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是一个令人向往和迷恋的地方。进行文学创作的江南人，避免不了在文学中夹带某种怀旧的情绪，从精神上追溯江南。遥想前朝，江南山清水秀，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在那里，经济发达，文化开放。文人吟诗作赋，呷酒填词。其间又有秦淮河畔歌馆楼台，青楼林立，引人无限遐想。如今历史已成陈迹，当年的繁华不再依旧，但这些历史的文化遗迹却留在作家精神空间里，牵引着作家们的思维向“历史”前进。
严家炎先生断言：“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来说，区域文化产生了有时隐蔽、有时显着然而总体上却非常深刻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手法，而且还孕育出了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作品的独特风貌固然是由作家个体性格决定的，但作家的性格气质、知识背景、语言风格却不能不深受地域文化的影响和制约。由上所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句话当然也适用于文学。作家的写作维系着特定的地域，地域是识别不同的写作风格、趣味的一个重要指标。
作家苏童出生于江南水乡苏州，他的创作明显嵌入了江南文化的印记。无论是塑造的“香椿树街”、“枫杨树村”等封闭式的艺术世界，还是后来“触电”创作的以女性命运为旨归的系列作品，他都以本土本色作家的姿态，如实地将心灵的思想打到文学的幕布上，从而走上了一条精神上的归乡之旅。生活在城市工业区的苏童，从小感知的是混有“樟脑丸”气味的工业雾霾，接触的是穿有黑色绸裤的油厂工人。他的文字因此“古老潮湿”，缺乏明丽的色彩，语调选择像水墨画，娓娓道来既抒情又阴沉。他从意象的破败、颓废中提取美感，作为艺术创作的基本原则，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始终氤氲着一股感伤萧索的气氛。“我们很难为苏童笔下的南方找到一个精确的人文取象，但苏童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带有他个性戳记的江南世界。”
第一节文化品格与先锋精神
在《苏童创作自述》中，苏童不无深情地回忆了“苏州城北的那条百年老街”。杏花、春雨、江南、柳絮、春燕、运河、小船、青砖瓦房、白墙垛、石板路——“吱呀”一声，老街上打开一扇门，走出一个小男孩，圆头圆脑。他的后面走来一个姑娘，是他的二姐。姐姐走了，他却并不寂寞，街上热闹极了，涮马桶的声音、倒垃圾的车子、乡下姑娘提着糕饼、走过去的汉子跟姑娘们打情骂俏、一群野孩子握着竹棍冲杀……这世界真有趣，静静观察的小男孩心里想。他就是少年苏童。
苏童现在的文学之思，可以追溯到他九岁时那次很严重的肾炎。
那时的小苏童，体会到了对死亡的恐惧。病时长时间与同龄人的隔膜、一个人的冥思妄想，老街上形形色色的人这时起应当就进入了苏童的视角，为其以后构筑嘈杂的香椿树街、与世隔绝的枫杨树村等文学世界提供了充分的可能，也为女性系列小说里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气息得以形成制造了温床。因为每个人的童年时期是形成个性气质的最重要阶段，他这时对人生的体验与感悟必将影响成人后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形成。
同时代的作家毕飞宇对苏童有个评价，说他这些年最大的变化就是没有变化，用四个词概括是“单纯、诚实、成熟、大度”。苏童也自称，“从来不具有叛逆性格和坚强的男性性格”。他正是这样，以恬静的、平缓的语调，叙述一则又一则的江南故事。令人惊异的是，他的笔下内容丰富，文字生动，人物栩栩如生，丝毫不像他的生活阅历那样苍白。他的小说背景向来模糊暧昧，有时候写的是生活里一件鸡零狗碎的事情，但字里行间里都会有无限乐趣。
在生活方式上，苏童喜欢流行歌曲，喜欢名牌时装，喜欢去南京大大小小的中西各式餐厅去锻炼胃口。他甚至喜欢逛商场、唱卡拉OK，和朋友没日没夜地搓麻将。苏童淡泊、宁静、温和、自在，不争名于世，不争利于朝，用他的话说，“蜗居在自己的小楼里，读书、写作、会客，与朋友搓麻将，没有任何野心，没有任何贪欲，没有任何艳遇，生活平静、心态平静，作品也变得平静。”正是没有对深度的负担，在这种平静中，苏童才能走出平常生活的漩涡，在大脑里创作出一个光怪陆离的文学世界。苏童小说中有两处主要地理标记：“枫杨树村”和“香椿树街”。前者是苏童想象的故乡，后者则是故乡父老移居（或逃亡）落籍的所在，一处江南市镇中的街道。
