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纪钧
鲁迅先生从十二岁到十七岁在绍兴离他家不到半里的一个私塾——“三味书屋”读书。鲁迅与塾师寿镜吾的师生情谊是人所熟知的。鲁迅说过：“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鲁迅离开绍兴之后，与老寿先生一直有书信往来。一九〇六年鲁迅曾回绍兴，又去三味书屋看望老寿先生。一九一五年老寿先生的夫人去世，鲁迅闻讯表示哀痛，并在日记中加以记载。一九二六年鲁迅在《莽原》杂志“旧事重提”中写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篇脍炙人口的散文，充满了对老寿先生真挚的爱戴和敬意。老寿先生于一九二九年旧历闰六月二十四日去世，终年八十岁；当时鲁迅正英勇地从事着文化战线上反“围剿”的斗争。
其实，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的时候，老寿先生只有五十来岁，“高而瘦”是真的，但并不怎么老。可能在十多岁的孩子看来已经属于“老人”了。老寿先生年老以后的情况，现在在世的目击者并不多。他在丧偶以后的十多年里，一直同孙子寿积明、孙媳王孟华住在一起，直至去世。我母亲王孟华年已九十二岁，身体尚健。我有时听母亲讲起曾祖父晚年的一些情景，记述如下：
（一）绍兴是文化古城，读书的人多。当时读书人大抵有三个出路：一是应试做官；二是替官僚做幕僚（即师爷）；三是教书。老寿先生有封建知识分子的清高思想，对读书人去应试做官、追求功名利禄很有点瞧不起，当然，同样瞧不起读书人去当师爷。加上目睹清廷的腐败和官场的弊端，使他对应试非常反对。他是清同治八年（1869）会稽生员，又是学识渊博的宿儒，劝他去应试的亲友当然不在少数，但他发誓“此生不渡钱塘江”（清代浙江乡试在杭州）。
不仅如此，他还不让自己的儿辈去应试。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鹏更，行医，挂牌“信天庐”；二儿子鹏飞，本来也在三味书屋设帐教书，人称小寿先生，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就是小寿先生的学生之一。寿鹏飞不甘心以教书为业，几次想去应乡试，都被老寿先生制止，后来寿鹏飞决心应试，老寿先生还是不答应。那时，他们二人都住在东侧楼的楼上，寿鹏飞住南面一间，老寿先生住中间一间，楼梯则在北面一间，寿鹏飞要下楼必须通过老寿先生的房门口。考期临近的那几天，老寿先生拿了一把椅子，坐在自己房门口的过道上，阻止寿鹏飞下楼。寿鹏飞别无他法，不得不在晚间用小布（一种只有一尺左右阔的布）缠身悬挂下去，始得脱身赴考。以后由于政治的动乱，老寿先生对于做官一类的事更加不以为然。大约在七十岁那年，他代人撰写了一篇发起组织诗社的序文，其中写道：“今日者，四境虎眈，中原龙战，纵使才堪经世，莫假斧柯；心切济川，奚资舟楫。”表达了不应出仕的意向。1928年，即老寿先生过世前的一年，是他中秀才（入泮）的第六十年，有人前来祝贺，侄儿寿孝天还送来了“重游泮水”的匾额，他却不让搞任何形式的庆祝活动，这也反映了老寿先生直到晚年对功名还是十分淡薄的。
（二）老寿先生对于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非常愤恨。他称外国人为“洋鬼子”。那时，绍兴小孩子哭，大人只要说一声“洋鬼子来了”，小孩就吓得不敢再哭。老寿先生看到这种情形有时就呵斥：“洋鬼子有什么好怕！”他的外孙范钟鋆寄住我家，在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承天中学读书，有一次学校里的外籍教师来我家，老寿先生知道后气得大嚷起来：“洋鬼子居然进了我的大门，这还了得！”马上把范钟鋆找来，告诉他：“不许洋鬼子再来，否则，不准你去上学。”孙辈中有人晚上去天主教堂学英语，总是偷偷摸摸地去，有时夜间回来被他发觉，也都编造些事情加以搪塞。老寿先生恨“洋人”，还波及“洋货”，对“洋货”也深恶痛绝，不许进门，也一概不用。孙子寿积明几次想给他老人家拍照，都遭到严词拒绝，这并不是他怕“魂”被摄去，而是因为这是“洋鬼子”的东西。现存的一张照片，还是偷拍下来的。这种笼统的排外思想和对资本主义工业技术的消极抗拒，自然是落后的，甚至是可笑的；但其中也包含着正直的民族气节。事实上，老寿先生对当时出现的一些新事物也并不一概抵制，像兴办新学，尽管因此而使来三味书屋读书的学生越来越少，他也并不介意；对于孩子去上新学，持的是欢迎的态度。
