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东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业转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0多年中，东亚地区的经济保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长。
日本、亚洲NIES（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东盟四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经济的先后起飞，引起了人们对东亚经济的极大研究兴趣。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区域转移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这种产业区域转移构成了所谓的“雁行发展模式”的主要传动链，以至有许多欧美学者在谈到所谓的“东亚模式”时，常常把它和雁行发展模式画上等号。不能否认这种雁行发展模式的提出本身还有许多争议的东西，如有学者就指出，当初赤松要提出雁行模式的时候，其政治目的是为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大东亚共荣圈”提供理论依据。但是另一方面，产业区域转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各国与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是一个事实。为什么产业转移在东亚地区相对活泼，而在世界其他地区，比如欧洲地区就不是这样呢？可以解释的理由是：东亚各国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由此形成了资源结构和产业结构上的差异，而这种产业结构的差异映射到发展时间的差距上，恰好和产业的生命周期形成吻合，由此给各国与地区以产业转移来获取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利益，形成区域内产业分工，给各国与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活动空间。这和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处于同一水平上的欧洲国家和地区不同。所以，我们没有听说有欧洲经济发展的“雁行模式”。
由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地理位置以及人员交流形成的区域间产业、经济网络促使了产业转移的产生和发展。这种网络首先表现在日本和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之间。例如，由于历史的原因，定居日本的韩国侨民有几百万之众。
其次，表现在亚洲NIES（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和东盟国家及中国内地。众所周知，旅居东南亚的华侨一直是从日本和NIES向东南亚各国进行产业转移的主要中介。这种以相近的文化背景为连接点的区域网络是北美和南美之间所不存在的。所以，尽管北美和南美之间有发展的差距，但是也没有出现类似东亚地区这样热火的产业转移现象。总之，发展上的差距和文化上的相近，是形成东亚地区热火的产业转移的主要因素。
从经济发展上来说，东亚地区的产业区域间转移给转移国（地区）和转移对象国（地区）都带来了重大的收益。在产业转移链的两头，经济发展先行国家和地区通过产业转移活动，将本国处于发展衰退期的产业向经济发展后行的国家和地区转移，从而可以腾出手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集中精力重点发展新兴产业。而产业发展后行的国家和地区则通过接受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过来的成熟技术，节省了产业发展中的巨额研究与开发费用，实现以较低成本使用确定性高的技术来发展产业的目标。
一、20世纪90年代以前东亚地区的产业区域转移
在东亚产业区域转移的进程中，以1990年为界主要分为两个比较明显的大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东亚地区的产业区域转移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与一些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国家相反，东亚的9个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基本上采用的是比较优势战略，即根据资源的比较优势来确立优先发展的产业，根据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来调整产业结构。采用该战略最明显的特征是：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上，位于各个层次的各个国家都能充分利用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资源来为经济的稳定增长服务。日本、亚洲NIES、东盟四国由于其最初的经济基础不同以及加入到产业区域转移队伍中的时间不同，因而在产业区域转移中分别处于三个不同的层次，产业区域转移呈现出明显的梯队转移关系。其中，日本位于梯队的顶端，充当产业区域转移的源头作用；亚洲NIES位于梯队的中间，充当二传手的作用；东盟四国位于梯队的末端，接受前面的产业转移。美国虽然在地理位置上不属于东亚地区，但却是东亚产业转移的主要源泉，甚至是始作俑者。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末东亚产业区域转移梯队关系
东亚梯队转移关系的形成，有其深刻的自然、社会和历史原因。日本、亚洲NIES国土狭小，国内资源匮乏，所需原材料几乎全靠进口；东盟四国则脱胎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国内经济以农业生产为主，劳动力资源虽然丰富，但比发达国家素质较低。在这样的情况下，东亚梯队产业区域转移的过程中，各国政府在其中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各国所采取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也是符合其基本国情的。
（一）20世纪50年代美日之间的产业区域转移
日本经济在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一系列的调整和恢复之后，有了很大的起色。到1955年，经济已经全面恢复并超过战前水平。当时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原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使美国在全球化战略的考虑中，选择了加大对东亚地区的经济援助，积极向该地区进行资本输出和技术援助。同时，把国内失去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向该地区转移。日本政府抓住机遇，一方面积极发展食品、纤维等出口导向型工业，以进一步推动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又大力扶植面向国内市场的进口替代工业，如钢铁、化工等资本密集型工业和半导体收音机、黑白电视机、冰箱等机电工业，以满足国内的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整个产业区域转移的过程主要表现为美国向日本转移资本密集型产业。经过这次产业结构调整，日本经济迅速发展，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迅速增强。日本最终成为东亚地区率先达到发达水平的国家，成为东亚产业梯队转移的源头和领头雁之一。
（二）20世纪60年代日本与亚洲NIES之间的产业区域转移
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快速追赶，日本在资金、技术方面已显示出一定的比较优势。而国内劳动力比较成本的上升，使得轻纺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走向成熟之后失去了原有的比较优势，日本国内产业结构面临着进一步的调整。位于东亚产业发展梯队第二层次的亚洲NIES抓住时机，推出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大力发展轻纺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吸收日本国内产业的对外转移。也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这10年中，成就了亚洲NIES经济的腾飞。这一时期东亚内部的产业区域转移，主要是美国、日本向亚洲NIES转移了部分劳动密集型轻纺工业。东盟四国也开始效仿日本和亚洲NIES，对国内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积极推行发展进口替代型工业的战略。