1980年，苏童去北京上了四年大学，北京明朗的天气空旷神秘，北方的沙尘暴造就了他另一部分刚性的生命。在北京，他“感受到文化的侵袭和世界的浩荡之风”；此时在文学上他初尝了成功滋味，大量的投稿使他得以在《青春》、《青年作家》、《飞天》和《星星》等杂志上刊发诗歌、小说。这是苏童文学道路的形成时期。
说到苏童的成名，不得不提先锋小说。苏童1983年即开始发表作品，但到1987年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才引起注意，这原因主要是与先锋的结合。此后，在马原的引领下，苏童开始异军突起，被文学评论界称为“先锋派”作家。无论是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艺术技巧上，此时的苏童极具创新意识，成为先锋小说的领军人物之一。
受益于改革开放的洪流，一时出现的先锋小说的形式主义实验，彻底解构了此前独霸中国文坛的现实主义小说。具体看，先锋小说的革命性举动，是对传统小说“文学是人学”、“文学是生活的反映”、“文学真实观”及内容与形式关系等既成观念准则、规范的拆解、颠覆和反动。然而，这些先锋性、前卫性的观念在文本中的体现却是通过叙述方式得以进行的，其中，很大程度上体现于小说的组织与结构方式。如果说，传统的情节小说是在线性时间和具体事件的因果关系的基础建立起自己的叙述规范与审美规范的话，那么，“先锋小说”就恰恰立足于对线性时间和因果律、必然律的消解与颠覆。
在“先锋作家群”中，苏童是成就很高的一个。一段时期，他的作品备受关注，特别是《妻妾成群》、《红粉》被张艺谋搬上银幕后，苏童的知名度更进一步提高。之后作品集《世界两侧》、《少年血》、《后宫》、《米》、《蝴蝶与棋》等相继出版，这可以看作是其先锋文学成就的一个总结。在9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自身的弊端，先锋作家们的创作也陷入了困境。这个文学现象如流星一样，虽然照亮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天空，却最终没有成为主流。但苏童的写作持续了下来，并且对先锋文学有一个理性的思考：“一方面，我赞赏所有的反世俗的写作，另一方面，我又觉得预设的‘先锋’姿态是有害的，它像一种病毒一样会损害一个健康自然的作品的生理组织。”与有些先锋作家执着于文体的革新不同，苏童在锤炼叙述技巧的同时，也坚持了传统的素材，把故事性当成小说中最重要的因素。
苏童写了许多历史题材小说，除《我的帝王生涯》、《米》之外，以中、短篇居多。这些作品，通过一些细小的历史碎片来展示作者对历史的理解，借逝去的时间与往事来演绎故事和作者的理念。在历史方面，苏童自称，他的小说不靠采访，不靠调查，“全是自己想出来的”，是“瞎编的”，“我的小说好多事情都没影子，客气一点说，可能只有十分之一，还不是扎扎实实的生活，可能还是影子，或者只是道听途说”。作为一个先锋作家，苏童写历史的方式和理念与传统的历史小说不尽然相同，他展示的是历史的虚无性和人生的荒诞性。苏童写历史的目的，并非再现历史或是寻求对历史的解释，而是借历史这个载体来浇灌他个人的心灵块垒，塑造正史上不曾发掘的形象，解构历史，以新的个人的历史观来构建历史。
这之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我的帝王生涯》。作品中的历史已经完全脱离了传统正史的羁绊，成为了虚构的个人生涯的书写。“我”的历史仅仅表现“我”个人的情感和经历，与别人完全无关。显然，它是对传统历史的背弃与拒绝。同时，在作品里，作者还着力展示了历史的虚无性与荒诞性。正如帝王的地位被“我”弃之若履一样，人生的历史也只不过占据了如此的地位而已。苏童在自序中说道：“《我的帝王生涯》是我随意搭建的宫廷，是我按自己喜欢的配方勾兑的历史故事，年代总是处于不详状态，人物似真似幻，一个不该做皇帝的人做了皇帝，一个做了皇帝的人最终又成了杂耍艺人，我迷恋于人物峰回路转的命运，只是因为我常常为人生无常历史无情所惊慑。”
