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关于学科的名称。梁启超称：亚当·斯密着作的“原名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译言考究国民之富之天然及原因也”，即“为政术理财学（英文Political Economy），中国未有此名词，日本人译为经济学，实属不安。严氏欲译为计学，然亦未赅括。姑就原文政治与计算两意，拟为此名，以质大雅之鼻祖。西人推崇之者，至谓此书出版之日，即为此学出世之日。虽其言未免过当，要之使此学确实成为一完全独立之学科者，实斯密氏之功也”。梁启超既不同意日本学者把“考究国民之富之天然及原因”译为“经济学”，也不同意严复译为“计学”，主张译为“政术理财学”。
其二，关于严译的文笔。“吾辈所犹有憾者，其文章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繙殆难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例。况此等学理邃赜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僮受其益乎？”梁启超看重的是经济学在中国传播和普及的意义，认为“着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文人结习，吾不能为贤者讳矣”。
另外，梁启超还对严复提出了两点希望：“一曰将所译之名词，列一华英对照表，使读者可因以参照原书，而后之踵译者，亦得按图索骥，率而遵之，免参差以混耳目也。一曰着绪论一卷，略述此学之沿革，斯密以前之流派若何，斯密氏以后之流派若何，斯密氏在此学中的位置功德若何。”
应该说，严复把经济学译为“计学”，经过了“一名之立，旬月踟躇”般的审慎思考。斯密把政治经济学视为一门研究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学问，他具体解释说，“被看作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严复把这段话准确地翻译为“计学者，制治经国之学之一支。其所讲求者二：一曰足民食，次曰富国用。计学之所求，在君民各足而已。”在这段文字下，严复加按语评述说：“斯密氏计学界说如此，而后人病其浑侻”，“计学所有事者，实不外财富消长而已，故曰浑也。又足民富国者，本学之祈响，而所探讨论证者，财之理与相生相养之致。而斯密氏独标所求，不言所学，故曰侻也。”“浑”者，不清也；“侻”者，简易也。严复认为斯密的定义既含混不清，又不够周密，只是“聊用明旨，本非界说正门。”
他介绍了西方学者对计学的三种不同的定义：
当前计学界：“计学者，所以穷生财、分财、用财之理也。”
名学家：“计学者，所以讲鼓功、被物而兴易值之力理者也。”
英儒宾德门：“谓其术所以求最大之福，福最众之人。”
以上几种定义中，严复认为，计学界的解释把握了该学科的基本涵义，但是在逻辑学家眼里，“生、分、用三名多岐义”。逻辑学家的定义“进而弥精”，但是“非明格致者未易猝解矣。”无论那种解释，计学所研究的对象总是与“财富的消长有关”。为什么把西方有关“财富消长的”学问译为“计学”而不是“理财”之理呢？严复的回答是：“译此为计学，而不曰理财者，亦自有说。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计学，学也；理财，术也。术之名，必不可以译学，一也；财之生分理积，皆计学所讨论，非理之一言所能尽，二也；且理财，已成陈言，人云理财，多主国用，意偏于国，不关在民，三也。
吾闻古之司农，称为计相。守令报最，亦曰上计。然则一群之财，消息盈虚，皆为计事。此计学之名所由立也。”在《译事例言》的开端，严复又解释说：“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凡为料量经纪樽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故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必求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惬。
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虽计之为义，不止于地官之所掌，平准之所书，然考往籍，会计、计相、计偕诸语，与常俗国计、家计之称，似与希腊之聂摩较为有合……”
对于梁启超提到的学科名称问题，严复则坚持自己的主见。他首先从字源上肯定了以“计学”名称的合理性。认为“计学之名，乃从Economics字祖义着想，犹名学之名，从Logos字祖义着想。此科最新之作，多称Economics 而删Political字面。又见中国古有计相计偕，以及通行之国计、家计、生计诸名词。窃以谓欲立一名，其深阔与原名相副者，舍计莫从”。
另外，严复本着自己翻译西学的经验和体会，指出了不同文化交流中“正名”的困难：“正名定议之事，非亲治其学通澈首尾者，其甘苦必未由共知，乍见其名，未有不指为不通者也”，“学者试执笔译数十卷书，而后识正名定义惬心贵当之不易也”。针对《新民丛报》上有人主张中国经典着作中应有“Political Economics”的专用名词的意见，严复提出了自己看法，“计学之理，如日用饮食，不可暂离，而其成专科之学，则当二百年而已。故其理虽中国所旧有，而其学则中国所本无，无庸讳也。若谓中国开化数千年，于人生必需之学，古籍当有专名，则吾恐无专名者不止计学。名理最重最常用之字，若因果、若体用、若能所权实，皆自佛教东渐而后拈出，而至今政治家最要之字，如Right，如obligation，问古籍中何字足与吻合乎？”。严复在回信中，也对梁启超把“Political Economics”译为“平准学”表示了非议，认为：“执事今易平准之名，然平准决不足以当此学。盖平准者，乃西京一令，因以名官职，敛贱粜贵，犹均输常平诸政制。计学之书，所论者果在此乎？殆不然矣。故吾重思之，以为此学名义苟欲适俗，则莫若径用理财，若患义界不清，必求雅驯，而用之处处无扞格者，则仆计学之名，似尚有一日之长，要之后来人当自知所去取耳。”
严复的答复刊登在1902年《新民丛报》第7号。在此之前，《新民丛报》不断刊登有关经济学概念问题的讨论，梁启超也在不断修改关于经济学的译名问题。严复的答复已不限于梁启超最初提到的问题。从他的答书中也可间接地看到，此时梁启超的“经济学”观已由“政术理财学”转变为“平准学”了。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对严译《原富》的介绍，尤其是对“经济”的解释，引起了不少读者的兴趣和回应。署名“东京爱读生”的读者来信中询问，“贵报第一号绍介新着一门原富条下，于英文之Political Economy，欲译为政术理财学，比之日本所译经济学，严氏所译计学，虽稍确稍赅。然以四字之名，未免太冗，称述往往不便。如日本书中有所谓经济界经济社会经济问题等文，以计字易之固不通，以政术理财字易之亦不通也。此学者在中国虽无颛门，但其事为人生所必需，随文明而发达。吾中国开化数千年，古籍之中，岂竟无一名词足以当此意者？贵撰述博通群典，必有所见。乞悉心研搜，定一雅驯之名词以惠末学”。
对于这种见解，梁启超作了认真的答复，其基本内容是：
第一，梁启超接受了读者关于“政术理财学之名，冗而不适”的观点。