（三）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的东亚产业区域转移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世界经济形势开始有所变化。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前后两次的石油危机，使得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发达国家大受打击，国际产业结构面临着又一次的大规模调整。日本由于国内资源匮乏、国内市场狭小，继续发展重化工业将不再具有比较优势，于是转向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把高能耗、高污染的重化学工业和其他劳动密集型产业继续向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转移。亚洲NIES在这大好机遇下，一方面接受和引进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及时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将失去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源丰富、有相对廉价劳动力的东盟国家和地区（主要指东盟四国）进行转移。在这次产业区域转移中，充分体现了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以及各国及时抓住机遇、适应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能力。这一时期的产业区域转移，主要是美国、日本将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了亚洲NIES；美国、日本和亚洲NIES将失去或将要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盟四国。
（四）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的东亚产业区域转移进程在这一时期，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继续加强，日元和亚洲NIES货币的升值，降低了其出口产品的竞争能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使得传统产品的市场受到挤压。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作为东亚地区的领头雁，一方面继续加大研究开发力度，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缩短与美国的距离；另一方面，把一部分技术标准化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以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进行加工、生产，产品再返销国内或向第三国出口。这样对于减少国际贸易摩擦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这一时期，亚洲NIES在东亚产业区域转移的过程中，充当了积极的媒介。
亚洲NIES一方面吸纳日本转移过来的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又将国内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向东盟四国进行转移。但在出口受阻、丧失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的情况下，以往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已经日益显示出局限性。世界范围内科技的兴起，迫使亚洲NIES在发展国内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同时，大力提倡科技兴国战略，以力求跟上世界潮流的发展。其中，韩国提出“科技立国”，中国台湾地区强调“科技升级”，新加坡提出“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国香港地区则标榜“工业多元化”。东盟四国在接受产业转移的过程中，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及与此相关的资本和标准化技术密集型产业。在这次产业区域转移中，除各国和地区继续按梯队规律进行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外，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各个层次、各个国家或地区对科技普遍重视。处在梯队下层的国家或地区力求在发展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同时，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以更快的速度追赶上一层次的国家或地区。
东亚产业区域转移有力地促进了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以日本和亚洲NIES的三次产业结构变化为例，在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末，伴随着区域内部的产业转移浪潮，东亚各国和地区内三次产业的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呈现的东亚产业区域转移的新特点
随着世界经济、政治大格局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产业区域转移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世界经济一体化、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东亚地区产业区域转移的关系和模式。一些新的产业区域转移方式不断涌现，东亚各国和地区在产业区域转移中的关系也发生复杂的变化。
（一）产业区域转移呈现多元化趋势，原有的梯队转移关系弱化，日本在亚洲产业区域转移中领头作用弱化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产业区域转移一直处于一个以美国、日本为雁头，以东亚NIES为雁身、以东盟四国为雁尾、以其他后行发展国家为延伸的雁队中。产业区域转移大多以美国、日本为起点，经过亚洲NIES的“二传”，然后传到东盟四国和中国内地等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但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这种传统的、呈现明显梯队关系的产业区域转移模式发生了一些变化。
一方面，由于日本和亚洲NIES的经济赶超任务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产业政策开始从政府干预为主转为市场机制调整为主。政府在产业结构高度化中要做的事是为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创造良好的外部竞争条件和环境，给企业创造自由、公平竞争的市场；通过制定教育和科技政策支持基础科学技术研究及企业技术创新等，而不再是直接制定严格的产业结构调整或升级规划。因此，产业的区域转移更多地决定于市场，而不是政府的产业政策。
另一方面，原有的产业梯队转移关系已开始阻碍东亚先行的发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处于梯队顶端的日本长期受益于其对亚洲NIES和东盟四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区域转移，对这些国家和地区保持着长期贸易顺差，从而导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常项目赤字不断膨胀。如果日本积极转移科技成果使梯队的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也许可以克服梯队的内在缺陷，增强梯队的应变能力。但实际上日本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更多地从自身狭隘的利益出发，在技术转让方面持谨慎保守的态度，这就导致处于梯队中下端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受阻，并加深了其经济增长的对外依附性。当然，这些国家和地区可以用资本项目的盈余来弥补对外收支的严重失衡，但这只能在短期内掩盖潜在的危机，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资本项目的盈余主要来自境外高速流动的短期资本，这使经济处于高风险状态。一旦该国货币成为国际游资的攻击目标，危机的爆发将是在所难免的，泰国就是一个典型。因此，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先行发展国家和地区都已经意识到继续维持传统的产业区域转移的梯队关系会对东亚地区贸易和金融的稳定与繁荣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会对东亚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很大的束缚和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