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另一方面，上海经济区的建立及其在微观层面上对江浙地区非国有企业发展的贡献，也表明长三角内部的一体化因素是内生性的。尽管形式可能有多种多样，但是只要发展区域经济，这种由要素禀赋的差异和要素流动的可能以及由此而来的产业分工的经济效益所决定的一体化的内在力量一定会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在长三角区域经济关系史上，上海经济区时期是一个转折期，它表明上海和周边的江浙地区之间的产业分工开始从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方向发展。后来的发展似乎也在暗示，只有建立在产业水平分工基础上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才可能是可持续的。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一阶段，即上海经济区阶段，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宏观特征是“横向经济联合”。微观特征是上海国有企业和江浙地区乡镇企业之间以“经济技术合作”为名义，以“星期天工程师”为载体的技术转移和产业转移。在这一阶段，中央政府的倡导起了最初的推动作用，并由此形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形式和制度结构，规范地方政府的区域经济合作行为。但是，由于正处于体制转型的激烈变动时期，区域一体化组织和制度形式与当时的改革方向和政策，以及和地方政府关系的协调上，都存在许多盲点，因此，组织效果并不明显。另一方面，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和体制却为三角洲内部起源于微观层面上的产业转移打开了便利之门，这种产业转移在一体化组织和制度结构的大框架下，以正式制度（横向经济联合）和非正式制度（星期天工程师）的形式活泼进行着，并有力地促进了江浙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显示了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强有力的内在要求。也就在这一过程中，上海和江浙地区的产业分工，开始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垂直分工走向水平分工。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由政府设定制度框架，营造氛围和环境，而由微观主体担任主角这样一种行动模式，基本上在这一阶段形成。
第三节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二阶段——浦东开发开放时期
上海经济区的实践从组织形式上，或者说在宏观经济层面及区域经济层面讲不能说是成功的。但是，上海经济区的实践在微观层面上，对包括浙江在内的上海周边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有重要意义的。相比而言，由于体制改革的滞后，上海没有形成一种主动利用一体化的市场的机制，哪怕是不成熟的市场的机制。因此，上海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第一阶段中的获益是有限的。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经济版图的势力分布上，上海经济的退潮趋势是非常明显的。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GDP在全国GDP中的份额为7%，以后就一路下滑，到浦东开发开放前的1990年，降到了4.08%。上海工业总产值的份额下降得更快，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上海的工业总产值一直占全国同比值的20%~25%，1984年大约还有10%，但是以后就不断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末仅为全国的5%左右。
从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的角度分析，20世纪80年代上海经济的退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失去了长三角产业垂直分工体制所带来的优势。由于除了粮食之外的农副产品价格先于工业品价格“放开”，江苏、浙江的农业产品不再以计划规定的低价供应上海，使得上海的国有工业再也不能像改革开放前那样轻易地获得低价的消费品工业原材料。不仅如此，江浙两地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开始利用自己在制度、土地、劳动力成本方面的优势蚕食上海工业品的传统市场，从而加深了上海国有工业的困境。
从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全局看，上海的衰落拖累了整个长三角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尽管浙江和江苏都有不俗的经济增长表现，1978-1991年，浙江和江苏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12.15%和10.32%。
但是，由于上海这一期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7.4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9.04%）近2个百分点，以致这一时期长三角两省一市总体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8.4%，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比同期广东省（珠三角）的年均13.9%，要低4.5个百分点。
不仅如此，长三角地区在应对国内经济波动方面的表现也远不如珠江三角洲。在1989-1990年中国经济的低潮期间，浙江的经济增长率降到了5.2%，江苏省为3.6%，而同期广东省依旧保持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20世纪80年代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竞赛的结果表明，广东省成为中国经济的明星。
对这种局面最有感受的应该还是上海。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在总结了前10年有关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浦东开发开放为突破口，浦东浦西联动，加速上海改革开放步伐的战略思路。这一思路得到中央决策层的肯定，进而引发了以浦东开发开放为契机的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二次浪潮，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因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浦东开发开放使得上海再度崛起，并再一次确立了在长三角，甚至长江流域的中心城市的地位，上海经济发展从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一跃成为增长领先地区。从1992年以来，上海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其不仅在长三角，而且在中国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也得到巩固和加强。
在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影响下，长三角地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气象。20世纪80年代，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群龙无首”的局面开始有所改观。由于获得了中央政府的优惠政策支援，上海在长三角中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改善，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因此进入了新的阶段。
浦东开发向包括江苏、浙江在内的上海周边地区提供了两个方面的发展机遇：
