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则，中国方面代表也曾讲明，他们每一次来港时，宋美龄似乎也来到香港，这从每次的新闻报道中也得到了证明。因此我们对这个自称宋子良的冒名顶替者虽然有不少疑问，但我们商定不必过于拘泥他的真伪了。
可见，日方在当时就已怀疑宋子良身份的真假。事实上宋子良的确另有其人，是重庆方面有意冒宋子良之名与日方进行谈判。《蒋介石传》(杨树标着)一书中对“桐工作”作了这样的评述：在反共高潮时，蒋介石是一面对日本密谈，一面积极反共的。当时是派军统特务曾广打扮成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对日本进行秘密谈判。
当时日本想用武力及谋略务使重庆的国民政府在1940年底屈服，因此一面利用汪伪作为威胁重庆讲和的手段；一面更注意建立和重庆的直接接触的线索，以便了解重庆的动向，加强和平攻势。所以，从1939年秋季开始，日本“在与汪建立和平政府的工作并行”“，努力开辟与重庆政府的联络路线”。9月15日，日本参谋本部以《建立中央政府为中心处理事变的最高方针》为题起草的文件中说：“建立新中央政府的工作，其实质包括促成重庆停战的指导，吸收其武力、财力。”日本将这项工作叫做“桐工作”。1939年12月下旬，以宋子良身份出现的曾广，在香港和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中佐会谈。铃木的实际身份，今井武夫说：“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于一九三九年十月在南京设立后，十一月底就起用参谋本部的铃木中佐驻在香港，命令他策划建立同重庆政府的联络路线。”
1939年12月27日，曾广同铃木第一次会见，曾广表示了如下要点：“一、重庆政府继续进行抗战的真意(摘要)。1.日本方面破坏了陶德曼工作。2.对日本所说的尊重主权、保全独立大有疑问。3.看不出日本有停止侵略、举行会谈的态度。二、重庆方面关于收拾时局的意见(摘要)。1.日本若尊重中国的名誉和主权，就准备和日本和谈，因此希望在承认新中央政府之前就协商。2.中国希望美国等第三国从中调停。3.在谈判前休战，希望日本方面提出撤兵的保证。4.请日本相信国民政府会镇压共产党的抗日行动。5.希望日本避免干涉国民政府进行改组等内政。三、中国方面对日本的质疑(照录原文)。1.日本是否想重新考虑不以国民政府及蒋介石为对手的声明，若想重新考虑，那么用什么办法使中国方面确认此点？2.日本的对华态度果真是采取中日经济提携的话，那么，在能够达到此目的之前，是否能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局面？3.日本政府有没有向国民政府提出和平提案的意思？如果有，能不能暗中向蒋介石本人递交有关和平问题的亲展函件？因为公开进行会谈对蒋介石的对日和平工作造成极大妨碍。你方的《近卫声明》就是因已公开，以致使蒋介石的立场陷于极端困难。”对以上的质疑，当时铃木毫无回答的准备，只是要曾广在所谓中国派遣军或地下潜伏工作范围内维持联络。1940年1月22日和2月3日及10日、14日，曾广又先后多次同铃木会见。日本就“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作了说明，说这是“日本政府的一个宣传姿态”，请曾广消除这个误解。在2月14日的会见中，曾广转达说：在中日两国正式会谈前，2月底在香港以三名代表举行圆桌会议讨论和平条件，重庆政府对此抱有极大期待。
1940年3月7日至10日，蒋介石的代表曾广、章友三(前驻德大使，当时任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陈超霖(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和日本代表铃木中佐、今井武夫、臼井茂树(日本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大佐)在香港东肥洋行举行第一次预备会议。中国方面除曾广以外人员均出示了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签发的证明书，日本方面人员也出示了陆相佃俊六签发的证明书，相互确认对方的身份后，开始讨论。当时蒋介石为了确保这次会谈进行，在5日特派宋美龄到香港，从侧面协助中国方面的代表。会议的结果除了利用无线电联络外，还特别设立联络组，每天乘班机往返于香港和重庆间。
在整整四天的会谈中，从表面上来看，大体能够在谈笑声中交换了意见。在这个期间内始终成为争论的中心，结果不能得出结论的，依然是中国承认满洲国问题和日本在中国部分驻军的问题以及对汪精卫政府的处理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中国承认满洲国的问题。这时，日本把汪伪政权的建立推迟到3月30日成立，等待蒋介石对香港会谈的答复。3月24日，蒋介石给香港的铃木的答复：“关于承认满洲国问题，政府内部的意见形成对立，不易决定，希望延期到4月15日再作确定答复。”对此，日本政府很恼火，认为这是“辜负了我们的期望”。于是在3月30日汪伪政权就成立了。
