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家购买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工人的劳动。李大钊把握了马克思关于劳动力商品的特点以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殊性的分析。他解释说，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有两个特点。第一，“工作的劳动属于资本家，工人不是为自己劳动，而是在资本家的监督下为资本家劳动”。“工人的工力（Labour force）为工银所买，与其本人断绝关系。
工银专以代表资本家偿他工力的物价，而资本家即保持自由处分这个物品（指工力）的权利于自己手中。工力价值的决定，与别的可以交易的物品相同。工力恰是一种物品，他的价值也是由那于他的生产所必需的劳工时间数目决定。”而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如何决定呢？李大钊认为“生产工力所必需的工量（Labour quantity），是一种稍觉奇异的话，初究马氏学说的人，最难领会其旨趣。但是必须领会，才得了解马氏的经济学说。实在稍加研究，觉得这种见解也并没有什么稀奇。
设若拿一个机械的活动代替一个工人的劳工，执一个工程师，问他这架机械要多少维持费？他决不以为奇，并且立答以每时每日需多少吨煤炭，而煤炭的价值，又纯是代表那采掘煤炭的一定人工的总积。我们把煤炭换成劳工去说明他，又有什么难懂呢？”劳动的价值大于劳动力的价值，即“维持工力所必要的物品的价值，永不能与那工力的生产的价值相等。例如一日维持工力所必要的物品的价值，决不能与十小时工力的价值相等，或且不抵五小时。在模范状态下的人类工力，常足以生产比他所单纯消费的物品的价值多”。
李大钊接着分析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第二个特点，即劳动的产品不归工人所有，而是归资本家所有。“工人所生产的价值，全部移入资本家的手中，完全归他处分。而以其一小部分用工银的名目还给工人，其量仅足以支应他在生产此项物品的期间所消用的食品，余则尽数归入资本家的囊中。生产物的售出，其价与十小时的工力相等，而工人所得，则止抵五小时工力的价值。其余五小时工力的价值，马氏叫作“余值”（Surplusvalue）。”“这生产“余值”的额外时间，于工人本身一文不值的工力，马氏叫作“余工”（Surplus labour）。”这里的余值，就是马克思多说的“剩余价值”；“余工”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剩余劳动”。按照马克思对商品的生产过程的科学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不同于一般商品的生产过程，在于一般商品的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生产过程的统一，而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实质上是以劳动过程为手段，以价值增值过程为目的的生产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的劳动属于资本家，劳动产品为资本家所有。李大钊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特点的介绍分析，可以看出他准确把握住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他总结说：“余值既全为资本家的掠夺品，那工人分外的工作，就是余工，便一点报偿也没有。刚是对工人的能力课额外的汗血税，而为资本家增加幸运，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秘密，这是资本主义下资本家掠夺劳工生产的方式。”而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动机和惟一目的，是资本主义的实质。资本家无论是通过“尽力延长工作时间，以求增加余工时间的数目”，还是通过“尽力缩短生产工人必要生活费的时间”，“他们想了种种方法”，其目的就是为了达到“增大余值”的目的。李大钊高度评价说：“解析这些方法，揭破资本主义的秘密，就是马氏学说特色之一。”
李大钊根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抨击了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
马氏的论旨，不在诉说资本家的贪婪，而在揭破资本主义的不公。因为掠夺工人的，并不是资本家，乃是资本主义，工银交易的条件，资本家已经全然履行。你得一份钱，他买一份货，也算是公平交易。既然许资本主义与自由竞争行于经济界，这种结果是必不能免的。资本家于此，固极愿购此便宜物品，因为他能生产比他自身所含价值还多的东西。惟有这一班可怜的工人，自己把自己的工力象机械一般贱价给人家，所得的价格，仅抵自己生产价值之半，或且不及其半，在法律上经济上全没有自卫之道，而自己却视若固然。这不是资本家的无情，全是资本主义的罪恶！
相对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的详细分析，李大钊对马克思的“资本集中说”的介绍比较简略。他认为马克思把资本不断集中和积聚的趋势称谓“资本集中论”。认为随着“近代科学勃兴，发明了许多重要机械，致人类的生产力逐渐增加，从前的社会组织，不能供他回翔，封建制度的遗迹，遂全被废灭。代他而起的，乃为近代的国家。于是添了许多新的交通手段，辟了许多新的市场。这种增大的生产力，得了适应他的社会组织，得了适应他的新市场。随着公债的成立，又发生了好多的银行和商业公司，更足助进产业界的发展。从前的些小工业都渐渐的被大产业压倒，也就渐渐的被大产业吸收了”。这种产业组织不断变动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把资本都集中于一处，聚集在少数人的手中。于是产业界的权威，遂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
李大钊所处的时代世界资本的集中已经比较明显，并出现了李大钊所说的托拉斯与卡特尔等国家垄断组织，这些资本集中的结果“在马氏当时，虽未发生，到了现在，却足作马氏学说的佐证”。因此，对马克思的“资本集中”学说的科学性并不需要太多的说明。但资本集中的另一个重要结果则是李大钊所特别强调的。在他看来，资本集中一方面带来了资本家生产组织扩大的趋势，但资本集中又带来了工人阶级生活更加贫困化的趋势。工人“因受这种新经济势力的压迫，不能不和他们从前的财产断绝关系，不能不出卖他自己的劳力，不能不敲资本家的大门卖他自己的人身”，这是因为在资本集中的趋势下工人“从前卖自己手造的货品的日子过去了，封建制度和基尔特制度的遗迹都消灭了，他们不卖自己的筋力别无东西可卖了！”“少数资本家的工厂，就是多数无产阶级的大营”，“他们的事业成功了，工人的运命也就沉落在地底了！”
