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林、裘士雄
寿镜吾先生是绍兴“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三味书屋的主人，鲁迅儿时的塾师。他名怀鉴，字镜吾，又字幼墀，晚年别号镜湖、菊叟，浙江绍兴人，生于1849年9月24日（清道光二十九年八月初八日），卒于1930年8月18日。他坐馆授徒六十年，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崇高的教育事业，不愧是严谨执教、诲人不倦的一代师表。时人曾赠他一号：“通天教主”，“文德之隆，盖可想见”。鲁迅从十二岁开始从他读《四书》、《五经》、《周礼》、《尔雅》和汉魏六朝古典文学，寿老先生认真的教学，严格的要求，使鲁迅从小就打下了扎实的文字基础，养成了勤奋好学、务本求实的治学态度，对他日后的辉煌成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鲁迅对这位“高而瘦”、“须发都花白”、“戴着大眼镜”的启蒙老师，始终怀着“很恭敬”的态度，称赞“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方正 寿镜吾先生的“方正”，主要表现在他反对清朝政府的腐败统治，鄙弃沽名钓誉的功名利禄。
寿镜吾的一生，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年代。他面对“四境虎眈，中原龙战”的混乱时局，忧心如焚，义愤填膺。他深恶帝国主义列强的不断入侵，阴谋企图瓜分中国，以一生不用洋货以示抗议，行动虽偏于激烈，却表达了一位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朴素的民族气节。寿镜吾尤其痛恨清朝政府的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常愤愤地从昏聩的光绪皇帝、专权的慈禧太后骂起，一直骂到签订《马关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权臣李鸿章；而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深表同情。孰憎孰爱，历历分明。他曾仰天长叹：“纵使才堪经世，莫假斧柯；心切济川，奚资舟楫。抱感慨悲歌之意，于风云缭绕之时，能不发思古之幽情，效长言而永叹哉！”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悲愤激烈之情，溢于言表；字里行间，跳跃着一位“伏枥老骥”的忧国忧民的炽热之心。寿镜吾的反帝爱国、忧国忧民的思想，对鲁迅日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在他怀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宏愿，苦苦求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中，养成了针砭时弊、疾恶如仇的宝贵性格。
寿镜吾出生在一个自食其力的贫民家庭里，祖父和父亲均以酿酒为业，受到赃官恶霸、地痞恶棍的欺侮和凌辱，困苦的经历，坎坷的遭遇，使他养成了蔑视权贵、洁身自好的性格。他二十岁中秀才，自此以后便视功名利禄为草芥，发誓不走科举应试之路。
按他的“积学右文，固不难掇巍科作宰官以耀乡里”，可他宁愿在三味书屋坐馆教书，在“一领布袍，长期蔬食”的生活中度过他清白的一生。他常说，当今是昏君、贪官、佞臣当道，是“乱世”，作为一个正直而又有骨气的读书人是不能为官作宦，去为反动的清朝政府效劳的。他在《持身之要》中曾谆谆告诫子孙辈：“景况清贫，不论何业，都可改就。唯幕友、衙门人、讼师不可做。”当他亲眼看到鲁迅祖父周福清因科场贿赂案被捕下狱，鲁迅父亲周伯宜因案情牵连革去秀才，以致郁郁而死，就更加坚定了他乱世万不能应试做官的人生哲学。所以他的儿子寿涧邻、寿洙邻考中秀才后，他就坚决反对他们再去参加乡试，要他们和他一样，终生在家坐馆授徒，致力于教育事业。次子寿洙邻不听他的训诫，执意要去参加乡试，寿镜吾盛怒之下，就把他关在楼上房间里，自己亲守大门。因试期迫近，寿洙邻急于应试，被迫从窗户缘绳而下，踰墙而走。