（三）老寿先生沉默寡言，有时行事还有些古怪。然而，他却是一个和蔼、慈祥的老人。三味书屋“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但远非想象那样，鲁迅先生的回忆是对的。老寿先生对学生既严格，又关心，“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读书’！”学生放学，他常常送到大门口，目睹他们过了石桥，才放心地转身进屋。即使在他的晚年，学生少到只有一、二名，也还是这样。这种情景，那时我母亲抱着孩子站在门口河埠头时，是常常见到的。在家庭里，老寿先生很疼爱晚辈。他的女儿嫁在本城，病危时老寿先生曾去守夜，死后又将唯一的外孙范钟鋆（九岁）携回抚养（寄住我家）。晚辈中成家的，总是视需要给他们添置些碗、缸、条凳一类的东西。年龄小的，也不时买些零食什么的。
有一次买了许多麻花（油条）藏在箱子里，今天叫这个来吃，明天叫那个来吃，这当然极不卫生，孩子们谁也不来吃，但他的用心是好的。我的大哥寿纪仁出生时，老寿先生高兴极了，用八角钱买了一只银质小猪，笑嘻嘻地拎着对孙媳王孟华说：“小毛头属猪，我有只小猪送送。”老寿先生与街坊之间的一些人也很讲得来，有的人爱同他开玩笑，他常以笑脸相迎。偶尔外出，到都昌坊口坐黄包车，拉车的工友冲着他说：“二老爷，你这双鞋要外加十斤！”（老寿先生穿的鞋底厚一寸许）他也笑嘻嘻地点点头。对车钱从不讨价还价，拉车的工友也决不会对他抬价。
（四）老寿先生终生过着清苦的生活。早年以教书度日，除了教书，另外的收入就是三味书屋后面的那两棵桂花树了。每年桂花盛开的时候他就请阿贵（音）、阿友（音）两位帮工把桂花打下来，每年收获量在二石（每石十斗）左右，然后卖给食品店。当时生活的艰难可以想见。据说，全家每天只有几个铜板的菜金，到了竹园长笋的季节连这点菜金也省掉了。每年除夕，有钱人家鸡鸭鱼肉，老寿先生家却不能这样。他的妻子设法弄一点荦腥煮一种咸粥，取名“欢喜粥”，每次旧历过年都吃这种“欢喜粥”，以致形成家风，连后来儿孙辈过年也少不了吃这种粥。当然，其佐料和滋味同老寿先生时已不可同日而语，我小时候过年就很爱吃这种香、鲜又带咸味的粥。老寿先生晚年，除儿子寿鹏飞常有钱寄来外，在绍兴的孙辈也都有收入，经济上不太困难，可是他过清苦生活的习惯始终保持。晚年的老寿先生不嗜烟酒，吃菜不外乎干菜、咸鲞。有时自己去买一条鳓鲞，叫孙媳王孟华一次切一小段给他蒸着吃。王孟华每每做一点好菜放在他桌上，他往往一声不响地移开，一筷不夹。喝水时放一点茶叶，但只在口渴时吃一肚，绍兴人叫做“口渴茶”。
老寿先生用过的茶杯、饭碗，有的王孟华至今还在使用，都是相当粗糙的。有病不求医，不吃药，听其自然。也不吃补药，只常吃一种价钱很便宜的叫做“玉竹”的中药。衣着十分简单，几乎连替换的衣服也不肯添置。晚年体衰，原有的高度近视，加上老花眼，视力极差，行动不便，可是他连手杖也不买，而是将一根门闩当手杖使用。现存老寿先生照片上所持的手杖，只要仔细看，就可以看出是一根门闩。人们常常看到他支着这根“手杖”，在上楼时数着一、二、三、四……，数到第十六档时，知道已经走上楼了。老寿先生对自己身后的丧事力主从简，晚年严禁家庭为他做寿衣、寿棺。为此他自己买了五百块砖，雇人在屋后竹园的西南角做了一个砖椁，叮嘱死后就埋在这里。
按当时的风俗，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于是家里的人只好偷偷在绍兴乡下（三江）一个亲戚家里预做棺材、置寿衣，葬地也选定在阮江附近的山地里。这事直到老寿先生临终时都不敢让他知道。
作者简介
寿纪钧（1935-1990），浙江绍兴覆盆桥人。寿积明的第三个儿子，也是寿镜吾的曾孙。曾先后在杭州钢铁厂、浙江省测绘局等单位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