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市民们认识到，其实好多事情由政府以外的路径加以解决会更好。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城市文化的丰富性与影响作用能力会得到强化，另一个是政府功能可以集中力量在那些政府必须的工作面上充分发挥好作用。二是发挥新甬商特有的文化携带、文化扩散、文化交流作用，使宁波的城市文化体系在开放度上、在包容度上、在丰富度上具有显着的先进性。既然我们已经在理论上确认了今天新甬商构成成分的丰富性，既然我们已经毫不怀疑新甬商所具有的强大的整体实力和传播影响。那么，通过主动的引导、推动使外出的新甬商能够在做生意的同时也做好宁波城市文化的扩散交流工作以及外部文化信息的汲取和反哺，使外来的新甬商在生意落户宁波的同时也实现其自属文化在宁波的落地生根以及对宁波文化的认知推介，使本地的和外来的新甬商通过其团队内的交流融通和团队外的扩散影响最终实现宁波城市文化体系的丰富与多元价值，获得更为长久和强大的文化生命力，促成宁波的城市美好、生活美好又何乐而不为呢？！
四、宁波的城市文化构建必须强调与台湾的交流互动
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了《告台湾同胞书》，1983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了“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导思想，1995年，中央出台了对台政策的纲领性文件，即着名的“江八点”，2003年，胡锦涛同志在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台湾代表团分组审议时又进一步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四点建议。回顾这一系列历史性的对台工作纲领性文件，其精神落到实处就是一句话：和平统一、实现台湾回归祖国。30年的始终如一已不再仅仅是简单的政策表现，更是一种民心所向和历史的必然趋势。刚刚落幕的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的诸多成果便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把这样一种必然与正致力于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致力于自身和平崛起的基本国策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和平统一祖国”绝不是针对某一局部问题的孤立选项，而是和平崛起、振兴中华的21世纪国家总体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不会变动的基本国策。
和平解决台湾问题，首先应该致力于寻求台湾民众与祖国大陆、与祖国民众间主流民意的和解共融。而寻求这种和解共融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大陆敞开胸怀，在两岸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的交流互动中实现互利双赢。在这个交流互动的过程中，大陆的沿海城市义不容辞地承担着首发阵容的责任。宁波市尤其应该积极地发挥自身与台湾间独有的地理、历史、人文、情感联系以及自身在航运、制造、民营经济体制、政府高效管理等方面的立体优势，在与台湾的良好互补互动中实现高水平快速发展，也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做出应有的贡献。
应该说，这方面的工作宁波与长三角其他城市比较还是需要再加一把力的。
仅从数据表现看，在浙江的北面，截至2009年3月，上海累计批准台商投资项目7000多个，合同台资超过210亿美元。江苏省吸引台资的规模更加诱人。截至2009年，台商在江苏投资项目累计超过2万多个，合同利用台资金额超过410亿美元，在江苏常住台商台胞超过80万人。这一事实已使得江苏省成为了祖国大陆与台湾经贸和文化交流最为密切的地区之一。在浙江省南面的福建省则以特别活跃的人员往来和省际贸易冲击着人们的眼球。仅今年头四个月，闽台间贸易额即接近17亿美元，入出境旅客近7万人次。与此相较，尽管宁波的台资企业占了浙江全省台资企业的近半数，但其规模与频率既不能南望厦门，更无法北超上海、苏州。这样的局面显然应该引起宁波市乃至浙江省的高度重视。
五、宁波该怎样利用海洋框架内的浙江台湾省际关系
当前海峡两岸已经形成了和平发展共荣的主流民意，而台湾近年来经济一直低迷不振，高成本、高风险因素更使得台湾高科技企业与金融航运资本格外属意于大陆。依据上述分析，宁波市在吸引利用台资上面临的机遇有三：第一个机遇是中央坚定不移地奉行和平统一祖国，鼓励民间多方位开放交流、互动双赢的大政方针。而台湾当局自国民党执政后力推两岸和解共生政策，海峡两岸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和谐局面。这是最重要、最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也是宁波市趁势发展甬台互动关系最有效的政治保障。第二个机遇是近年来宁波市在经济上的迅猛发展及其蕴含的巨量商机已经为与台湾良性互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一波台资二次西进比较上世纪90年代的台商第一次离岛登陆，一个极大的不同即是这一次登陆的台商无论是业态（高科技制造、金融、物流），还是规模（大集团、大企业、大手笔），抑或层次（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水平）都是前一次所远不能及的。