
现实中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权利的缺失主要表现为没有稳定和有力的法律制度保障。近些年来，各级政府都就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制定了相应的法规、政策及规定，使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环境得到明确改善。
然而，由于缺乏具体的操作性和法律实施力度，仍无法保障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权利。
制度的缺失直接造成了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目前，进城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途径有进入公办学校就读和简易民工子弟学校就读两种形式。不管哪种形式，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子女来说都会产生较重的负担。首先是经济负担。一般进城务工农民的计划生育状况差，一般家庭有两个或是两个以上的孩子。这样的低收入家庭中，扣除必要的花费外所剩无几，投入子女的教育费用就会出现问题。虽然教育部要求流入地政府在教育收费方面要一视同仁，但实际上针对农民工子弟的额外收费依然普遍存在。这使得收入微薄的农民工根本无力承担这样的教育费用。其次是心理负担。由于户口不在当地，经济条件薄弱，常被公办学校的城市子女另眼相看，从而使得这些孩子往往感到自卑，并表现出心理不平衡、人际关系紧张、强迫症等心理问题。再加上长期的城乡隔阂，也会使两地孩子的生活方式、心理感知、话语体系等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差异。同样，与父母长年分离的“留守儿童”也存在着诸多教育问题。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子女教育问题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短期看，子女教育问题直接影响农民工迁移、留城意愿，从而影响农民工市民化和社会经济转型的进程；从长远看，子女教育问题更是关系到下一代的基本素质，从而影响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姑且还称之为“农民工”）能否完全融入城市社会，成为真正的市民，并最终完成社会经济的转型。
（七）农民工的冲突、越轨与犯罪问题
在这些访谈实录中，我们还不时接触到农民工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主要是与当地居民、城市管理者之间的冲突）、越轨甚至是犯罪。
由于相当部分农民工日常或业余从事小商小贩活动，因而往往与城市管理者（主要是基层的城市管理者）发生“猫与老鼠”的冲突。这种冲突是极其可悲的：从表面上看，或许是农民工不遵守城市运行规则，更或许是基层的城市管理者过于缺乏同情心，不文明管理，甚至“狐假虎威”，滥用权力；而从深层里看，这实际上是高度结构化的城市社会对于外来异己者的合法排斥和隔拒，因为基层的城市管理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整个城市居民群体的文化心理的具体人格体现。问题还不仅仅止于此，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冲突往往构成了许多农民工（特别是新一代农民工）对整个城市社会的误解、仇视甚至报复倾向。
在农民工的越轨与犯罪问题上，我们更关注他们的自济式犯罪，即非法维权。事实上，相当部分的农民工越轨与犯罪，都是当他们合法权益受到侵犯之后，由于公权力的缺位或救济渠道的不畅通而实施的针对个人、国家或社会的反社会危害行为。换言之，相当部分的农民工越轨与犯罪是非法维权，是用非法手段来获取自己被剥夺的合法权益。相对于城市居民普遍具有一定的法律意识和对法律制度的基本信任，农民工群体普遍缺乏法律知识，对于自身所处的弱势地位的过低估计，以及对于法律效率的可信度和法律执行的有效度都存在着怀疑。在此情况下，他们往往选择自己解决自己问题的做法，常常采用的就是暴力手段。因此，自济式农民工犯罪的原因可以说是源于其对合法维权机制的不信任，而且维权经济成本高、维权过程繁琐、合法维权处理时间长。这些都导致了农民工采取非法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最终却往往是身陷囹圄。
（八）农民工的闲暇生活和精神生活问题
在这些访谈实录中，我们还可以触及不太为人们重视的农民工的闲暇生活与精神生活问题。