不久，寿洙邻中举，做了吉林省的农安知县，派人给他父亲送来银子，寿镜吾拒不接受，原封退回，还当着差人的面怒斥道：“畜生，不听话！”寿镜吾蔑视功名利禄的言传身教，直接影响到青年鲁迅最初对人生道路的选择。他在家道中落以后，毅然效法他的老师，摒弃“读书应试”的“正路”，也不愿学做幕僚和商人，而是不顾世人“加倍的奚落”和“排斥”，决心远离故乡绍兴，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学洋务”，试图走从军报国的道路。
寿镜吾虽熟读孔孟的书，但不完全照孔孟的学说去做，更不佩服别人讲孔学，也不爱读八股文章，尤其鄙视《近思录》、《阴骘文》之类纯理学的书籍。
鲁迅深受其影响，少年时就“不喜词章之学，以为此等描头画角，文人习套，不足以发挥志意，尤不喜举子业”；青年时曾被亲友强拉去参加一次县试，终因厌恶科举，拒绝复试。他的名篇《孔乙己》、《白光》，形象地揭露了八股、科举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毒害，使无数像孔乙己、陈士成这样的读书子弟成了牺牲品和殉葬品；晚年又作《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对前清八股取仕的科举制度作了鞭辟入里的剖析：“在三四十年以前，凡有企图获得权势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读‘四书’和‘五经’，做‘八股’，别一些人就将这些书籍和文章，统名之为‘敲门砖’。这就是说，文官考试一及第，这些东西也就同时被忘却，恰如敲门时所用的砖头一样，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可见寿镜吾鄙视功名、不爱孔学、不爱八股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鲁迅的一生。
质朴 寿镜吾先生的“质朴”，首先表现在他六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忠于教职，以自己的丰富知识，辛勤汗水，浇灌着一批又一批童稚学子的心田。他讲解课文，注重甚解，以启迪儿童的心灵，不像其他塾师，只是照本宣科，然后去让学生死记硬背。有一次，寿镜吾在讲解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时，对其中的“好读书不求甚解”一语谈了他的看法：“‘不求甚解’者，就是不去看注解，而只读本文的意思。”这对阅读古书还刚入门的幼年鲁迅启发很大，直到晚年仍将寿先生的教诲牢记在心，还专门写了《不求甚解》一文，收进他的杂文集《伪自由书》里。寿镜吾很器重鲁迅，“每称其聪颖过人，品格高贵，自是读书世家子弟”，所以对他格外精心培养，要求也比一般学生严格，殷切期望他早日成材。鲁迅曾回忆说：“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先生出的课题，鲁迅能融贯书本中的知识，且又别出新意，常常受到寿镜吾的称赞。到了晚年，鲁迅还经常运用儿时学过的对课方法，命文题，定书名，增强文章的战斗力和幽默感。他曾说：“我在私塾里读书时，对过对，这积习至今没有洗干净，题目上有时就玩些什么《偶成》，《漫与》，《作文秘诀》，《捣鬼心传》，这回却闹到书名上来了。”寿镜吾还很注重对学生基本功的训练，他设有习字课，每天中午放学前布置学生写一张大字，然后精心批改，详加指导。严格的训练，使鲁迅从小练就一手出色的毛笔字，当我们看到鲁迅当时手抄的《镜湖竹枝词百首》、《二树山人写梅歌》等手稿，那工整秀丽的书法，令人赞叹不已。难怪郭沫若说：“鲁迅先生亦无心作书家，所遗手迹，自成风格。”这些成就的取得，显然与寿镜吾的严格教育、精心培养密不可分。
寿镜吾的“质朴”，还表现在他品行端庄，富有正义感。他一生嗜书如命，有时向人借书，极守信用，借期一到，立即归还，且倍加爱惜，毫不损坏。
他“治学教人，从不以高第做官为可贵，而以学为明理，行先克己，做到言必顾行，行必顾言”。他待人诚恳，以礼相见，从不赤膊见客，认为这是对客人的不尊重，不礼貌。遇到有害社会公德之事，寿镜吾能仗义执言，不畏权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