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中国近代道德变动原因当属最早接受了唯物史观的李大钊。早在陈独秀主张“伦理的觉悟”后不久，李大钊就发表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对伦理道德问题提出了唯物史观的解释。
他说：“近几年来常常听关心世道人心的人，谈到道德问题”，只有进入十九世纪后在道德问题的理解上才有了学理的依据。从道德的起源上，他认为“道德这个东西不是超自然的东西，不是超物质以上的东西，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他的本原不在天神的宠赐，也不在圣贤的经传，实在我们人间的动物的地上的生活之中。他的基础就是自然，就是物质，就是生活的要求。简单一句话，道德就是适应社会生活的要求之社会的本能。”如果这种对道德本质的解释还主要是借鉴了达尔文思想的影响，那么，李大钊在文章中进一步分析说：“道德何以因时因地而生种种变动？
以何缘故社会的本能之活动发生种种差别？说明这个道理，我们要用马克思一派的唯物史观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旨就是“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在物理上物质的分量和性质虽无增减变动，而在经济上物质的结合和位置则常常变动。物质既常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就随着变动。所以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不能限制经济变化物质变化，而物质和经济可以决定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文章的最后，李大钊总结说，第一，“道德是有动物的基础之社会的本能，与自己保存、种族繁殖、性欲母爱种种本能是一样的东西。这种本能是随着那种动物的生活的状态、生活的要求有所差异，断断不是什么神明的赏赐物”。
第二，“道德既是社会的本能，那就适应生活的变动，随着社会的需要，因时因地而有变动，一代圣贤的经训格言，断断不是万世不变的法则”。第三，“道德既是因时因地而常有变动，那么道德就也有新旧的问题发生。
适应从前的生活和社会而发生的道德，到了那种生活和社会有了变动的时候，自然失了他的运命和价值，那就成了旧道德了。这新发生的新生活新社会必然要求一种适应他的新道德出来，新道德的发生就是社会的本能的变化，断断不能遏抑的”。第四，“新道德既是随着生活的状态和社会的要求发生的，就是随着物质的变动而有变动的，那么物质若是开新，道德亦必跟着开新，物质若是复旧，道德亦必跟着复旧。因为物质与精神原是一体，断无自相矛盾、自相背驰的道理”。
随后，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中，李大钊开宗明义地指出：“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
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现在只把中国现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由经济上解释解释”。“中国以农业立国，在东洋诸农业本位国中，占很重要的位置。所以大家族制度，在中国特别发达。”而“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二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层构造”。“看那二千余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孟伦理，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那一样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那一样不是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那一样不是本着大家族制下子弟对于亲长的精神？”而“孔子的学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二千余年的缘故，不是他的学说本身具有绝大的权威，永久不变的真理”，是“因他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
然而，“时代变了！西洋动的文明打进来了！西洋的工业经济来压迫东洋的农业经济了！孔门伦理的基础就根本动摇了！因为西洋文明是建立在工商经济上的构造，具有一种动的精神，常求以人为克制自然，时时进步，时时创造。到了近世，科学日见昌明，机械发明的结果，促起了工业革命。交通机关日益发达，产业规模日益宏大。他们一方不能不扩张市场，一方不能不搜求原料。这种经济上的需要，驱着西洋的商人，来叩东洋沉静的大门”。尤其是“欧洲各国的资本制度一天盛似一天，中国所受他们经济上的压迫也就一天甚似一天。中国虽曾用政治上的势力抗拒过几回，结果都是败辱。把全国沿海的重要通商口岸都租借给人，割让给人了。
关税、铁路等等权力，也都归了人家的掌握。这时的日本崛然兴起，资本制度发达的结果，不但西洋的经济力不能侵入，且要把他的势力扩张到别国。但日本以新兴的工业国，骤起而与西洋各国为敌，终是不可能。中国是他的近邻，产物又极丰富，他的势力自然也要压到中国上”，中国既受西洋各国和近邻日本的二重压迫，那么中国的经济特别是中国的劳工“所受的苦痛更多、牺牲更大”。所以，随着近代中国经济的变动，带来家族制度的崩坏，“我们可以晓得中国今日在世界经济上，实立于将为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地位。我们应该研究如何使世界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机关同中国劳工发生关系”。
既然把中国社会问题的分析视角自然引向了经济领域，那么必然要求经济科学的学理支援。
鸦片战争后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强权欺压，中国被动地卷入了“几千年未有之变局”。“处今日弱肉强食之世，非能竞于外者不可以为国，此稍有识者所同知也。”应该说，中国近代思想家对西方经济侵略下的中国面临的挑战产生了一种浓重的忧患意识并作出了积极回应，从“商战”到“心战”再到“学战”构成了当时的知识分子一条层层推进的救亡链条和应对策略。
王尔敏总结说：““商战”一词，既经流布，辗转思维探讨，居然又引申出“心战”之新词。以“商战”之竞胜，凭恃知识学问之精近，根本实在于智力之竞胜。然智力之培育，因教育与学习而见增长，遂又自然引申出“学战”观念。”对“学战”的不同表达又能反映出思想家不同的学识修养和对世局认识程度上的差异。从中国近代思想家的精神追求来看，国家的富强不仅需要经济知识，更需要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说，只有这种探索国富增长原理和社会更替的原因的学说才能够对国民生计的危机和中国经济走向提供最具说服力的解答。
问题是近代中国应该选择哪一种经济学说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从西方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看，西方的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古典经济学、庸俗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曾被介绍到中国，但成为主要介绍对象的却是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论战焦点的则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换言之，在中国近代救亡思潮中，从经济学的角度引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并用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分析中国的现状，这是近代中国一个重要的思想救亡的脉络。本书正是沿着中国早期思想家追求救国真理的脚步，从经济思想的角度看中国早期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说的理解和对社会主义合理性的初步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