农民工的生活质量不仅取决于其经济收入，还有赖于他们的闲暇生活与精神生活。农民工虽然生活在城市中并为我国工业化、城市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却没有享受到城市居民同等的生活质量，没有获得同等的生存条件和发展条件，没有真正享受现代城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应该看到，农民工的闲暇生活质量还处在较低水平阶段：工作时间太长使得其闲暇时间很少；闲暇时间也主要是以春节等传统节假日为主，没有稳定性；而且低收入导致农民工闲暇生活内容的选择只能是贫乏和单调的，以住家娱乐为主要的文化活动方式，看电视则是闲暇活动的主要项目，其余的还有打牌、听收音机、聊天、逛街、看小报等。相对于城市里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农民工闲暇时间的利用价值是很低的。原本具有丰富内涵的闲暇活动在农民工身上表现得如此单一和平面化，这显然是对闲暇的“异化”，农民工本应有的多种多样的情感、需求、自由等都被压抑了、扼杀了。农民工闲暇生活的无聊，终将成为社会治安和文明的一个不稳定的破坏性因素。从某种程度上讲，农民工闲暇生活如此贫乏的状态加剧了农民工的弱势地位，还阻碍了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此外，在这些访谈实录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不少问题，如农民工的逆向流动与返乡创业问题、女性农民工问题（社会性别问题）、老年农民工问题，等等，此不赘述。
四
在谈论农民工问题时，很多研究者往往把农民工的社会流动看作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进步，是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力量。其实，透过农民工现象本身，凸显出来的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农业社会结构与现代工业社会结构之间的体制矛盾。
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非完整性，导致了农民工供求的多种结构性矛盾，加上刘易斯模型第一阶段的实践所带来的产业结构低端化与农民工低工资的恶性循环，使得刘易斯“拐点”无法自动到来。因此，农民工及其社会流动需要积极的公共政策。这不仅是现实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也是事关中国社会结构发生质变的大计。
积极的公共政策或许至少应包含以下几点：
（1）改革以户籍制度为核心，包括就业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在内的城乡二元制度，以及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其中，必然以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消除农民工的身份标签为核心。
（2）完善城乡劳动力要素市场，消除各种歧视性政策，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体系。
（3）加大农民工人力资源投资和职业技能培训，努力提高农民工素质。
（4）高度重视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着力推动农民工子女完全融入城市。
（5）加强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建设，全方位提高农民工生活质量。等等。
实际上，诸多农民工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非是人们看不出问题的症结所在，而是人们难以化解问题背后的利益冲突和政治博弈。在农民工问题背后，既有农民工输出地政府与劳动力输入地政府间的利益冲突，也有城乡居民利益阶层间的政治博弈，或许还有其他许多许多深层次缘由。譬如，由于农民工流出地政府与劳动力流入地政府拥有不同的利益偏好和“治权”资源，因此，当地方政府间无法进行治权交易时，双方就都倾向于采取推诿卸责、“搭便车”等行为。再譬如，由于城乡居民利益阶层的政治资源和行动能力极不对称，城市居民作为城市偏向政策的既得利益阶层，能够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迫使政府建构或重建社会交换的规则和条件，经常可以保证在交换的损益上对他们自己比对农民工更为有利。为此，一方面，应该允可和鼓励地方政府之间的治权交易，在农民工管理和服务上产生优化配置的效果；另一方面，应该允可和鼓励农民工采取某些自组织形式，行使话语权和治理权以表达自身利益诉求。
无论如何，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进入城市社会，浩浩荡荡，前赴后继，奉献劳动，获取报酬，个中滋味自在心头，然而他们通常是无声的。我们很难简单地研判（也无权研判）他们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屡屡体会到的是他们生存故事中浓重的苦涩的味道。他们个体遭遇的痛苦和困难，看似主观层面的紧张或冲突，但反映的往往是我们这个社会世界深层的结构性矛盾。所以，我们要说：生存，农民工的生存，普通人的生存，卑微者的生存，不只是故事，更是历史，更是文明……
在此意义上，浙江大学学生三农协会的同学们所进行的这次农民工访谈活动及其这些访谈实录，不仅使得这些年轻的大学生触摸到了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真相及其非凡意义，进而对自身人生前行和人格形塑拥有了更为深切的体验和自觉，而且也通过自身的倾听和记录，展现了农民工群体的生存困难和人生力量，进而亲身参与了我国社会历史的转型和文明进步的积累。
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斯为前言。
徐旭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