（1）加速改革的机遇。由于浦东开发开放，20世纪80年代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后卫的上海一举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进地区，一些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首先将在浦东推行，由此带来的制度收益，无疑对周边地区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比如证券市场的开放、金融体制的改革，等等。
（2）引进外资的机遇，以浦东开放为契机，国际上掀起了上海热，由此带来了外商对长三角地区投资的热潮。
（3）如何利用浦东开发开放的机遇。上海、浙江、江苏的不同部门的行为模式也有差异。
在省级政府层面上，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主要形成了两个协调会议：一是江浙沪省（市）长座谈会；二是长三角15市的市长协调会。但是具体的成果似乎不是很多。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周边地区（如浙江）虽然也看到了浦东开发给浙江经济带来的机遇，因而提出了“接轨浦东”的口号；但另一方面，则担心浦东开发会形成“黑洞”效应，吸引周边地区的优质资源，包括资本和人才去上海，进而对周边省区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具体的政策层面，浙江和江苏都没有提出比较具体、有实质性内容的促进长三角一体化的举措。
利用浦东开发开放的机遇，在江浙两地邻近上海的市县一级的层面上具有更为实质性的内容。
江苏南部的苏锡常地区，首先利用自己和上海紧密的地理位置，利用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第一阶段，即上海经济区时期已经建立起来的微观经济联系，将原来已有的上海国有企业和苏南乡镇企业之间的技术转移通道迅速转变为利用上海的对外开放平台，引进海外资本，推动本地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的苏沪合作模式。继承了20世纪80年代的传统，苏南和上海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宏观务虚、微观务实”。务虚主要是利用中央给上海的优惠政策的“溢出效应”，包括在靠近上海的周边地区设立和上海“接轨”的出口加工区、技术开发区等等，而不是直接求助上海地方政府或依靠上海政府部门的政策许可。务实就是主动以市场化手段将上海作为资源利用平台，零距离地对进入上海、或对意愿进入上海的外商展开联络工作，加快引资步伐。
这一时期，在利用上海资源方面，和苏锡常地区具有同样优越的地理位置的浙江嘉兴地区成果并不是很明显。在地缘关系上，由于浙江北部近邻上海南翼的嘉兴地区在经济上自主独立意识和能力相对不如上海北翼的苏州地区，或者说，当时的嘉兴地区在更多地通过市场手段利用上海资源来发展地方经济的主动性相对不如苏州，因此，其在发展方面也相对逊色于苏南。
利用浦东开发开放机遇的第三个层面是企业，浙江在这方面的收获可能更大。
比较苏南地区以当地各级地方政府主导、“官民同心”共同推进和上海的关系，进而转向外向发展轨道，推进本地区经济转型的方式，浙江经济和上海的连接点往往更多地带有民间、个体（包括个人以及民间企业）和非正式关系的特点，即以民间力量为主导力量的特点。而民间力量要利用上海的资源，就只能更多地采取进入上海求发展的方式。这一时期，随着浙江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浙江的民营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进入上海发展开始增多。1991年底，设在上海浦东新区的国内外企业有142家，其中江苏、浙江各有33和32家，占外地企业总数的一半以上。以后，进入上海的浙江企业一直在不断增加。
总之，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上海开始拥有新的资源优势，包括中央给予的优惠政策，以及由此而来的制度优势和吸引外资方面的优势。上海新的资源优势的形成是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入新的阶段的主要原因。在这个阶段，区域经济合作对上海周边地区来说已经不是利用上海的“星期天工程师”，而是利用上海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和其他资源优势，来获取本地区的发展资源，加快本地区发展模式转型，或者加快企业发展。在这一阶段，如何利用上海这些新资源优势，上海周边的江浙地区内部的反应是有温度差的。一般来说，依靠市场获取资源比例比较高的部门，历史上和上海的经济关系更为密切的地方和部门，采取了比较主动姿态，如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部门，以及临近上海且历史上就和上海有较为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因而有可能比较容易地获取上海浦东开发的外部经济苏南地区，特别是苏州地区。而依靠组织获取资源比例较高的部门，如江浙地区较高层次的地方部门，省一级的地方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部门就常常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第二阶段和第一阶段的区别主要在于：中央政府不再提供一个类似像上海经济区这样的组织和制度框架，中央政府对一体化的贡献主要在于向上海注入了新的政策资源，从而激发江浙地区对区域经济合作的新的动力。但另一方面，由于整体制度框架的缺失，尽管有一些非常设的地方政府间的协商组织形式，但主要地方政府层面和制度层面的一体化进程并没有明显的进展。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外资和国际产业转移作为新的动力的出现，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微观层面，区域内部的企业的跨区域发展开始形成势头，并成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动力，民营企业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作用进一步强化。在长三角区域经济迅速发展和市场化改革顺利进展的背景下，长三角一体化由于非正式制度和非政府层面进展在进一步强化。
第四节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三阶段
世纪相交前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进入了第三阶段。
如果说可以将上海经济区的建立作为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一阶段的重要标志，将浦东开发开放作为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第二阶段的重要标志，那么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第三阶段的重要标志似乎不是很醒目。笔者倾向于把2002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作为主要标志。在这之前，1998年沪杭高速公路的通车是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第三阶段到来的重要序曲。
其主要理由是：沪杭高速公路的开通，表明长三角地区内部的高速公路主要框架已基本形成，从而为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创造了重要的基础条件。长三角地区中沪宁、沪杭高速公路是长三角的主要交通干线，是上海伸向江浙两翼的主要臂膀，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和一体化进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沪宁高速在1992年就已开通，而沪杭高速却迟迟没有开通，这本身就暗示着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存在着问题。与此相对应，上海南翼的嘉兴市的经济发展状况也远远落后于上海北翼的苏州。1998年，沪杭高速公路开通以后，嘉兴的经济速度明显加快，其年经济增长率从以往一直徘徊在浙江省各市的第五、六位，一跃成为浙江省经济增长速度数一数二的城市，并在这以后几年，一直保持这样的增长势头。沪杭高速公路的开通和嘉兴的变化对长三角一体化主要各方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进入第三阶段的主要标志是国际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加速，由此导致国内外企业主导的要素跨区域流动的深化和广化，推动着地区间产业分工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