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文章中的确有过分推崇垄断经济的一面，这也是当时西方经济社会的主流话语。梁启超的贡献不仅是把握住了西方经济理论的主脉，重要的是他对托拉斯的弊端也保持了高度的警惕。他辩证地指出：“平心论之，则托拉斯之功绩，固不可没，其流弊亦不可不防。故美国当今政治家，以此为独一无二之大问题，其争论之剧烈，始与前此禁奴非禁奴之问题相等。十年以来，屡布禁令，而其成效乃若彼。于是乃不得不思变计，求以适宜之方法。直接间接以监督之，以防垄断之弊于未然，此近日舆论所最龈龈也。”梁启超将美国对于托拉斯政策之沿革，整理为五种主张：禁托拉斯；公认托拉斯，听其自由；取托拉斯悉为政府官业或为公共事业；国家实行监督权，直接间接以干涉托拉斯事业；关税政策。这五种主张中，梁启超赞成通过国家实行监督权以“直接间接以干涉托拉斯事业”的政策。国家的监督权主要表现为：
（一）使托拉斯公布其营业之账目。
（二）国家有严行监督之全权，若认为有妨公益，得以政府之命解散之。
（三）当托拉斯初设立时，其各旧公司之财产估价，由政府严行监督。
（四）凡有妨于通商交易之自由者，一切严禁。
（五）国家检查托拉斯制出之品物，察其良窳而证明之，以保护公众消费者。
（六）使托拉斯随时设法增给佣率。
（七）对于托拉斯设特别之课税。
美国行使监督权必须经过法律的手段，梁启超特别肯定了这一点，“千九百年，美国下议院之托拉斯调查委员会，提出救治法案于议会。乃改正宪法，授议会以监督托拉斯之全权，将前此条例废弃之”。其条款如下：
（一）托拉斯制出之物品，由该省政府检查，加以烙印或他种标识。
（二）其无烙印及标识者，不得私相接受，犯者政府没收之。
（三）凡公司之有资本金一百万元以上者，及所消货物每年在一百万元以上者，皆须将其年结征情录呈于政府。
（四）凡交通事业之公司，（按即轮船铁路之类）代托拉斯运送货物者，无论运诸国内，运诸国外，政府得以便宜行事节制之。
（五）凡托拉斯及名为公司实托拉斯者，其职员不得用邮船。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尚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而反复论证西方社会的垄断资本主义问题，梁启超的主要意图首先是警惕西方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以美国为例，垄断资本的产生“原以救生产过度之敝，使资本家得安然享相当之利益。十年以来，其组织日巧密，其督理日适宜，遂使美国产业界增数倍活力”，“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使美国全国之总殖，进步复进步”。但是，“昔之患生产过度者，今转而患资本之过度”。在国外寻求新的市场成为必然的选择，“故美国人之欲推广业场于海外，如大旱之望云霓，其急切视欧洲诸国倍蓰焉。由此以谈，则美国近来帝国主义之盛行，其故可知矣”。梁启超指出了帝国主义经济扩张的内在原因，“天下事惟起于不得已者，其势力为最雄伟，而莫之能御。美国之托拉斯，由生产过度之结果也；其帝国主义，又托拉斯成立以来资本过度之结果也。皆所谓不得已者也。虽欲御之，乌从而御之？呜呼！君子观于此，而知美国进取之方略，必不徒以区区之古巴、夏威夷、菲律宾自画焉矣”。梁启超告诫国人，“勿以此为市侩之事业，大雅所不道也。更勿以为对岸火灾，非我远东国民所宜厝意也”，“二十纪以后之天地，铁血竞争之时代将去，而产业竞争之时代方来。于生计上能占一地位与否，非直一国强弱所由分，即兴亡亦系此焉”。
美国经济发展已由“国内托拉斯，今乃进而为国际托拉斯。彼摩尔根攫大西洋航路之全权，其最着者也。至如煤油托拉斯，近亦西吞俄罗斯，东袭日本矣。以此趋势，不及十年，将被靡于我中国”。如果对这种现象茫然不解，任凭事态的发展，“苟如是也，则吾民将欲自争其权利于万一，惟有结劳动社会，作同盟罢工，丐余沥于彼等之马前耳；苟如是也，吾不知吾民之复何以聊生也！”如果“抑我国中天产之重要品，若丝，若茶，若皮货，其制造之重要品，若磁器，若织物，苟以托拉斯之法行之，安见不可以使欧美产业界瞠热变色也？而惜乎我国民之竟不足以语于是也。吾介绍托拉斯于我国，吾有余痛焉耳！”。爱国之情，溢于言表。
六、“20世纪”两大“最新经济学说”之二：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梁启超比较早地接触到社会主义学说，是近代中国“最早在中国刊物上系统介绍、称颂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启蒙思想家。而且在学理层面，他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没有恶感。早期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介绍集中在以下几篇文章中。
