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的价值是由它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货币也是商品，正是因为它有价值才可以充当交换媒介，而不是它可以充当交换媒介才有价值。
梁启超的价值观还受到了供求价值论的影响。他说：“夫物价之理，不外缘供求之剂以为差率，供过求则时价落，求过供则时价腾，百物皆然，而货币亦不能外者也。”货币价值也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涨落，“一国货币太多，则价必日落，不独银币为然也，即金币亦有然”。我们知道，劳动价值论并不否认供求关系，供求关系的确对价格的变动有重要的影响。
但是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围绕价值随供求关系而上下波动，使价格与价值发生偏离。“供求价值论”永远无法说明当市场上供求平衡时，商品的价值由什么来决定。
梁启超不了解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供求价值论之间的本质。与此相联系，他不能区分价值和价格两个概念，也不懂价值尺度和价格标准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在他那里，价格与价值是混用的。我们从梁启超论述货币的职能时，比较清除地看出这一点。他对货币的职能进行了分析：“货币之职务有四：一曰交易之媒介，二曰价值之尺度，三曰支应之标准，四曰价格之储藏。”“货币之职务四，曰交易媒介，曰价格尺度，曰借贷用具，曰价值蓄藏。”无论是哪种表述方式，都不能科学地表述货币的职能。
在货币的流通手段、价值尺度、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四种基本职能中，梁启超认为最主要的是价值尺度，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在表述时却说：“货币最要之职务”，在于“价格尺度”，“凡一切物价皆比于货币以为标准焉。
夫必先自有其一定之价格，然后能为一切价格之尺度，此不易之理也”。在这里，“价值”与“价格”，“价值尺度”与“价格尺度”等经济学范畴混杂使用，恰恰说明梁启超在价值论问题上含混不清。
五、“20世纪”两大“最新经济学说”之一：垄断资本主义
梁启超把“生计界之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视为20世纪初在西方社会联袂出现的两大最新经济学说，“近二十年来世界大势的趋向”，便是生计“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出现，“一则为政府当道之所凭藉，一则为劳动贫民之所执持”。当然，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看，这二者之间并不构成并列关系。但从西方经济发展的历史看，垄断资本主义现象与社会主义学说的产生却有着密切的关联。梁启超对垄断资本的最初形式托拉斯（今译托拉斯）进行了分析。
1.垄断资本产生的历史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勃兴与发展，工业生产迅猛集中，垄断组织与日俱增，对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垄断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梁启超从经济学说发展的角度，认为这是对自由经济理论的反动，“当十六七世纪时，生计学上重金主义盛行。法之哥巴、英之克林威尔等，皆厉行于涉，国以骤强。全欧艳之，转相仿效，既而不胜其敝。
逮十八世纪之半，重农派之学说起，颇倡自由。斯密亚丹《原富》出，益畅斯旨”。从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国民的取向看，自由主义成为当时的主导思想，“百年以来“自由竞争”一语，几为计学家之金科玉律。故于国际之通商，自由也；于国内之交易，自由也；于生产制造贩卖种种营业，自由也。