1940年4月11日，曾广从重庆到了香港，向铃木提出再开预备会议，表示重庆政府已决定了成熟的方案。5月7日，章友三也到香港。同时报纸报道了宋美龄到香港治疗牙痛。6月4日，曾广和今井武夫等在澳门举行第二次预备会议。会前，曾广对今井武夫私下说了这么一些话：“蒋介石委员长表面上姑且不谈，内心在希望和平却是事实，因此，在香港第一次秘密会议的备忘录中，日本方面如能认可第一条和第三条(第一条关于满洲问题，中国在原则上同意考虑，但方式如何另详商议之。第三条关于共同防共问题，原则上同意，但军事秘密协定在和平恢复后秘密协议之)中中国方面的意见，估计必然可以签订协定。”“目前，在重庆政府内部，反对达成和平的是共产党和冯玉祥。”“秘密会议如果实现，当然要讨伐共产党。已经订立了讨共计划，如果不能，希望在七月以前就实行，胡宗南、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邱岳等将领已经集中在重庆协商完毕。因此恢复和平后恐怕要向日本请求补充武器等的援助。”“中国在日华停战的同时，就要发表反共宣言，所以在第三次秘密会议中希望从时间到内容方面能同日本协商。”“对于国民党内反对派的元凶冯玉祥，已准备用各种方法挫杀他的锋芒，如不得已时，考虑到用最后的强硬手段。”
在会议中，曾广等说明：重庆对于承认满洲国及驻兵问题有困难。日本方面的立场很强硬。6月6日会谈结束时，“双方同意了一项令人不能想象的妙策：请蒋委员长、汪精卫和坂垣征四郎三人在湖南长沙(中国第九战区)会谈，一举解决一切问题”。日本同意这个计划，并通知汪精卫。结果，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因为汪系认为这是重庆的谋略，并且如在中国第九战区的长沙会谈，他的安全警戒是非常困难的”。后来，板垣就想改由自己和蒋介石两人会谈，预定会谈在7月28日举行，在中日两国由局部停战到全面停战，再结所谓“东亚联盟”。不久，由于德、意、日结成三国同盟，英、美加强了对蒋介石的援助和压力，日、蒋谈判就中断了。
在曾广以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的身份在香港同日本进行妥协活动的稍后，还有中国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和前国民党铁道部财务司司长张竟立同西义显进行妥协活动，称之为“钱永铭工作”。结果是日本于1940年11月30日承认了汪伪政权，使这一活动停止。
就这个阶段蒋介石的妥协活动来讲，由于“日本正式承认了汪兆铭的伪政权，而中日两国的一线接触即完全截断”。蒋介石在1940年12月2日的日记上说：“近卫无智无能，承认汪伪，使中倭酿成不解之仇，既为敌国惜，更为东亚危也。”
重庆方面为何要借用“宋子良”这个名字，日方明知有假又为何将错就错呢？
日本政府知道，自“九一八”以后，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在政府内的两派——英美派与亲日派之间势力消长的斗争中，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变化。宋子文是国民政府中英美派的代表，是对日强硬派。而且，当时的宋子文与其二姐宋庆龄一样，同情共产党，宋子文曾多次参加了南京国民政府与中共的谈判。抗战爆发后，闻名中外的宋氏家族更有抗日救国的不凡表现。所以，若能动员宋家成员参与中日间的和谈，意味着国民党内对日强硬派态度的转变，这将有助于蒋日谈判。
1938年初，曾有日方代表访晤过时在香港的宋子文，允诺中国如果愿意和谈，日本的条件会是非常容易被接受的。之后意大利大使柯莱又向宋子文转告了日方关于调停中日关系的条件：（1）中国应承认“满洲国”；（2）日本将在华北驻兵；（3）日本在华北享有经济特权；（4）在上海设立一个中立区，日本将不提出特权；（5）应支付赔款。宋子文询问柯莱哪个国家应收到赔款，日本是否打算对南京大屠杀和轰炸上海而向中国支付赔款。柯莱回答说，任何一场战争结束之后，总要支付赔款，日本肯定期望得到些什么。事后，宋子文在向美方报告有关情况时指出，柯莱传递的条件看来比以往来得温和，显然日本试图尽早结束与中国之间的冲突；但是中国将继续战斗下去，因为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解决目前的危机。宋子文的对日态度，显然仍是强硬的。一年以后，由宋子良出面与日方商议和谈之事，在日方看来意味着重庆方面对日态度的转变，当然乐意接受。
到后来对其身份有所怀疑时，日方与重庆方面的谈判之门已打开，是否真是宋子良已不重要，在日方看来，“我们充分谅解像宋子良这样的地位不是一个处理和平大事的那样高级人员，我们也一向只是在利用一个和平路线的窗口，不强行论及他的人物大小和职位高低，今后也专以这条路线沟通与重庆的直接联系为主要着眼点，依然继续进行谈判”，而且，“当时，日本政府内心里是在希望找到日华和平会议的端绪，可是不容易开辟出联络的路线，正处于焦急之中。大本营也还不舍得放弃桐工作，已决定方针，一面慎重地加以警惕，一面继续谈判”。
可见，宋子良参与和谈，只是一个幌子，宋美龄却是真正地参与其事。作为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参与了蒋、日之间的一些和谈活动，做了一些联络协助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