1902年10月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提及到“日耳曼”的社会主义之泰斗马克思。他借本杰明·吉德（即旧译颉德）的话介绍说：“今日之德国，最占优势之两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尼志埃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之劣者所钳制。
二者虽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1902年，梁启超在《自由书·干涉与放任》一文里论述了18世纪及19世纪上半期，资本主义采取放任主义“自由竞争”，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于是近世所谓社会主义者出而代之。社会主义者，其外形若纯主放任，其内质则实主干涉者也。将合人群使如一机器然，有总机以纽结而旋掣之，而于不平等中求平等。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20世纪也明矣。故曰：20世纪为干涉主义全胜时代也”。
1904年梁启超在《自由书·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开宗明义地写道，“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概括其最要主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麦喀士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土地而组成之者也””。
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梁启超把“生计界之帝国主义”即托拉斯与社会主义视为同时出现的最新经济学说。1904年他在《20世纪之巨灵托拉斯》中，进一步探讨了资本主义托拉斯与社会主义的联系。他说，“近世社会主义之盛行也”，“以保障多数劳动者之权利”，而“托拉斯者，则资本家权利之保障也。资本家与劳动者，方为两军对垒之形，作短兵相接之势，宜若两物者不能并容”。国内对梁启超的学术思想颇有研究的学者蒋广学认为，在这篇文章里，梁启超对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质和产生作出了近乎科学的分析。他引证了梁启超关于托拉斯和社会主义产生的有关论述：“自由竞争之过度，其病国病群也。”“自机器大兴，生产力骤增，而消费力岁进之速率，不足于应之。于是生产过羡，物价下落，不知所届。小资本家纷纷倒闭，而大资本家亦綦惫矣。
然其弊固不徒在资本家而已，即劳力者亦随而殃及。何以故？以竞争之故，势不能不廉其价以网顾客，然欲以廉价而购原料品，势固有所不可也，则不得不减劳力者之庸率（工资——引者注），而延长其操作之时刻，或用妇女儿童，使为过度之勤动。彼非必好为若是，而为达竞争之目的，迫之不得不尔尔也。加以小资本家，力不克任，相次倒闭，弱肉强食，兼并盛行，于是生计界之秩序破坏，劳力者往往忽失糊口之路，势亦不得不乞怜于彼之能堪剧争之大资本家，故大资本家从而垄断焉。庸率任意克减，而劳力者病；物品复趋粗恶，而消费者病；原料任其独占，而生产者亦病。此近世贫富两级之人，所以日日冲突，而社会问题所由起也。于斯时也，乃举天下倦自由，而复讴歌干涉，政于学理上而产出所谓社会主义者，于事实上而产出所谓托拉斯者。社会主义者，自由竞争反动之结果；托拉斯者，自由竞争反动之过渡也。”
蒋广庆分析说，梁启超的上述言论“与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分析不仅思想相类，甚至连文字都十分相近”，“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恩格斯正是从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出发，分析了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全社会生产的无政府性与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矛盾，必然造成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从而加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导致社会主义的产生。不仅如此，关于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前夜的思想，恩格斯生前虽有提及，但只是到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中才完整地提出，而梁启超在1904年已经作了近乎科学的分析，其思想之深邃，不能不使后人感佩”。