苏童的新作《碧奴》是世界范围“重述神话”系列的亚洲部分。虽然名义上是改编自孟姜女的故事，但重归先锋体裁，与原有的古典精神大相违背，写了碧奴在给夫送冬衣的路程中的魔幻故事。碧奴走上这一段被巫师卜为必死之路的寻夫旅程，颇有先锋姿态。但这时的苏童已非刻意写作先锋，重述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把重点转移到了碧奴的眼泪上。小说开篇就讲眼泪，读《碧奴》可以感受到江南的梦幻婉约，仿佛一下子掉进了雾雨迷蒙、水气氤氲的江南。
面对苏童这次小说的实验，评论家陈晓明有一段话。他说：“您的这次写作是完全的要延续一段已死的历史，要救活它，给它做人工呼吸。”陈晓明说的这段“已死的历史”，指的是苏童的先锋写作这段历史。
苏童小说的江南性质在他向大众阅读靠近的过程中暴露无遗。
在《妻妾成群》之后，苏童接连写了《妇女生活》、《红粉》、《木壳收音机》、《米》、《离婚指南》等。这些小说不管触及的是一些主观的历史情境，还是与现实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的内容，都流露出一股令人叫绝的江南情致。这种情致不能完全用风格、景物之类的语言来概括，而是表现得相当内在和综合，既是叙述的、结构的、故事形态的，也是一种小说精神，一种心理、文化或命运式的东西。这种东西甚至可以在阅读中感受到它的气味、色泽和颤动。“江南”这个普泛的字眼，在苏童那里有了极具个性化的呈示，构成苏童小说中相当重要的审美判断与价值取向，成为一种意象，一座密不透风的象征群落。
第二节从“香椿树街”到“枫杨树村”的背叛和还乡
苏童生长于苏州，定居于南京。两座城市都饶有历史渊源。姑苏烟雨、金陵春梦，多少南朝往事流落在烟雨中。苏童对于生长的地方，有一份自觉的爱恋。苏童原名童忠贵，将笔名取成“苏童”两字，或许可以这样理解：“苏”即姑苏的苏，是他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家乡；“童”，很自然地联想到童年。由此可见，江南，是苏童小说的地缘背景，是他在纸上刻画的一个家乡；童心，则是苏童小说的写作视角和心灵依存。
江南意识，江南气质，江南氛围，这一切构成了苏童小说世界的底蕴：躁动不安的生存欲望，怪异诡秘的历史与自然，自由洒脱的叙述风格。苏童天生是个说故事的好手，他的故事背景是江南水乡，有着独特的江南意象，他笔下的世界总是散发出一股南方八月湿热的氤氲。
苏童的小说写作在前期大致有三类取材范畴：一是少年视角的城市小说，称“香椿树街系列”，如《桑园留念》、《伤心的舞蹈》、《刺青时代》、《舒农》等，多为苏童内在心绪和感觉的表现。二是以乡村为描绘背景的“枫杨树故事”系列，如《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罂粟之家》、《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祭奠红马》等，这类作品明显受福克纳小说的“约克纳帕塔法”系列的影响。苏童在虚构的枫杨树场景驰骋着自己的想象，同时，“枫杨树”已经大大超越故事、文本的层面，成为寄寓苏童无限快乐或忧伤、憧憬或冲动的“精神之乡”。三是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背景的“妇女生活系列”小说，如《妻妾成群》、《红粉》和《妇女生活》。第一、第二类，又可以称为“缅怀故园系列”，第三类描写旧时代女性的小说则纯粹是苏童想象的产物。部分“妇女生活系列”小说由于机缘巧合地“触电”，因此广受读者青睐，是苏童作品中知名度最广的一类。
与作品类型相对应的，苏童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大致亦可分为三类：一是游离在城市价值边缘的少年，主要集中在苏童的一些以童年视角作为叙述人的作品里，如《城北地带》等；二是逃亡者，这类小说是以苏童拟想的“故乡”枫杨树为背景，重点描写乡村生活以及乡村人物在城市的生活状况；三是被压抑的女性，对这类女性，苏童用细腻的笔墨突出表现其内在的心理，如《另一种妇女生活》等。
苏童笔下的许多故事都围绕着“枫杨树村”和“香椿树街”这两个空间发生。因此江南成了他所有故事里的标志和精神支柱，尽显一种堕落与诱惑，这形成苏童小说的文化底蕴。苏童借此营造了阴森瑰丽的世界，叙说颓靡感伤的传奇。在那个潮湿闷热的世界里，耽美倦怠的男人任由家业江山败落，美丽阴柔的女子追逐无以名状的欲望，宿命的记忆像鬼魅般四下流窜；虽然在刻画人物和事物时带着细微琐碎，但一直贯穿到最后的却是那些绝望颓废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