第三个机遇是宁波市经济社会在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后已产生了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必然要求。而这个必然要求在资本、技术、管理和开放度上形成的巨大需求对于正在寻觅市场机会的台资而言无疑是极具魅力的。二次西进的台资无论其业态构成、技术含量构成、还是资本规模都与宁波市乃至浙江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需求对接度很高、互补性极强。这三个机遇中，前两个是全国共有的，关键看谁能用好用足。后一个则绝对是宁波市的个性化机遇，抓住这个机会，大量吸引纷纷西进的台湾资本、技术以及规模企业，就可以借力发力，推进宁波经济的转型升级。
初步分析，宁波利用机遇的优势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经济成分的优势。
宁波经济的主力是民营经济，而且是在劳动力、制造能力、市场营销覆盖诸方面达到相应水平的民营经济。这为台资在宁波的落地对接提供了极大便利。第二是地域的优势。宁波与台湾共处一片东海，非常方便与台湾在综合开发利用东海的合作课题上做好大文章。第三是政府引导支持的优势。宁波市各级政府观念先导科学、管理水平高、服务意识强、有实干精神已经是形成口碑的。这一点对于初初落地、迫切盼望顺利进入发展轨道的台资而言无疑是至关重要的。第四是传统的、亲情的联系优势。浙江省与台湾省不仅有经由捕鱼业、商贸业形成的传统往来亲情联系，更有经由长期共同抵御外侮形成的传统往来亲情联系，更为独特的是经由上世纪国民党离开大陆撤退台湾形成的、以蒋氏家族为核心的老兵传统往来亲情。这种多元素交互渗透的往来亲情使得浙江省与台湾省在传统上、民俗上、心理上乃至于民族大义上形成了难以割舍的联系。依据以上四个优势，尽快行动起来，是宁波发展的必须，也是浙江发展的必须。
要把机遇和优势转化为现实的成果，还必须出手快、定位准。笔者以为，这个关系定位可以表述为：一种和平统一大背景下的互利双赢全方位省际交流发展关系，一种祖国、民族框架结构内的好兄弟、好伙伴、好邻里省际交流发展关系，一种务实的、互补的、互利的省际交流发展关系。在这样一种实质性的省际交流发展关系构建过程中，宁波应该着眼于在东海的框架结构内与台湾发展合作交流。具体地说，比如依托宁波－舟山港和台北、台中港的交通物流业合作、依托宁波制造能力优势、劳务成本优势与台湾技术、管理优势的高技术含量工业制成品制造合作，依托宁波高校与台湾高校学科专业优势的文化教育合作以及依托东海的海洋石化、海洋综合资源开发合作，依托旅游观光、商务考察、会展参与等的旅游观光会展业合作等。在海洋大市的城市发展姿态确立后，宁波首先应该做的就是围绕这一发展姿态研究制定并出台适合自身发展需求的地方法规政策，为与台湾的交流合作创造全新的、宽松的发展环境；其次是围绕这一城市发展姿态，规划出台富有创意、富有想象空间、富有吸引力又能落到实处的大项目、大课题，使合作双方形成优势互补。比如联合舟山市、台州市设立台资专署的经营区域，比如在宁波以及下属县市设立浙江与台湾传统亲情往来史迹的陈列展览，比如主动开展多种形式、多层次人群参与的乡情宁波、商机宁波、财富宁波、美丽宁波等主题推展活动，把宁波深入介绍到台湾去，把台湾深入介绍到浙江来。其三是围绕这一城市发展姿态，依托海运、利用陆空运输路径构建内部覆盖浙台皖赣、辐射中国内陆地区的贸易物流网络，外部联通东亚，辐射全球的中转物流网络；其四是依托双方的资源、技术、资本优势，围绕东海进行海洋的综合利用开发合作。能如此，则东海不但能够成为浙江与台湾的合作之海、致富之海，更能够成为祖国和平之海、祖国统一之海。这，是每一个宁波人、每一个浙江人、每一个中国人都幸甚至哉的。
结语
宁波与海洋密不可分，宁波人应建立开放、包容、完整的海洋意识，宁波应该具有全新的海洋城市发展姿态，宁波应该构建并且成功运转一种向东、向海的亲水型枢纽城市文化系统。所谓向东、向海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朝向更是指宁波的城市文化系统中应有的一种国际化视野；所谓亲水则不仅指有水皆亲，更是指宁波城市文化系统中应有的立体、综合的海洋宁波文化构成，这是一种能够对未来宁波城市发展产生决定性引导作用的文化构成；所谓枢纽则特别强调了宁波城市文化系统中必须具备的从物质产品到精神产品的强大的吸纳、创新、产出，交联、辐射、影响能力，有了这个能力，宁波才会形成真正意义上属于自己的城市影响力半径，而这个半径是一座枢纽型城市必不可少的。可以说以上就是宁波向东、向海的亲水型枢纽城市文化系统的所有意涵提炼。这是历史赋予宁波这座城市的责任。就让我们从确立这样一种城市发展姿态，构建这样一种城市文化体系开始工作吧，这样一个美好的城市品牌形象必将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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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连横《台湾通史》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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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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