笔者十分赞同蒋广庆的上述分析，按照梁启超在该文中的一段话：“而观夫近今社会党人之生计学者，其论托拉斯也，不惟无贬词，且以合于麦喀士之学理，实为变私财以作公财之近阶梯，而颂扬之。”从这里可以推断，梁启超至少接触过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另外，从1906年前后梁启超与革命党人有关社会革命的论战中，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产生的背景的分析也是深刻的。其代表作《杂答某报》对此作出了集中的说明。
当然，欧洲刮起的社会主义风暴与当时经济社会的变革分不开，在一定意义上，这是英国工业革命后的产物。从经济学说的发展看，社会主义又与自由主义思想有着难以分解的联系，因为英国的工业革命毕竟从自由主义理论那里得到有利的理论支援，梁启超在当时就分析说：“及斯密亚丹兴，大攻击政府干涉主义”，表彰自由竞争，“谓社会如水然，任其自竞，则供求相剂，而自底于平”，“此论既出，披靡一世。各国政府，亦渐为所动，前此为过度之干涉者，一反而为过度之放任。其骤变之影响，既已剧矣。同时而占士·瓦特发明蒸汽（一七六九年），未几李察又缘之以发明纺绩器，于是斯密与瓦特之二杰，相提携以蹴踏旧社会，如双龙搅海，而工业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之时代以届。”对于经济思想与工业革命的关系，梁启超还分析说：“前此在工业组合制度之下，其物价或以习惯或以法律羁束之，若有一人忽贬价以图垄断，则立将见摈于同行而不能自存，于其物之品质亦然，大率一律，而竞争之余地甚狭。及机器一兴，生产额忽过前此数倍，非低廉其价值，改良其品质，则将无销售之途。”
社会既然呈现这样的变革，如果思想界“有新学说以为之援，则激变尚不致如是其甚”，然而，“适有自由竞争之学说出而为援，前此之习惯法律，一切摧弃，无所复用。制造家惟日孜孜，重机器以机器，加改良以改良，其势滔滔，继续无限，以迄今日；一般公众，缘此而得价廉质良之物；而社会富量，亦日以增殖，其功德固不在禹下。然欲制价廉质良之物以投社会之好，彼无资本者与有资者竞，则无资本者必败；小资本者与大资本者竞，则小资本者必败；次大资本者与更大资本者竞，则次大资本者必败。展转相竞，如斗鹑然，群鹑皆毙，一鹑独存。当其毙也，则感莫大之苦痛，牺牲无量数之资本，牺牲无量数人之劳力，然后乃造成今日所谓富者之一阶级”。“呜呼！一将功成万骨枯，今日欧洲之经济社会当之矣。然军事上一将功成以后，处乎其下者犹得有休养生息之时；经济上一将功成以后，处乎其下者乃永沈九渊而不能以自拔。此富族专制之祸，所以烈于洪水猛兽，而社会革命论所以不能不昌也。”工业革命带来了经济上的奇迹，也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和尖锐的阶级矛盾，理想的社会主义理论随之出现。
应该说，梁启超对社会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的认识和理解基本上是正确的。
当然，“社会革命”与社会主义并不是同一的概念，此时的梁启超也分不清社会主义与社会改良主义的区别，他所赞成的“社会主义之精神”，是指社会改良主义的有关政策，“略举其概，则如铁道、市街、电车、电灯、煤灯、自来水等事业皆归诸国有或市有也，如制定工场条例也，如制定各种产业组合法也，如制定各种强制保险法也，如特置种种贮蓄机关也，如以累进率行所得税及遗产税也，诸如此类，条理甚繁，别有专书，兹不具引”。
这些政策的核心是劳资调和，“夫铁道等归诸公有，则事业之带独占性质者，其利益不为少数人所专矣；制定各种产业组合法，则小资本者及无资本者，皆得自从事于生产事业矣；制定工场条例，则资本家不能虐待劳动者，而妇女、儿童，尤得相当之保护矣；制定各种强制保险法，则民之失业或老病者，皆有以为养矣；特置种种贮蓄机关，予人民以贮蓄之方便，则小资本家必日增矣；以累进率行所得税及遗产税，则泰富者常损其余量以贡于公矣。”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理论包涵着丰富的内容。梁启超则更多的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表述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他认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把各个民族国家联为一体，民族国家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息息相关。
个体生命在服务于本民族国家的同时，必须研究世界发展的大趋势。而今“我国人于世界的知识之缺乏，即我国不能竞胜于世界之一大原因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