劳力者以自由而勤动，资本家以自由而放资。上自政府，下及民间，凡一切生计政策，罔不出于自由。斯密氏所谓供求相剂，任物自已，而二者常趋于平，此实自由竞争根本之理论也”。自由主义带来经济社会的巨大变革，梁启超充分肯定了这一点，因为在自由竞争的推动下，“生产家不得不改良其物品，低廉其物价，以争贩路；以是之故，不得不求节减其生产费，扩充其生产力。复以是故，新式机器之发明，技术意匠之进步，相缘而生焉。以物价之低廉也，增加需用者之购买力；以物品之改良也，增加其物之利用价值。以汲汲谋扩张贩路也，故交通机关（即轮船铁路等）随而扩张，而供给日以普及。复以是故，生产家之规模愈大，其所需劳力愈多；劳力需多，则庸率愈腾；庸率腾而劳动社会之精神形质，俱以进步。复以是故，制造家之需原料品也愈渴，竞于购买，故原料价腾；价腾故农虞诸业皆食其利。如此则于全国全社会种种方面，互添活力，而幸福遂以骤进”。
所以，梁启超讲，“论者谓19世纪之文明，无一不受自由竞争之赐，非过言也”。
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竞争也带来了深重的后果，梁启超从哲学的意义上讲，“天下事利之与弊，每相倚伏，自由竞争之过度，其病国病群也”。自由竞争带来的无政府状态使西方国家必然寻求救弊之路。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应运而生。
与盲目竞争的资本主义不同，梁启超把垄断资本主义的初始表现形态托拉斯称为“自由合意的干涉”也。所谓“自由合意的干涉”，首先是自由资本主义竞争发展的必然。梁启超分析说：“自机器之制造日益精，运输之交通日益便，而竞争日剧一日”，“物品务改良，物价务低减，于斯时也，营业家不能不一改其目的，不求利益之高也，而惟求利益之多。即昔者以每月他之产物，能博百金之赢利者，今已不可复望，毋宁以每月万金之产物，而求博五六百金之赢利。故生产物不能不增加，实此趋势迫之使然也。”
试图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至少必须具备以下八个条件：“（一）必置备最大、最新、最良、最敏之机器。（二）必使用多数精练之职工，乃能利用此机器，而节减生产费。（三）必需用原料品愈多，然后购买之时，其价能较廉。（四）必资本大，信用坚，然后欲借外债，其息较微。（五）必资本大，然后机器及工场，乃可以随时进步改良。（六）必设法利用废物，制造所谓补助物品、副产物品者。然后劳费少而结果多。（七）必设法使分业以愈趋精密。职工尽其所长。（八）必设法节减贩卖费用，而因以侵略外国市场。”从上述的八个条件中可以看出，“非有大资本者，不能优胜于竞争，至易明也。”所以，资本主义发展到19世纪，个人独立之小商渐次绝迹，“相率而走集于有限公司（日本所谓株式会社之旗下”，“于是而第三等之工业全败”。但是，资本的集中和资本的大小总是相对的，“以十万者与百万者遇，而十万者必不支；以百万者与千万者遇，而百万者亦终必不支”，如果任自由竞争的无限发展，“大食小、大复食大者”，社会的“第二等之工业亦将全败”。这种竞争的结果必然导致社会经济的极大破坏。在一定意义上，垄断资本主义是消解无政府竞争的逻辑选择，“生计界之恐慌不可思议，而全社会必受其病，故非有所以联合之而调和之，则流弊遂不知所届，此托拉斯之所由起也”。
当然，梁启超也承认垄断资本主义并不能消除竞争。但这种竞争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竞争有重大的区别：“彼以更大之资本而立新公司者，非使他公司毙于其马前而不能自立也。托拉斯者，是使旧有之诸公司，悉逃其害，而共蒙其利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托拉斯是“平和之战争”，“自由合意之于涉”。
2.对西方关于托拉斯利与弊的介绍
在最早组织托拉斯的美国，人们视托拉斯为“怪物”、“猛兽”，各阶层人们都关注它的发展。托拉斯究竟为何物？美国社会议论纷纷，“政府之焦虑，学者之讨论，民间各团体之所哗嚣调查，新闻纸上所研究争辩，举全国八千万人之视线，无不束于此一点”。当时的中国人并不知托拉斯为何物，对垄断经济理论也很陌生。其时正在美国访问的梁启超，全面地总结了美国人的争论，及时向国人介绍了美国人在托拉斯问题上的态度。
他把美国理论界的观点分为三种：
第一，“以托拉斯为适应于现今生计界，实天然使然，无可逃避”，所以，他们详细论述了托拉斯的“起源、利益、流弊”，并且“谋所以补救之法者”。主要着作有有：Jenks的The Trust Problem；Harpes的Restraint of Trade；Collier的Trusts以及Halle的Trusts and Industrial Combination inUnited States。