李大钊难以掩饰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生活状况的同情。这种不合理的制度自然应该被一种新的制度所替代，而资本主义制度被新制度替代的因素又是随着资本的集中而孕育成熟的，资本的集中为资本主义准备了掘墓人。李大钊依据马克思对资本的积累和资本积聚的历史趋势，进行了一番结论性的论说：
资本主义是这样发长的，也是这样灭亡的。他的脚下伏下了很多的敌兵，有加无已，就是那无产阶级。这无产阶级本来是资本主义下的产物，到后来灭资本主义的也就是他。现今各国经济的形势，大概都向这一方面走。大规模的产业组织的扩张，就是大规模的无产阶级的制造。过度生产又足以缩小市场，市场缩小，就是工人超过需要，渐渐成了产业上的预备军，惟资本家之命是听，呼之来便来，挥之去便去。因为小产主的消灭与牧业代替农业的结果，农村的人口也渐集中于都市，这也是助长无产阶级增长的一个原因。无产阶级愈增愈多，资本愈集中，资本家的人数愈少。
从前资本家夺取小手工小产业的生产工具，现在工人要夺取资本家的生产工具了。从前的资本家收用手工和小产业的生产工具，是以少数吸收多数压倒多数，现在工人收用资本家的生产工具，是以多数驱逐少数，比从前更容易了。因为无产阶级的贫困，资本家在资本主义下已失救济的能力，阶级的竞争因而益烈。竞争的结果，把这集中的资本收归公有，又是很简单的事情。“善泅者死于水，善战者死于兵。”凡物发达之极，他的发展的境界，就是他的灭亡的途径。资本主义趋于自灭，也是自然之势，也是不可免之数了。从前个人自有生产工具，所以个人生产的货品当归私有，现在生产的形式已经变为社会的，这分配的方法，也该随着改变应归公有了。资本主义的破坏，就是私有财产制的破坏。
因为这种财产，不是由自己的劳工得来的，是用资本主义神秘的方法掠夺他人的辛苦得来的，应该令他消灭于集产制度之下，在资本主义未行以前，个人所有的财产，的确是依个人的劳工而得的。现在只能以社会的形式令这种制度的精神复活，不能返于古昔个人的形式了。
因为在这大规模的分工的生产之下，再复古制是绝对不可能。只能把生产工具由资本家的手中夺来，仍以还给工人，但是集合的，不是个人的，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得和他劳工相等的份就是了。到了那时，余工余值都随着资本主义自然消灭了。
从上述的引述中，可以看出，李大钊通过对马克思《资本论》的介绍，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论述中，找到了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内在原因。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两年后，李大钊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做了一次《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公开讲演，在讲演中，李大钊更加明确地表述说，“在资本主义发达中，产生了一种新势力”，这种新势力，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之发生，恰如鸡子在卵壳里发生一样。“社会主义”之想打破资本主义的制度，亦恰如鸡子之想打破卵壳一样。卵壳打破，才能产生一个新生命；卵壳打破，才能产生一个新局面”。“到鸡子已经发生成熟的时期，便非打破这壳不可。”
3.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发现，李大钊掌握了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替代的内在规律。那么中国是否已经具备社会主义的条件呢？
李大钊对此虽然没有详细论述，但在20年代初曾多次给予正面的回答。
首先是从生产组织的角度。他认为，“要问中国今日是否已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须先问世界今日是否已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倾向的经济条件”，“因为中国的经济情形，实不能超出于世界经济势力之外”。
按照他的分析，“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中国虽未经自行如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而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苦痛”。另外，“中国国内的劳资阶级间虽未发生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此外，以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看，世界上主要的国家“已经由自由竞争发达到必须社会主义共营地位”，而我们仍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在这种形势下，中国“要想存立，适应这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有成”。所以“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
既然中国发展社会主义要依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背景，那么，中国工人阶级能否加入到世界无产阶级队伍中进行反抗资本家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呢？李大钊十分关注中国劳工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后，李大钊随即发表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的专题论文，指出中国现代思想的变动趋势，应该从经济上进行解释。由于“中国既受西洋各国和近邻日本的二重压迫”，“中国的农业经济挡不住国外的工业经济的压迫，中国的手工产业挡不住国外的机械产业的压迫。国内的产业多被压倒，输入超过输出，全国民渐渐变成世界的无产阶级，一切生活，都露出困迫不安的现象。在一国的资本制下被压迫而生社会的无产阶级，还有机会用资本家的生产机关；在世界的资本制下被压迫而生世界的无产阶级，没有机会用资本国的生产机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