第二，“攻击托拉斯者”。主要着作有：Ely的Monopolies and Trust和Clark的Trusts。
第三，“颂扬托拉斯，谓其功德巍巍，为全社会各阶级人之利益者”。
其中以Gunton的Trusts and the Public为主要代表。此外，美国政府有关托拉斯的大量调查报告书及托拉斯会议议事录也为他全面介绍托拉斯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梁启超参照美国学者的评议，依据经济学的经济效益理论，充分肯定了托拉斯有利于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一面。他说：“生计学有最普遍最宝贵之公例一焉，曰以最小率之劳费易最大率之利益是也。而托拉斯则达此目的之最善法门也。故托拉斯之功德，皆当于此焉求之。”按照这一原则，梁启超详细罗列了以下十二项优点。
第一，托拉斯可以得廉价的原料品。“购买各物品，其同时多购，且定期常购者，则比诸常价必较廉，此尽人所能解也。而惟营业之规模愈大者，乃能享此独优之资格。”针对那种原料品生产家可能因此会反受其害的观点，梁启超分析说：“吾有物而售诸人，与其售十数次而价稍昂，毋宁售一次而价稍杀”。因为“其所费之劳力，所费之时日，不足以相偿也。故供者无丝毫之损，而求者有莫大之益”。
第二，托拉斯可以善用机器而尽其所长。“考美国诸托拉斯之成立也，往往收缩旧有之工厂，减其机器之数，而所制产物品，比诸畴昔有增加而无减杀。由此言之，是前此旧工厂之用机器，有未尽其力者存也。而此力者，前此则弃于地，而今乃收其用也。”“前此以八十分之资本，庀置器械，而仅得此利益者，今乃以十二分之资本，可以获之。而所余之六十八分，则流通之于他处，以为别种生产之用。其有稗于社会之总额，不亦大耶？且机器日新月异，新者出则旧者殆废。苟非结构之大，母财之雄，则欲易新者而不能逐时而迁，欲仍旧者而不能与外相竞，是两困之道也。欲免此困，非托拉斯末由。”
第三，托拉斯可以使社会分工更趋合理。“生计学上分业之理，自初民时代而已行，然其粗疏与精密之等级，即文野所由分也。自机器日出之后，分业之细，已远优于前代。托拉斯行，以其巨大之资本，伙多之工场，故得分之愈精，而其利愈着。”
第四，托拉斯可以提高原材料的利用率。梁启超称之为托拉斯可以“制造附属副产物，使无弃材也”。举例说，以前，从事煤油生产的企业“惟取其精以供灯火用，其余所弃之渣滓，殆将过半，仅投诸汽炉以代薪炭。
自托拉斯成立后，乃更谋所以利用之。几经研究，乃制出擦机器油及巴拉芬洋蜡之两种副产物，于是全工场无弃材，而公司岁入之值，此两种副产物，殆与正产之煤油同额。其余次等之副产物，尚三百种。近年煤油之价日廉，其原因盖在于是。”“非托拉斯不能。盖孤立之公司，其资力实不足以兼及也。”
第五，托拉斯能减少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梁启超认为，这是“托拉斯之最大利益”，也是“左右袒者剧争之焦点也”。按照斯密的理论，市场经济的运行有其内在的规律，“供求相剂，任物自已，而二者常趋于平，此固生计学上不易之公例乎”。但经济的实际运作并不像斯密的学说那般轻松，即使靠“看不见的手”实现供求之间的平衡，但从不平衡到达平衡却要付出较大的代价。梁启超分析说，“社会者流动而不静止者也。当其方平也，不转瞬而旋复畸于一，畸固未有不近于平者矣。然或畸一年数月而返，或畸十数年而犹未返；或畸至小差而返，或畸至极敝而后返。则恒视其社会之状态、国民之性质与夫外界之刺激以为差。
夫使畸至极敝而后返焉，及其既返，则平固也。而将平未平之际，其惨状有不可胜言者。如供过于求而欲返其平，则舍同业者之休歇倒闭，岂有他术哉？供过求者倍，则现时同业者，必倒歇其半，然后平乃可得复；供过求者二倍，则现时同业者，必倒歇其四之三，然后不可得复。及其平也，而一国之资本，耗蚀者几何，一国之劳佣，失业者几何矣。”此时便是经济学上的经济危机时期，“生计家名之曰“恐慌时代””。而托拉斯的产生，却可以使生产有一定的计划性，“托拉斯者，以其供给本业消费额之过半，故于人民之嗜好，需用之多寡，及市场之情状，皆能了然。本公司之岁产几何，与本公司竞争者，其岁产几何，皆可测知。故能使社会之所求，与我之所供，随时相剂，而不至有过度之患。托拉斯之对于生计界，对于一般社会，其功德莫臣于是。”
第六，托拉斯能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国际市场的扩张。“彼以资本之巨，故长袖善舞之乐，凡与本公司有密接关系之事业，一切皆自营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